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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湖北青年的赴法勤工俭学实践及其旅欧党团员的早期活动
 
湖北大学团委青运史研究室(筹)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张靖若


  本世纪初,中国青年发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青运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本文拟从研讨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实践入手,对湖北青年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进行一些初步探讨和研究。
  一、赴法勤工俭学概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出现了革命的高潮。随着新文化,新思想的逐步传播,中国出现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爱国青年,抱着振兴实业,普及教育,改造社会的宏大志愿,纷纷赴法勤工俭学,以探求革命的真理和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湖北的勤工俭学运动,与四川、湖南、北京等地相较,起步稍缓。主要原因乃“历次湖北大吏,聚精会神,专集注于应中央,盘查钱谷,其他庶务,曾未劳其回首之一顾”,“以致嫩芽将出于土之学政,因无人培植灌溉,并加以摧残践踏、而即于枯黄腐乱”。①为改变这一状况,湖北留法勤工俭学生刘范祥(勤工于法国克鲁邹铁工厂,学电气)戴夔生、胡阜贤等一九一九年秋致信“鄂省青年”,号召有志青年,当奋其独立之精神,持其自尊之气概”②谋求救国之道。信中介绍国内外名人成功的事例、留法勤工俭学会创建、发展的历史、以及勤工俭学的办法、邻省勤工俭学的经验、希望湖北广大青年走勤工俭学之路。
  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恽代英同志的关系,③请他在武汉代售华法教育会编印的《旅欧教育运动》和《法兰西教育》等书刊,进一步扩大影响。因此,赴法勤工俭学生数量大增。以恽代英同志所在的中华大学中学部,省立一中为最多,部分利群书社的社员(如余家菊等)也赴法勤工俭学。
  据不完全统计,④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夏,湖北青年(包括客籍)赴法勤工俭学者近九十人。主要来源于: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中华大学、省立第一中学、武昌外国语学校、文华大学等省城学府。各地县和旅鄂湖南中学也有学生和青年前往。年龄多在二十上下,最大者办不过三十。一般都经过预备学校(如布里预校)培训后赴法。据现有资料、收集各届赴法湖北学生名单如下:
  第一届:刘范祥、夏安修、胡阜贤等三人,1919年3月17日赴法。
  第二届:周元圭(旅鄂湖南中学学生)一人,1919年3月31日赴法。
  第三届:娄湘(19岁、旅鄂湖南中学学生)一人,1919年7月13日赴法。
  第四届:不详
  第五届:康兆民(24岁,襄阳张家湾人)、马禹敷(22岁,枣阳琥家湾人)(以上二人为中华大学中学部学生)、汤昌琦(18岁,九江人,文华大学肄业生)、程绳武(25岁,枣阳人,省立一中学生)、曹锡三(22岁)、罗超群(25岁)、彭宽(18岁)(以上三人为旅鄂湖南中学学生)。桂迺黄、张铭柱、共九人,1919年10月31日赴法。
  第六、七届:不详
  第八届:谭德和、刘武、汪洋(均为旅鄂湖南中学学生)等三人、1919年12月9日赴法。
  九、十、十一届:不详
  第十二届:习文德、张天翼、刘万秩、郑济等四人,1920年5月9日赴法。
  第十三、十四届:不详
  第十五届:董鸿才、董黻才、傅祖林、陈镇瀛、程士斌、李林、周家襄、林永裕、游华国、杨兴培、庄世法、袁敦怀、刘崇厚、王泽润、宁守恪、陈声煜(因掉队,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始赴法)共十六人,1920年11月7日赴法。
  第十六届:不详
  第十七届:南炬焜一人,1920年12月15日赴法。
  另外,还有不明届次的滕功成、宋法明、刘文岳、张富春、黄征献、张育新、徐寿松、戴夔生、张皓、王焕义、王克刚、刘一成、刘汝埮、阎成章、张继龄、张曼孙、王衍绪、陈声煌、廖仁先、向道、刘新、吴注东、刘树勋、程祖武、康丹、史乃绍、杨蒙柱、汪奠基、陈豪、田正刚刘廖世、邵女士、董敏才、夏亢农、陈子和(邦政)夏敬隆、甘华甫、周全发、张傅琦、陈钖爵、余家菊等四十一人。
  他们当中,有的后来参加革命,加入了共青团,共产党,如陈声煜⑤、滕功成、宋法明⑥、刘文岳⑦等,有的甚至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如陈声煜(牺牲⑧)有的组织和参加了民主党派、为中国人民的和平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史乃绍、陈子和(大冶人)⑨等,也有的成了专家,学者或从事教育,如汪奠基(四十年代末期国立湖北师范学院院长、教授)等,也有的走向了人民的反面,如国家主义的追随者余家菊,还有的随波逐流,成为一个历史的“庸人”。
