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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旅欧共青团与四川勤工俭学生
 
西师历史系 赵毅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一九二二年六月三日,在大洋彼岸、在法国巴黎西郊布伦森林的一个广场上,诞生了旅欧共青团。
  旅欧共青团成立时定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一九二三年二月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一九二五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后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地方团”。
  旅欧共青团的历史地位
  旅欧共青团的建立,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1、旅欧共青团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初创时期的一个特殊的重要组成部份
  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中国逐渐广泛地传播,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蓬勃兴起。面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为民族振兴而进行的各种探索应运而生。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以谋改造社会和宣传主义。接着,北京、广州的青年团相继成立。但由于团员的成份复杂,有的信仰马列主义,有的信仰无政府主义,有的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或工团主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鱼龙混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一致,后来只得宣告解散。1921年11月,上海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重新恢复了团组织,并“确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①。随即在北京、南京、天津、武昌、长沙、杭州等十七地方建立了团组织,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在国内地方团组织的恢复时期,远在欧洲的勤工俭学学生也在积极酝酿建立共青团。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刘伯坚、傅钟、李维汉等为旅欧团组织的建立作了大量理论上的准备和组织准备。1922年6月初,旅欧共青团宣告成立,一个敢于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网罗的战斗保垒,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异峰突起。而此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刚于5月10日在广州闭幕。旅欧共青团在国内团组织正式建立之初,就在异国的土地上打出了团的旗帜,使团组织的纽带越过重洋,维系了远离祖国的海外赤子。但旅欧共青团成立时没有直接采用“共青团”的称号,而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是否影响到旅欧团组织的性质呢?赵世炎曾在1922年4月致陈公培的信中谈到:“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我们已认定青年团之内幕即‘少年共产党’”②,就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另外,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还建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这从表面上看,似乎独树一帜,自成体系,与国内青年团没有组织联系,而事实也非如此。在筹建旅欧少年共产党时,赵世炎等组织者还不知道国内是否有统一的团组织存在。在给陈公培的信中,赵世炎就曾询问:“青年团有否总机关,并除章程外有其它规约或印刷品否?……青年团对C、P之关系如何?常有何业务与责任,应与何机关接洽?国内‘青年团’是以地域建立,抑只总的一个?执行委员会如何组织法、产生法?或还有其它详情,都望一一见告”③。当他们得知国内的青年团已经恢复时,立即设法取得联系和支持。赵世炎于1922年4月30日给陈公培的信中就要他“转告青年团总部指示应有的方略”④。旅欧少年共产党建立后,又于1922年11月20日与团中央联系,表示“愿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⑤。并在1923年2月召开的临时代表大会上,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在章程中“明白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⑥。旅欧共青团在一批大有作为的勤工俭学学生中播下共产主义的种子,形成了中国共产主义的一支源流,并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以自己的光辉业绩,载入了共青团初创时期的斗争史册,成为共青团的一个特殊的重要组成部份。
  2、旅欧共青团是留法学生和旅欧华人中的一面共产主义旗帜
  旅欧团组织的建立,在勤工俭学学生和旅欧华人中矗起了一丰碑。它“在欧洲集合了许多中国青年工人和学生投身于共产主义旗帜之下,来学习一切”。并且“接触欧洲的共产主义实际行动,考察学习并介绍其活动方法”。旅欧共青团规定自己的重要目的是“宣传主义吸收同志”⑦。为完成这一使命,他们设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共产主义教育,来提高团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以便开展宣传工作。还专门出版了内部的《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刊登团员的学习心得和理论研究文章,作为团员发表意见和讨论问题的园地。1922年8月,旅欧共青团创办了理论刊物《少年》月刊,1924年2月改名为《赤光》半月刊。