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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贡献
 
曾建昭 胡裕农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发起和组建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时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我国青年运动史上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党的建立与发展,为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领导人,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一些健在的旅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至今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起着核心、中流砥柱的作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很值得我们认真地进行研究,并应在党史、团史、青运史中充分反映出来。我们拟就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些团员,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贡献作些粗浅的叙述。
  一、热烈追求真理,传播马列主义,引导青年群众走向革命道路。
  旅欧青年团组织的成员,他们虽然出身不同,但有着一个共同愿望,就是要探索变革、改造中国社会,拯救和振兴中华民族。他们大都是在国内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思想上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他们在国内曾艰苦奋斗、多方摸索,但仍未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理想道路。因此,他们到法国和西欧各国之后,就以顽强的毅力,奋发的精神,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探索西方的各种新思想,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经过反复的研究,鉴别比较,特别是经过“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等斗争实践的教育,逐步接受马列主义,决心效法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这个政治背景下,先进分子自愿组织起来,开展了建团活动。一九二二年六月,旅欧勤工俭学学生的十八名代表,在赵世炎同志的主持下,在巴黎郊外布伦森林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三十八名成员,宣告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①。一九二三年二月,在巴黎召开“少共”临时代表会。会议决定加入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到会代表四十二人,代表团员七十二人(其中旅法五十八人,旅德八人,旅比六人)②。大会选出新的执行委员会,由周恩来同志任书记。不久,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共青团组织的基础上发展党的组织。当时,党团旅欧总支部是合二为一,两个招牌,一套机构,一班人马。据李维汉同志在一九七九年的回忆:“我们党的老一辈党员中,已经逝世或牺牲的有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张伯简、林蔚、郭隆真、余立亚、熊雄、熊锐、孙炳文、穆青、欧阳钦、李林、李蔚农、王人达、张增益、任理、肖朴生、袁子贞、马志远、资道焜、李大章、邢西萍、陈徽明、谢唯进、何以端、史逸、林修杰、高风、李季达、陈声煜、冉钧、黄士韬、杨志华、帅立本、范一,以及现在还在工作的邓小平、聂荣臻、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江泽民、刘鼎等同志,都是在旅欧支部参加党的”(这个名单还是初步的,尚不完全)③。仅从以上名单,可见当年的旅欧勤工俭学学生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共产主义者。
  建团前后,旅欧团组织的同志们,不仅是真理的热烈追求者、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是青年群众的革命带路人。一九二二年前后,在巴黎的一千多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思想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五大派:信仰共产主义派、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社会民主党派、国民党右派,其中社会民主党派、国民党右派,人数很少,影响也小,影响较大的是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是吴稚晖、李石曾这些人领导的,他们出版的《工余》杂志,提出一些空洞的口号,如要绝对自由,个性彻底解放等等,这些口号在当时能适合一部分青年人的胃口,因此开始参加的人较多,但是他们又有爱国和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所以我党团组织针对无政府主义派的反动论点,开展面对面的辩论。经过辩论,使大多数人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如陈延年、陈乔年等同志。国家主义派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右派,这一派的头子是曾琦和李璜,很反动。他们的主要思想是宣传国家至上,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国共合作,反对苏联的十月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我党团组织利用各种方式与之论战和斗争,在团的机关刊物《少年》、《赤光》上写文章揭露和批驳他们的反动论点,如周恩来同志在上述杂志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驳斥了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在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群众中影响很大。许多要求进步的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华人在党团组织的影响下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革命组织,回国支持正在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
  旅欧团组织对马列主义的传播,在国内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旅欧的不少同志经常从国外邮寄《少年》、《赤光》,周恩来、李维汉等同志又常为《益世报》、《民国日报》等报刊撰写通讯、文章,使国内的同志、青年耳目为之一新。尤其是周恩来同志撰写的那些文章,常使国内的同志和朋友读后顿开茅塞,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二、积极拥护国共合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旅欧团组织建立不久,正值国内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此时,旅欧党团组织坚决贯彻党、团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和指示,作出相应的决定。一九二三年六月,八十余名旅欧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建立旅欧的组织。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时,周恩来同志当选为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同志当选为宣传主任,熊锐任政治委员。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驻巴黎通讯社成立,聂荣臻同志为通讯处处长④。国民党巴黎区分部成立后不久,党员人数达一百八十人,其中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占大多数。以后,熊锐和朱德等同志组织了国民党驻德支部。一九二五年一月二、三日,国民党驻德支部开常年大会,研究了宣传组织等方面工作,决定创办该支部机关报,筹办书报社,训练党员。会上,熊锐、朱德、关尊民等五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关尊民为常务委员、朱德为组织委员、熊锐为宣传委员⑤。他们积极在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华侨中宣传国民革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更多的华人支持国内的大革命。
