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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及其影响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张至皋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自从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在欧洲,除马克思主义外,各种形形色色的“主义”都很流行,如改良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德莫克拉西主义等。如何使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群众,抛弃各种各样的幻想,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努力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组织革命团体,开展革命活动,必须提到议事日程。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了追求解放,寻找真理,谋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富强,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他们远涉重洋,直奔法、比、德、英、俄、美等国勤工俭学。其中赴法的人数最多,时间最早,成绩最大,影响深远。根据各省勤工俭学生委员会的调查和华法教育会名册登载的不完全统计,我国赴法勤工俭学生的人数,统共一千七、百八人①,其中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年去的,约计一千六百余人②。这些人中,著名的人物有:赵世炎、周恩来、刘伯坚、李富春、傅钟、蔡和森、邓希贤(小平)、聂荣臻、李立三、陈延年、陈毅、肖朴生(树棫)、林蔚、李慰农、穆清(树珊、冉钧、周贡植、李季达、熊锐、付烈、范易、林修杰、戴坤忠(重禄)、李畅英(大章)、李维汉、何坤(长工)、张伯简等同志,他们代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流,他们在欧洲开展的革命活动,为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早在旅欧党、团组织建立之前,蔡和森在法国就有宣传建立党、团组织的活动。一九二○年春,他赴法勤工俭学,为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之一。他在蒙达尼期间,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报章杂志和各国革命运动的书籍,“猛看猛译”。为“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③,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辩论会上,他明确地说:“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并一再强调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④。一九二一年三月,蔡和森和赵世炎同志一起,在蒙达尼郊区的一个树林里,尽情地交谈了三天,这对以后引导留法勤工俭学生加强团结,信仰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七月一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他和赵世炎等同志,共同讨论建立一个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统一领导的核心组织问题,后来,因忙于参加和领导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法国驱逐回国,他准备“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计划,没有实现。但他的这些思想,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为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在理论上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后来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中,建党方面的一个组成部分。
  赵世炎同志在赴法前后,就与国内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志有频繁的接触和密切的联系,并为筹建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在巴黎,他“不止一次地说,最可靠的发展方向是自己组织起来,储备力量,发挥力量”⑤。他一方面发起组织新的勤工俭学学会,使它成为团结教育勤工俭学生的组织。另方面,又和李立三、刘伯坚等同志成立劳动学会,“明确的提出要革命,第一步应先把华工组织起来”⑥,使劳动学会成为团结教育华工的组织。后来,他还在华工中组织了华工组合书记部、消费协社、工余读书会、创办油印刊物《华工周报》等,开展对华工的宣传教育。这些,对提高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群众的政治觉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二一年,通过三次大斗争(即“二·二八运动”、“拒款斗争”和“进驻里昂中法大学”),涌现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和革命团体(如:“工学世界社”、“劳动学会”、“勤工俭学学会”、“华工总会”等),为后来建立旅欧党、团组织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为建立一个统一的、严格的、崭新的共产主义组织作了必要的准备。
  同年冬,赵世炎、周恩来二同志发起建立新的、统一的“旅欧少年共产党”组织。在酝酿过程中,写信给李维汉、刘伯坚、傅钟、吴明、隆郅(即李立三)等征求意见。对于定名为“党”或“团”的名称,是有不同看法的。赵世炎同志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三十日写的信说:“关于青年团的事,……亟待你们在国内的帮忙、接济并答复”。又说:“党”和“团”在年龄上是有区别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大多数是青年,使用“团”的名称,更具有群众性。对于参加的成员,则“应极端严格”,不能低于党员的要求,“务求不遗漏”够条件的先进分子⑦。对于“工学世界社“的成员,必须用个人的名义正式履行手续参加,不能用全体成员的名义集体加入。赵世炎同志又写信给吴明,要他以“私人关系”,争取已开始放弃无政府主义的陈延年、陈乔年,帮助他们加入到青年团的队伍中来。至于在法国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虽然人数不多,但对他们要明确指出:“这个团体注定要变、要改、要动,如果我们不主动的往前去,就必定要被动朝后退”,让他们“每一人都应明白表示态度”⑧,争取靠拢团的组织。