这两个刊物旗帜鲜明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宣传共产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指出了中国走共产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肯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还针对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的流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的广泛传播。许多人热情洋溢地赞扬《赤光》是“我们奋斗的先锋”、“旅法华人的明星”⑧。旅欧共青团通过卓有成效的理论宣传工作和周密的组织工作,团结并吸引了一大批先进分子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在旅欧华人开展的反帝反军阀的群众斗争中,旅欧青年团也起到了核心作用。1923年5月,国内发生“临城劫车案”,帝国主义列强以此为借口,提出共管中国铁路的无理要求,企图控制中国的交通命脉。旅欧共青团以《少年》杂志社的名义,联合二十二个旅欧华人团体,两次集会反对帝国主义共管中国铁路的罪恶企图,有力地配合了国内人民的斗争,挫败了国际帝国主义的阴谋。1925年6月,“五卅”惨案的噩耗传到欧洲,旅欧共青团又以《赤光》社的名义发起组织声援爱国学生和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几千华侨涌上巴黎街头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的暴行。法国警察狗急跳墙,逮捕了李大章、任卓宣等二十几个共青团员。但法国政府的高压政策,不仅没有阻止住斗争的深入开展,反而激起了旅欧华人更大的愤慨,并且提高了旅欧青年团的社会地位。旅欧团组织以自己鲜明的革命性和坚韧的战斗性在海外享有了崇高的声望。当时就有人这样评价:“总的说来,旅居欧洲的,特别是在法国的中国青年的核心组织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它团体只是些乌合之众”。⑨另外由于当时我党旅居西欧的党员很少,党组织没有公开单独开展活动,党的一切对外活动,都是以团的名义进行,旅欧的党员,同时又是旅欧青年团的团员。所以,实际上旅欧青年团还同时发挥了旅欧党组织的作用。
  3、旅欧团组织孕育了一代英豪
  旅欧团组织随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接近尾声而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历史长河中,旅欧共青团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却为中华民族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1922年6月,旅欧共青团只有三、四十人,到1923年2月,发展到七十二人,1924年增加到三百余人,1925年初有约四百人。⑩在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在党团组织的幼年时期,这样一批数量可观的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的人才,是革命事业非常宝贵的财富。旅欧团组织还输送了大量优秀分子到苏俄,进莫斯科东方大学或一些军事院校深造,培养了中国革命急需的高级政治、军事骨干。旅欧团组织的许多成员回国后,很快担负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并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成长为中华民族的栋梁。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傅钟、李大章、谢唯进、蔡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旅欧共青团的光荣和骄傲,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孙炳文、许祖熊、冉钧、傅烈、帅本立、范易、李季达、肖朴生、穆清、傅汝霖、戴坤忠、刘伯坚等英烈,“壮志未酬身先死”,为了争取民族的解放,血沃中华,他们是旅欧共青团奉献给中国人民的瑰宝。旅欧共青团和这些先驱者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他们的业绩将千秋永存,与日月同在。
  四川勤工俭学生在旅欧共青团中的作用
  旅欧共青团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成果,是中国青年不屈不挠地向西方寻找真理、勇敢探索的可喜收获。在旅欧共青团中,四川勤工俭学学生发挥了较重要的作用。从团组织的筹建创立,到它的巩固发展以及团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都凝聚着四川青年的心血。
  1、筹建团组织的活动
  在五四运动后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从1919年到1920年底止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一千七百多名有志于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热血青年,不远万里,奔赴欧洲。他们各怀救国宿愿,希望在向来标榜“自由”、“民主”、“新社会前驱”的法国,找到拯救中华民族的武器。许多人放弃了国内的优俗生活,脱下长衫,到煤烟如墨、机声隆隆的工厂去当徒工、搬运工、杂工,在十分艰苦的环境里“俭以求学”,希望学得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可是,严酷的现实却迫使勤工俭学生改变初衷。他们在艰辛的勤工生活中,亲身体验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非人道的待遇。一些先进分子在实践中开始认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发现“人道的敌人便是资本主义”,“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11)。“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12)他们意识到了要在到处散发着铜臭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找到建设新社会的蓝图,要向资产阶级讨取救治中华民族的良药,只能是南辕北辙,永远也达不到目地的。要救国,只有进行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暴力革命。马列主义的学习和研究逐渐在一些勤工俭学学生中流行,对苏俄“十月革命”研究的兴趣也逐渐浓厚。