  这批青年到法国后,根据各自的经济情况,或者先学习后做工,或者先做工后学习,或者边做工边学习。分布在法国各地几十家工厂和巴黎、里昂附近几个文化较发达地区的二十多所学校,以克鲁邹铁工厂为最多,工种有电气、铁道、铸造、机械、化工、木工、建筑、船洼缫丝、造纸和华工翻译、中文书记、汉语教员、私人秘书等。无论什么工作,每日不超过八小时,其余时间五小时左右读书,七小时左右睡眠⑩,勤工生活非常艰苦,而且还有失业的危险,然而收获却是巨大的,不仅赚得收入,维持了正常的生活和学习,开始自食其力,而且程度不同地学到了一些技术,但最主要的,是同工人阶级接触,参加体力劳动。使大批青年受到了锻炼,特别是勤工俭学生通过参加劳动实践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和虚伪的民主,世界观开始发生变化。他们说,通过勤工实践,“才辩别出来,工人与资本家是两个阶级,一上一下,一压一抗,彼此相争不让而成的阶级斗争”(11)。他们亲眼看到资本家“一分一秒钟”,都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剥削工人”(12),亲眼看到“五一节,武装警察对罢工示威工人的镇压,感到就是在以民主著称的国家,工人并无民主自由”(13)这对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进而走上革命救国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联络感情,切磋技艺,交流思想,共同提高,湖北青年在法成立了“湖北同乡会”、“湖北勤工俭学学生会”等组织,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14)为宗旨,带领青年学知识学技术求生存,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组织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二、斗争中的湖北青年
  一九二○年秋后,法国战后经济恐慌日益严重,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法政府还以缩小军备为由,令各工厂安插退役军人(15),致使大批勤工俭学生无工可做。而此时,一部分勤工俭学生已接触马克思主义,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罪恶,参加了法国工人组织的罢工和示威,这就触犯了中法反动政客的利益。他们污蔑勤工俭学生“既无勤工之能,又乏俭学之志”(16),最后竞断然宣布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生断绝经济关系。残酷的现实教育了勤工俭学生,他们认识到,学习、生存和工作的权利,只有在斗争中求得,这个时候,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已相继到法,并发展刘清扬、周恩来两人入党,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左右(17),中国共产党巴黎小组形成。于是在巴黎小组和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的组织领导下,于一九二一年,开展了三次重大的斗争。
  第一次为“二·二八”运动。这次运动由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发动和领导,湖北青年董鸿才、刘范祥(工学世界社社员)等参加了这场斗争。他们提出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口号,要求每年补贴每个勤工俭学生四千法郎,以四年为限(故此运动亦称“四四运动”)。对“候工学生及在学校候工学生及因事退出工厂者,均请于最短期内,代觅相当工作,否则请送入学校”(18)。但这些要求遭到公使陈箓的拒绝和法国警察的镇压,四名学生代表被捕(19)。中法反动当局的暴行,激起留法学生和各界华侨的抗议,被驱散的各省学生当晚在华法教育会楼上开会,表示要斗争到底。在学生的坚决斗争中,陈箓不得不请法国当局释放被捕学生,并将国内汇来的一部分捐款,分发给有困难的同学。董鸿才还专门由巴黎给国内撰文《留法勤工俭学生之近况》,介绍勤工俭学生的活动情况,后在《申报》发表,揭露了中法反动政客的罪行。这场斗争没有达到理想效果。
  第二次斗争是六至八月间反对中法秘密借款。当时北洋军阀政府企图以全国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的修筑权为抵押,向法国政府秘密借款三亿(后改为五亿)法郎以扶植即将倒闭的设在中国的中法实业银行,其中二千五百万为经手人回扣(20)。这一事件在法报披露后,引起旅法华人的极大义愤,群起反对,留法青年更为激昂。“鄂省学生”张皓、滕功成、宋法明、陈声煜、刘文岳、董鸿才、史乃绍等五十四人致书湖北父老说:“自念束发受书,即知爱国。昔人尚不食嗟来之食,学生岂受卖国之财?”(21)他们毅然投入斗争。拒款运动持续两个多月,最后迫使陈箓的秘书王曾思代表陈签署一个《中法借款条约作废》的声明而告终(22)。这场斗争,进一步锻练了广大勤工俭学生。他们就对学生施以报复,从九月十五日停发维持费(23),送勤工俭学生入校的许诺也随之落空,重新把勤工俭学生逼上了绝境。