  通过赵世炎、周恩来同志的积极筹备,六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空地上,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代表有旅法、德、比等国代表共十八人,代表三十八名团员。其中代表有:赵世炎、周思来、李富春、刘伯坚、陈延年,王凌汉、李维汉等。大会由赵世炎同志主持,会议开了三天,通过了章程,正式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旅欧华人中,公开树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成为团结、教育青年学生和华工群众的领导核心组织。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同志担任书记,周恩来同志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是党组织,而是团的性质。它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巴黎成立了。团组织中,凡是够条件的同志,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组织是团组织的领导核心,团里担任领导职务的成员,是党组织派出的青年党员担任的。当时,党组织是秘密的,团组织是半公开的。党组织宣传政策和主张,实际上是通过团进行公开活动的。对外是用团的名称,对国内党中央、团中央汇报工作,则是分开进行。旅欧党、团组织的机关,都设在巴黎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的小旅馆里,党、团活动是在一起的,领导机构是统一的。“旅欧党、团组织对训练工作抓得很紧。因为留法勤工俭学的很多人加入了团,奋斗的方向确定了,为了使大家更加坚定、更加明确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把训练工作提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每周都事先布置好学习内容,给大家指定一些书籍看。一到星期六,吃了晚饭就开会,分地区、分支部召开讨论会,区委的同志也分头参加,联系实际,畅谈学习体会。旅欧党、团的教育训练工作是很有成绩的”⑨。(旅欧党组织的名称,直到一九二五年,才公开露面。)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得知国内已经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经全体投票表决,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诚恳地声明我们愿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同时并向团中央建议三事。……并委他(指李维汉同志)为旅欧少共的代表,向团中央正式接洽”⑩。
  一九二三年一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收到中共中央指示,建议更改名称。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召开了临时代表大会,参加大会代表四十二人,代表七十二名团员。大会由赵世炎同志主持,经过充分酝酿,一致通过把“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明白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并将原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会上通过了周恩来同志起草的新团章,还研究了“与国内团中央取得联系并接受其领导问题,加强团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进一步发展团员的问题等等。会议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决议。原任书记赵世炎同志主持了这次大会,但因为已经决定今后他就去苏联学习,所以会议最后选举周恩来同志为新的执行委员会书记。会议决定在巴黎设立总支部,在德国、比利时设立分支部”(11)。
  由于旅欧党、团组织的相继成立,党、团员人数的不断发展,到傅钟同志担任书记时,党、团员人数大约增加到四百人以上。其中四川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先后加入党、团组织的,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约计二百人左右。“这期间,党员和团员都有不少发展,许多团员加入了党。我们党的老一辈党员中,已经去世或牺牲的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张伯简、林蔚、郭隆真、佘立亚、熊雄、熊锐、孙炳文、穆青、欧阳钦、李林、李蔚农、王人达、张增益、任理、肖朴生、袁子贞、马志远、资道焜、陈彭年、李大章、邢西萍、陈微明、谢唯进、何以端、史逸、林修杰、高风、李季达、陈声煜、冉钧、黄士韬、杨志华、帅立木、范一,以及现在还在工作的邓小平、聂荣臻、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江泽民、刘鼎同志等,都是在旅欧支部参加党的(这是一个初步查明的很不完全的名单,还可能有错误,待以后查实改正)(12)”。
  在旅欧党、团组织刚成立时,“一千多名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社会思潮,基本上可以分为五大派:共产党、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国民党右派。学生们不属这一派,就属那一派,几乎没有一个‘白丁’”(13)。当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斗争的主要武器,就是出版刊物。“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叫《少年》月刊,属内部发行。它的出版,是“因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无政府主义出版物《工余》杂志和基督教《青年会星期报》的猖狂惑众,足为我们宣传障碍,另一方面,我们少年团体在此实有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党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于不甚能读外国文主义书报之勤工生和华工中之必要,于是乃仍决定继出《少年》月刊”(14)。《少年》以理论宣传为主,由赵世炎等同志亲自编写刻印,共出版十三期。“它最鲜明的特点是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论证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肯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用以批驳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论点。周恩来同志在上面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在旅欧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影响很大”(15)。以后《少年》改名《赤光》半月刊,从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开始,到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止,又出版了三十三期。周恩来、邓希贤、李富春、李畅英、傅钟等同志,都负责过编辑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后,《赤光的宣言》鲜明的指出:“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我们这种鼓吹,也决不是武断的主张,我们是要以科学的方法,综合而条理出各种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张无误,本此,便是我们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的始意,同时也就是《赤光》的新使命了”(16)。它“是一个论时事的刊物”(17)。《赤光》一问世,就用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武器,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努力在旅欧勤工俭学生及华工中,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当时,在法国的国家主义派分子曾琦(慕韩)、李璜(幼椿)办的《先声》周刊,在勤工俭学青年学生中有相当势力和影响,他们向国内外反动派领取津贴,吹捧法国反动政府和国内的封建军阀,攻击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联合战线,自称不代表工农商,散布实业救国和改良主义的反动理论,以达到破坏国民革命的目的。为了消除这些影响,《赤光》同《先声》周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周恩来、邓希贤、李富春、肖朴生、林蔚、郭隆真等同志纷纷著文,对它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争取了广大留法勤工俭学生,团结在旅欧党、团组织这方面来。