通过勤工俭学的体验和实际的理论研究,经过1921年留法学生界开展的三大斗争:第一次是以争取求学权、生存权为目标的“二·二八”运动;第二次是勤工俭学学生为维护民族利益开展的反对中法大借款的巴黎拒款斗争;第三次是争取开放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许多青年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放弃了对西方列强的幻想,放弃了“工学主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不切实际的想法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正如日本学者森时彦先生谈到的那样:“勤工俭学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得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终于正式接受了共产国际所倡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这是运动发展规律必然产生的结果”(13)。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建立一个严格的战斗的共产主义组织,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勇敢地站在时代的前头,担当起筹建旅欧共青团这一历史重任的伟大先驱者,首推四川青年赵世炎。
  赵世炎于1920年5月赴法,1921年3月,他和周恩来、刘清扬、张申府、陈公培在法国巴黎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成为旅欧中国青年中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把留法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团结在共产主义旗帜之下,赵世炎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二·二八”事件中,赵世炎和蔡和森存在着分歧,事后,当赵世炎确认蔡和森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分子时,立即主动写信并专程到蒙达尼同蔡和森畅谈了三天,就共产主义信仰等问题抒发了一致的见解。还表示“争论已经过去,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大家都谈马克思主义”(14)。增强了勤工俭学学生中先进分子的团结。赵世炎还利用作工的机会,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组织华工组合书记部,举办消费协作社和工余读书会,主办《华工周报》,把革命理论用通俗易懂的方法,采取多种形式向华工进行宣传,并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北洋政府出卖华工利益的罪行。这样,提高了一部份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的觉悟。为旅欧团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条件。傅钟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如果没有世炎同志这样经常地向大家讲解,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还不可能懂得那么快”。(15)在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结合的道路上,赵世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21年10月,赵世炎和周恩来发起,邀集了部份团体代表,在巴黎共商建立“少年共产党”,并达成协议。会后,分赴德、比、法、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建立基层组织。四川青年刘伯坚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比利时后与熊味耕等建立了团的基层组织,后来又发展了聂荣臻、江克明等。赵世炎受旅欧党组织的委托,负责全面的组织联络工作。从1921年11月起,他在北方作清理战场的苦工,一面同工人加强联系,一面又与各地联络。他多次写信给刘伯坚、傅钟、李维汉等征求建团的意见,还与周恩来同志经常互通信息。1922年4月,赵世炎致信给已回国参加革命斗争的李隆郅(李立三)、陈公培等,告诉他们欧洲将成立共青团,希望得到国内帮助。在4月26日致陈公培的信中,赵世炎提到:“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共青团’……现在人数因系严格,大约法国二十人,比国七、八人,德国六、七”(16)……要求他介绍国内有关共青团的义务与责任,领导机关的组织法、产生法的规定,以便旅欧团组织有所遵循。关于团员标准和组织发展,赵世炎坚持“(1)、初步极端严格;(2)、又务求没有遗漏”。(17)他不同意工学世界社集体加入共青团,要求以个人名义参加。这个意见后为工学世界社所接受,既扩大了组织,又维护了共青团的集中统一,杜绝了团内的小组活动。在建团过程中,赵世炎还特别注意团结过去意见不相同的人,以前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并主编《工余》杂志,唇枪舌剑攻击赵世炎等同志的陈延年、陈乔年昆仲,当其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倾向时,赵世炎立即设法多方做工作,争取二陈加入了共青团。在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等“促于五·一告成”筹建工作的催促下,赵世炎离开法国北方到了巴黎,奔走于蒙达尼、里昂、准也儿等地,了解各地基层组织建立情况,到五月底完成了旅欧共青团的筹建工作。在建团活动中,赵世炎以自己卓越的组织才干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李富春等也都有重大的建树。
  2、建设团组织的贡献
  在旅欧团组织建立发展的过程中,四川青年的作用也不可低估。首先从数量上看,四川青年占有较大比例。据不完全统计,旅欧团组织共发展了四、五百名团员,而其中四川青年就有一百多人。(18)参加旅欧团组织成立大会的十八个代表中,其中赵世炎、刘伯坚、袁庆云、傅钟、王凌汉、肖朴生、任卓宣等七位代表是四川人,(19)接近总数的二分之一。在1923年召开的临时代表大会上当选的八名执行和候补执行委员中,有四名是四川人。旅欧支部的六届书记中,除第二届书记周恩来、第四届书记李富春外,第一届书记赵世炎、第三届书记刘伯坚、第五届书记傅钟、第六届书记胡达智都是四川勤工俭学学生。邓小平、聂荣臻、江克明、李大章、雷定琨、毛德成等也担任过旅欧团组织的一些领导职务。