  第三次为九月进驻里昂中法大学。李石曾、吴稚晖等以解决勤工俭学生的求学与生活为由集资募款,在法国里昂办了一所中法大学。可后来却传来里大已在国内招生和里大只招收“有一定财力”、“有相当的毕业文凭”者以“培养教授”(24)的消息。勤工俭学生于十七日成立“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组织一百二十五人的先发队二十一日到达里大,与校方交涉,要求里大为勤工俭学生开办,结果未达到目的,反被法警监禁,于十月十三日,以“与共产党的新闻记者接近”为由,被强行遣送回国。这一百二十五人,除赵世炎等借外出做抢救工作逃脱外,被押送回国一百零四人(25)。其中有“克鲁邹工厂勤工俭学生争回里、比两大运动团”成员刘范祥和湖北学生张富春、郑济、刘崇厚、刘万秩、王泽润、黄征献、李林、张育新、曹钖三、汪洋、刘武、徐寿松(在马塞登陆)等,标志着勤工俭学活动的性质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开始转向对救国真理的探索,为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三、在共产主义旗帜下成长
  一九二二年六月三日、“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正式成立(27);是年秋冬,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诞生(28)。至此,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新的阶段,次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少共”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中国少年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欢支部”,属国内共青团领导。
  在“共青团旅欧之部”,有湖北团员陈声煜、滕功成、宋法明、刘文岛及“利群书社”重要成员、国内转来的廖焕星(29)等。其中
  陈声煜,武汉市人、1900年生,布里村预备学校学员,第十五届赴法勤工俭学生。20年12月15日赴法,此间参加革命后归国,28年牺牲(30)时年二十八岁。
  滕功成,赴法勤工俭学生,巴黎十五区电话厂勤工俭学分会负责人(31),二六年一月七日晚与邓小平等离法赴俄。同时前往的还有宋法明等,回国后脱党。抗战时曾与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等同志联系,欲接上党的关系。当时他在汉口一家工厂任工程师,正当党组织准备和他接关系时病故。
  刘文岳,赴法勤工俭学生,北伐前归国。参加过汉口庆祝孙中山诞辰六十一周年和“鄂赣克复大会”,以及湖北人民支援和迎接北伐军等活动。
  廖焕星,湖南人,武昌外国语学校学生、“利群书社”主要成员之一,二二年春由何叔衡等同志介绍入党(32),同年得党中央许可,于八月五日乘“安得来明”号赴德学习工人运动,为“共青团旅欧之部”德国地方委员会、中共旅德支部负责人。三十年代回国。解放后为故官顾问,已故。
  这些同志入团以后,基于自己的思想水平还不高,按照“团旅欧之部”“努力研究共产主义和实际问题,坚定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以便从北归国,奔上革命战线”的要求,在理论方面,重点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在实际方面,着重研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形和革命实践。采取除组织生活外,每月在支部参加批评会一次,讨论会二次的办法,每人轮流当会议主席和作记录,以提高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并常常参加公开会议或国际间组织,以培养活动能力等。(33)在学习中,他们除互帮互学外,还时常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熊税、李慰农等同志的帮助,为了清除国家主义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华工的影响,把华工从狭隘的偏见引上革命道路,湖北团员参加了党团领导的对华工进行系统思想教育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一)反对帝国主义共管中国铁路
  一九二三月五月五日,英、美、日等武官团搭乘的列车在山东临城附近遭到土匪袭击,除一英国人被枪杀,二名中国人重伤,六名外国人、二十多名中国人逃走外,其余乘客近三百名(中国乘客二百余)均被绑架(34)。一直想控制中国铁路的帝国主义国家马上以此为由积极筹划共管中国铁路。他们经过密谋,于七月达成协议,决定在华设立警察共同管理中国铁路。