  为了适应国共合作的需要,还向国内输送大批干部。先是选送少数同志直接回国,更多的是有计划地分批调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然后回国参加革命斗争。第一批回国是一九二三年三月,有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同志;第二批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有刘伯坚等同志;第三批是一九二四年十月,有聂荣臻、李林、熊味耕、胡伦、范易、傅烈、穆青等二十多人。李富春、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同志,分别于一九二四年底和一九二五年先后到了莫斯科⑥。在莫斯科有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的东方大学,和一九二五年秋为纪念孙中山而建立的中山大学,在这两所学校里由国共两党各送一批学员进校学习。此外,还有在东方大学学习一段时间(约三个月)后,一九二五年被送进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的,这批同志有叶挺、熊雄、聂荣臻、范易、颜昌颐等三十多人⑦。也有由于国内革命斗争迫切需要,由旅欧党团组织派回国内工作的,如周恩来同志就是于一九二四年七、八月间直接从法国乘船回广东,参加大革命的。这些同志归国后,大多数成为大革命斗争的领导骨干,后来许多人还成为我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干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协助国民党办好广州黄埔军校和农民讲习所,为国民革命培养大批军事、农运工作干部。
  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孙中山先生接受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在广州黄埔办起了军官学校,以培养新型的军事干部。当时,党中央专从国内各地和国外抽调一批优秀的党团员骨干支援办黄埔军校。仅以黄埔军校的关键部门——政治部为例,在大革命前后曾经担任过政治部正副主任和秘书等领导工作的共产党人有:周恩来、包惠僧、邵力子、鲁易、熊雄、孙炳文、聂荣臻等七人,其中曾经旅欧勤工俭学的有五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军校的政治工作基本上是旅欧勤工俭学归来的共产党人主持的。特别是周恩来同志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后,所创立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政治部真正成了革命的政治机关,学生和士兵受到了名符其实的政治训练,明确了为国为民服务的宗旨,周恩来同志之后的包惠僧、邵力子、鲁易、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套政治制度,并有所发展,从而为国民革命军的发展壮大,为东征、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⑧。同时,旅欧勤工俭学归来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周恩来、李立三、陈延年等同志还常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所举办的广州农民讲习所讲授军事、政治、工运等课程,对办好农讲所,培养懂得军事的农运干部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大力从事工农群众运动,在国民革命斗争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轰轰烈烈的工人农民运动和有一定规模的工会农会组织,是大革命时期,广东革命政府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国民革命军东征南讨和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基础。而我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与工运、农运干部的加强,则是工农群众运动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旅欧党团组织不断输送一批批的骨干回国,来加强工农群众运动的组织领导,并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斗争中大力来开展工农运动,发展壮大党团组织,有力地推进国民革命。一九二四年九月,在旅法勤工俭学后又经过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陈延年同志归国后。调为团中央特派员来广东指导青年团工作,不久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他认真贯彻党中央“三大”、“四大”的方针政策,努力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积极开展青年、妇女运动,特别是深入开展大规模的工人农民群众运动,和全国总工会一起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大力发展壮大了党团组织和工会、农会的组织。广东区的党团员,在区党委和党中央在粤的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把广东建设成为革命的根据地,在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⑨。又如众所周知的周恩来、熊雄等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由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归来的一大批同志,在东征南讨打败军阀陈炯明、邓本殷,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中,以及旅欧勤工俭学学生李富春和留苏生叶挺等在北伐战争中都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还有旅欧勤工俭学和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归来的赵世炎、周思来和罗亦农、汪寿华等同志一道领导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间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这些都是北伐中众人皆知的功绩。其他旅欧团组织的成员和勤工俭学学生在此期间先后分批返回祖国各地,参加大革命。他们在发展和巩固革命统一战线、做旧军队的工作、发展工农群众运动和壮大党团组织、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和北伐战争中都发挥了先锋突击作用,是一支很活跃的革命力量。
  当然,旅欧团组织归国的同志,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掌握军队以及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是个教训。大革命失败后,旅欧党团组织的同志,虽然许多人遭到国民党残害,但是不少的人仍然坚持革命斗争,迎来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今日我们重温旅欧团组织和勤工俭学学生的高度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以及他们对中国大革命时期的重大贡献,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从而来丰富我们的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促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和祖国的统一大业是很有意义的。
  
  (载自《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旅欧共青团的创建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6年1月编印)
  注:
  ①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第105页
  ②同①第152页、《聂荣臻回忆录》第27页
  ③同①第153页
  ④见《聂荣臻回忆录》第32页
  ⑤见《南粤英烈传》(上)第37页
  ⑥同④第35页
  ⑦同④第38页
  ⑧见《广东中共党史学会会刊》第3期第59页及同④第44页
  ⑨见《南粤英烈传》(上)第86页至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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