  其次从旅欧共青团的建设来看,四川青年也举足重轻。由于四川勤工俭学学生在旅欧共青团中担负了较多的领导职务,因而在团的工作的许多方面都留下了他们光辉的战斗业绩。旅欧共青团的重要任务是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聂荣臻同志在担任旅欧青年团执行委员和训练部副主任期间,就主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为提高团员的思想水平和团组织的战斗力,他注意抓了办刊物和团员训练,为此耗费了巨大的精力。肖朴生主持了华工委员会的工作,在知识分子与工人结合的道路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们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华工的觉悟,吸收先进分子,扩大团的组织。《少年》和《赤光》是旅欧团组织的喉舌,是宣传共产主义的有力工具,是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作斗争的前哨阵地。为办好这两个刊物,赵世炎、邓小平、傅钟、李大章、肖朴生和周恩来、李富春等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了许多具体工作。邓小平同志在旅欧支部负责编排刻印《赤光》时,工作非常出色,字迹工整秀丽,印刷清晰,装订简雅,被人们誉为“油印博士”。一些四川青年为刊物撰写的稿件,理论性强,笔锋犀利,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如傅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邓小平写的“请看帝国主义之阴谋”,肖朴生的“帝国主义的解剖”、“段祺端政府与工人阶级”等文章,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适应国内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培养干部,有计划地分批输送一些骨干分子到苏联学习,是1923年后旅欧团组织的一项紧要任务。许多四川青年愉快接受了组织分配,又成为这支赴苏队伍中的宝贵精华。赵世炎、王凌汉、袁庆云、李鹤龄、刘伯坚、聂荣臻、穆清、陈家珍、许祖熊、许肇灵、周文楷、敬克明、邓小平、傅钟、戴坤忠、陈家齐、傅汝霖、邓绍圣等不辞艰辛,先后奔赴当时的世界革命策源地——苏联,在“努力研究,从早归国”的口号下,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和一些军事院校深造。回国后,他们中绝大多数成为党和革命军队的重要领导人。
  在人才济济、群英荟萃的勤工俭学学生中,在藏龙卧虎的旅欧共青团中,如此众多的四川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各个革命时期英勇奋斗,成长起许多名垂千古的英烈和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为四川青年运动史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旅欧四川勤工俭学生投身革命的原因
  旅欧共青团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培养了大批高质量的优秀干部。旅欧青年团中的四川勤工俭学生,有的回国后不久就担任了中央委员,如赵世炎等,有的担任了省军级,地师级领导干部,如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范易,四川省委书记穆清,省军委书记帅本立,省委组织部长冉钧、周贡植,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九江地委书记林修杰,红六军教导师副师长傅汝霖等。全国解放后,有的被授予元帅、将军的军衔,如聂荣臻、傅钟等,有的担负了党、国家和军队及一些部门的重要领导职务,如邓小平、谢唯进、李大章、江克明等。涌现出了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成长,是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的结果。但旅欧共青团是他们新生命的起点。正如聂荣臻同志说的:“这一段的生活,在我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20)
  1、军阀混战的祸害和救国图强的思想促使四川青年寻找民族振兴之路
  旅欧共青团中的四川青年绝大多数是在留法勤工俭学的浪潮中赴欧的。他们在国内饱尝军阀混战带来的痛苦,不堪忍受黑暗社会的煎熬,不愿坐看国家民族在贫弱中忍辱受屈而冒险西行,远涉重洋,希望在西方找到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辛亥革命后的四川,社会持续动荡,战争频繁,兵连祸接。1918年后,四川形成独特的军阀防区制,社会危机更加深重,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横征暴敛,草菅人命,烽烟四起,战火连绵,哀鸿遍野。人们在军阀混战的祸水中朝不保夕,惶惶度日。民族经济和文化教育都惨遭浩劫。许多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了这些灾难的青年,无不对祸国殃民的军阀深恶痛绝。他们希望改变那个世道,不让军阀和列强蹂躏自己的家园。因此,当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后,一批又一批的四川青年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和寻找救国图强真理的愿望,踊跃投入了这股洪流。他们以改革社会为己任,以黑暗社会叛逆者的姿态赴欧的。这是许多四川勤工俭学学生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原因。
  2、勤工俭学的磨炼促进了他们思想的转变
  在勤工俭学的艰苦生活中,四川青年远离家乡,在异国的土地上历尽艰辛,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们身上的学生气荡然无存,把他们由旧中国的高等游民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工学生活中,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工人阶级逐渐接近,对工人阶级的力量也逐渐加深认识,在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上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他们还在勤工的过程中,逐渐看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和反动性,揭下了资产阶级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面纱,认清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对立的两个阶级,由于经济利益的不同而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并且在1920~1921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四川勤工俭学学生积极参加和组织了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而同帝国主义、同封建势力的代表进行的三次重大斗争,使他们的思想日趋成熟。正如日本学者森时彦先生指出的那样:“五四时代的青年们通过勤工俭学这一实践,终于认识到只有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才是解放祖国唯一途径。勤工俭学学生就是在这种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最后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21)这是第二原因。