  “共青团旅欧之部”七月二日从《巴黎时报》得到消息,当日下午即召集华工总会、北大同学会等发起组织“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八日下午三时,成立大会召开,《少年》杂志社,周恩来,北大同学会,许德珩,巴黎十五区电话厂勤工俭学分会滕功成等二十二个团体三十五名代表出席,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共管中国铁路的六项办法:“(一)请公使向法政府正式声明华人誓不承认国际共管中国铁路;(二)向法报宣言,解释内乱之原因,申明反对共管之理由;(三)警告国内各界,速起组织国民政府,反对铁路共管;(四)招待法报记者;(五)致函留英、美,俄、德诸国华人,请其一致行动;(六)致函驻英、美诸国公使,请其设法打销此议”,并函电国内各界反对铁路共管,决定十五日召集旅法华人全体大会(35)。是日,天下起大雨,到会者仍有四、五百人,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他起草《告父老书》的意义,说“国事败坏至今,纯由吾人受二重之压迫,即内有冥顽不灵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之列强,吾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宣传了我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接着,袁子贞、许德珩等发表演说(36),大会选举产生了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其中周恩来为中文书记,袁子贞为庶务股成员,许德珩为新闻股成员,散发了有滕功成等各团体负责人签名的《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和《少年》杂志社的《为国际共管中国铁路事告旅法华人》等传单。为了取得法国舆论界的支持,旅法各团体联合会于三十一日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华人之公意(37)。在国内外广大爱国群众的共同斗争下,帝国主义共管中国铁路的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二)支援五卅运动
  一九二五年六月,“五卅”惨案的噩耗传到欧洲,旅欧华人极为愤慨,在旅欧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六月七日,在巴黎布郎基街九十四号(38)召开了旅法华人大会,到会者众多,纷纷发言,一致呼吁打倒帝国主义,声援中国工人、学生、商人的反帝斗争,通过了旅法华人援助五卅的七项办法(先为五项)。当晚,赤光社、华工总会、各省勤工俭学会等二十八个召开了代表大会,成立了“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对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议决六月十四日下午举行示威游行。但这一行动遭到法政府阻止。是日,巴黎格勒乃街华人会场被围,行动委员会派去散发传单者被捕九人(39)。法政府的暴行,更激起旅法华人的义愤,二十一日,爱国群众二千余人,乘车前往中国驻法使馆示威。他们把守大门,控制电话,断绝一切交通。找到公使陈箓、要他在电报、通知、通谍各十份上签名盖章,援助国内人民的反帝运动。“陈箓始而拒绝继而不敢开腔,只求看一遍”,(40)最后被迫一一签名盖章,并由使馆二等秘书李骏写了保证书给华文各报,承认过去维护侨民不周之过,并保证将来之自由和示威者的安全,此保证书也由陈箓签名盖章(41),示威运动圆满结束。
  在德国,针对英帝国主义路透社说五卅“反帝运动是中国人的盲目仇外运动,是义和团的再版”,鼓动帝国主义再次组织八国联军的诬蔑宣传和反动行径。旅德党团组织在朱德、廖焕星的领导下,马上用留德学会的名义,致函柏林各大报社,声明五卅运动系中国民族解决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桎梏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反抗是正义的、是自卫的,次日各德国报纸以显著地位登出,及时打击英帝国主义的诬蔑。同时,留德学生会还发行一本《英帝暴行与中国民族反不平等条约斗争》的小册子,广为宣传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接着,留德党团员和留德学生参加了德国共产党以不许侵犯中国为号召在全德举行的反对英帝国主义暴行支援中国大会,这一行动遭到德国当局的镇压,参加大会的朱德、廖焕星等许多同志被捕,在亚历山大广场的单人牢房囚禁两天。德国政府准备以红党罪名将他们驱逐出境,以此来献媚英帝国主义,但这一阴谋遭到德国工人的坚决反对。其间,留德党组织经多方援助,最后在德国人民的帮助下,迫使当局释放了在押的党团员和中国学生(42)。
  (三)反对帝国主义军舰进泊中国海港