  在旅欧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华工运动委员会”,肖朴生担任主任,积极从事华工的工作,瓦解原有的行会邦派,成立“华工总会”,组织工人俱乐部,开办工人夜校,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赵世炎同志还深入到法国北部的华工中开展工作,为党培养了许多优秀干部。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帮助国民党总部的代表,筹组国民党旅欧支部,国共双方的代表在巴黎举行协商会议,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十一月,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昂召开成立大会,委任朱玉阶(德)主办党的刊物《政治邮报》,并任国民党德国支部执行委员兼组织主任,聂荣臻担任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处长。事实上,领导骨干完全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国民党左派的成员。旅欧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进一步推动了旅欧青年学生和华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迅速发展。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了。旅欧华人同声悲悼。“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联名发表《为孙中山先生逝世告旅欧华人》的文章。《赤光》第二十八期专门出版《中山追悼号》。旅欧华人在各大城镇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形成了一次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势力。
  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巴黎,留法勤工俭学生和旅法华人立即响应,在旅欧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法国各大城市,都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声援国内的反帝斗争,得到欧洲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从一九二三年起,旅欧党、团组织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选送一些同志去苏联学习。先后去的有: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刘伯坚、聂荣臻、范易、傅烈、穆清、李富春、邓希贤、傅钟、李畅英等同志,学习期满,就陆续回国。也有的如:周恩来、孙炳文等,是向中央汇报情况或奉党中央电令回国的,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内革命运动新高潮。
  旅欧党、团组织,是我党、我团在海外建立最早、人数最多的坚强组织,在党、团的发展史上起了很大作用和占有重要的地位,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不少的人,“确是中国未来的劳动阶级的中心人物”(18),成了革命的栋梁之才,很多人为中国革命作过伟大的贡献、锻炼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和卓越的革命家;有的为了中国革命,披荆斩棘,奋勇向前,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有的忙于第三次国共合作,为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祖国大业,日夜操劳;有的至今担任着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一生;也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参加政治活动,但是,在国外刻苦学习了文化科学技术,回国后,努力从事祖国的各方面建设,为振兴中华,他们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旅欧党、团组织成立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在创建党、建团的理论上,在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上,在率领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群众,批判和揭露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问题上,在增进中国与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共产党、青年团的战斗团结上,在与共产国际、少共国际密切联系,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培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培养青年一代的成长方面等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载自《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旅欧共青团的创建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6年1月编印)
  注:
  ①根据《益世报》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一月和《时报》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的报导资料综合整理。
  ②见《历届勤工俭学生赴法一览表》,载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辑。
  ③见《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载于《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④同上。
  ⑤见周太玄《怀念世炎同志》,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日。
  ⑥见《李立三同志对赵世炎同志的回忆》,一九六○年九月三日。
  ⑦见《世炎同志在法国时的七封通信》。
  ⑧转引自《赵世炎烈士传记》。
  ⑨见《聂荣臻回忆录》上册,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版。
  ⑩见周恩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报告第一号》
  (11)见《聂荣臻回忆录》上册,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版。
  (12)见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
  (13)见《聂荣臻回忆录》上册,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版。
  (14)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一册。
  (15)见《聂荣臻回忆录》上册,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版。
  (16)见《赤光》第一期,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
  (17)见《赤光》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
  (18)见《旅欧周刊》五十六号《社论》。转引自《留法勤工俭学的历史》,载于《工学》第二期,一九二一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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