  3、马列主义和实际斗争引导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有的来自成都、重庆的留法预备学校,有的是从家乡结伴而行,有的毕业于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有的则是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求学或谋生的青年。在五四运动后盛行的“劳工神圣”的口号鼓动下,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新青年》等刊物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感染下,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些新思想。在成都留法预备学校中出现了穆清、肖朴生、程子健、李季达、许祖熊、周权等人组成的“劳人会”;在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出现了赵世炎、蒲照魂等组织的“工读社”。到法国后,勤工俭学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他们可以读到马、恩的原著,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可以在法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人道报》等报刊里吸取政治营养,可以在法国工人运动和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加深对工人阶级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进步组织“劳人会”继续存在,“工读社”则扩大了规模,改名为“劳动学会”。这两个组织的成员,除个别人外,后来都参加了旅欧共青团。
  除了马克思主义影响这个因素外,四川青年还经历了更多的实际斗争考验。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具有划时代伟大意义的“五四”运动还激荡着神州大地。“五四”运动象催化剂,促进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涨,联袂赴法的四川勤工俭学生也积极投入了“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第一届成都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后赴法的61名学生,六月十一日抵达重庆时,有三条船将到上海:一艘是英轮,给每个乘客送毛巾、床单;一艘是日轮,送乘客一把伞;一艘是中国官商合办轮船公司的船,一样赠品也没有。勤工俭学学生们激于“五四”青年的爱国热情,宁愿不享用无偿的洋货,拒乘外轮,而坐我国的“蜀亨”轮离开山城。到了上海,恰巧有一艘日轮开往法国,而乘法轮则等待一个多月时间,陈毅等六十一人甘愿滞沪月余,也不愿搭日轮赴法。在留沪期间,他们多次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的集会(22)。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生也积极参加了抵制日货,反对卖国贼的斗争,他们“曾集体到重庆卫戍司令部去示威请愿,在这儿坚持了两天一夜,……回到学校后,就自动地把带有日本商标的牙粉、脸盆等日用品摔在地上焚烧,把洋衣服也撕毁,表示再也不用东洋劣货”(23)。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
  在1921年留法学生为求学爱国而开展的三大斗争中,四川勤工俭学学生又是斗争的主要力量。1920年底到1921年初先后赴法的成都留法预备学校第二届学生九十多人,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生八十多人,以及从省外各地赴法的部份四川青年,他们一到法国就面临无工可勤、俭学无门的困境,刚跳出军阀混战的火坑,又遭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风暴袭击,为了谋求生存权和求学权,他们勇敢地走上街头,参加了“二·二八”请愿斗争。接着,又参加了拒款斗争和争回里大的斗争。在这些经历中,许多四川青年得到了锻炼,后来成为旅欧共青团的,绝大部份是这几批勤工俭学生。
  缅怀旅欧共青团的历史和四川勤工俭学学生的成长道路,我们将得到许多宝贵的启示和无价的精神财富,它将激励我们沿着先烈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走过的光辉历程,继往开来,奋发图强,开拓进取,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载自《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旅欧共青团的创建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6年1月编印)
  (注)
  ①、⑥、《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一)365页、426页
  ②、③、④、⑤、⑦、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二)835、836、839、843、845、857页
  ⑧、《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49页
  ⑩、(14)、(19)、《一大前后》(二)592、527、561页
  (11)、(12)、《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三)50、56页
  (13)、(21)、《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3辑
  (15)、(18)、《四川文史资料选辑》23辑214、61页
  (16)、(17)、《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二)835、838页
  (20)、《聂荣臻回忆录》34页
  (22)、《人民的忠诚战士——缅怀陈毅同志》46、48页
  (2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5辑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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