  由于军阀混战,一九二五年底,奉系军阀几经失利,在东北难以立足,早已对中国垂涎三尺的日本帝国主义借此派遣五万日军以“帮助张作霖”,同时调遣军舰进泊中国海港,妄图以东北为跳板,为它进而实行侵略中国作准备。为了保住自己的在华利益,和日本帝国主义抗衡,达到主宰中国的目的。英帝国主义也效仿日本的做法,给他们在中国的代理——直系军阀,以大量的军火和财政上的援助,积极支持直系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43)。一九二六年秋,旅欧团组织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组织各团体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决定一月三日在巴黎召集旅法华人大会,以反对这一侵略行径。是日,“到会的团体和个人颇踊跃”,除三民社(国民党右派组织)和“不肯反对帝国主义的”青年党(国家主义派之政党)外,旅法各团体均到会,大会决定组织“联合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通过了“向驻法的日美英诸国公使提出抗议并向法国民众发表宣言”,“对国内广东政府,国民军及全国民众出电鼓励”反帝等重要议案。
  这次运动由邓小平、刘明俨、傅钟、汪泽巍、滕功成等同志发起并组织,参加斗争的团员有宋法明(湖北)、傅汝霖、李俊哲、萧鸣、周介涟、戴坤忠、何嗣昌、傅纶、罩仲霖、陈家齐、邓绍圣、季苏、孙发力、傅继英、欧阳泰、岳少文等。不几天后(一月七日),除刘明俨等同志继续留下来主持团的工作,以上同志二十人受团的派遣,七日晚由巴黎赴俄,以实现团组织“努力学习,从早归国”的计划,参加革命斗争(44)。
  旅欧湖北先进青年同各省优秀青年一道,在旅欧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探求,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在同形形色色的反动派的斗争中成长起来。
  
  (载自《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旅欧共青团的创建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6年1月编印)
  〔注〕:
  ①②③《赴法勤工俭学指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1)216——220页
  ④同上(2上)65——160页
  ⑤《〈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初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153页
  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地方团执行委员会通告第二号》,《党史研究资料》(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81,105页
  ⑦《湖北人民支援和迎接北伐军》,《湖北青运史》84,2、7页
  ⑧同⑥
  ⑨《关于中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情况》,同①(3)440页
  ⑩《圣夏门勤工日记》(王若飞)同①(2上)226页
  (11)《海外工读十年记实》53——54页,中华书局民国21年。
  (12)《徐老谈勤工俭学》,《人民日报》58,3,1
  (13)《回忆新民学会》(李维汉),《历史研究》79,3
  (14)《留法勤工俭学一览》同①(1)187页
  (15)《湖北旅法勤工俭学生之血泪》同①(2下)700页
  (16)《青年运动回忆录》(2)276页
  (17)《试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形成》(刘埜、朱育和、赵原壁),《党史研究》81,1
  (18)《留法勤工俭学生之近况》同①(2)413页
  (19)《留法勤工俭学简史》(黄利群)51页
  (20)同(17)
  (21)同(15)701页
  (22)同(19)55页
  (23)同(19)56页
  (24)同⑤148页
  (25)同(17)
  (26)同①(2下)620——626页
  (27)同⑤150页
  (28)同(17)
  (29)《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一大”前后(二)》502页
  (30)《〈湖北省志,人物志〉参考名单(一)》67页
  (31)同①(2下)760页
  (32)《武昌利群书社始末》,《“一大”前后》302页
  (33)《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地方团训练部通告第一号》,同⑥5页
  (34)《临城劫车案述评》同①(2下)789页
  (35)同①(2下)761页
  (36)同①(2下)767页
  (37)《中共旅欧支部与华工》(王佩莲),《北京师院学报》82,5页
  (38)(39)同(19)88页
  (40)《旅法华人反帝国主义运动与留法青年党的告密》,《向导》第133期
  (41)同(37)
  (42)同(29)
  (43)《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分册》(中央党校)98页
  (44)同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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