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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关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几个问题的商榷
 
王永祥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周恩来、赵世炎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高揭共产主义旗帜,在旅欧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创建了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在学习、研究这段历史时,人们对其中的某些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仅就“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几个问题,提出个人初步意见,请同志们指正。
  (一)关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性质
  旅欧的中国先进青年,于一九二二年六月在巴黎建立了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经同年十月全体总投票表决和翌年二月的临时代表大会,将“旅欧少共”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归属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对此变化经过,有的同志认为:“少共”和改名后的共青团,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不能混为一谈,改名前的性质是‘党’;“不能把前后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简单地写成‘中国少年共产党’(即青年团)”;“‘少年共产党,就是‘党’的性质”,“应该把‘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建立,作为旅欧党组织建立的标志”。上述看法,并非仅见,而是在一些回忆录和文章中屡屡出现,不能不予以重视。
  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性质是党还是团?它改称“旅欧共青团”是性质的变化还是名称的改变?
  要判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性质,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弄清“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主要发起人的本意;一是要了解,作为一般的概念,“少共”在当时环境下的含义。
  “旅欧少共”的主要发起者是赵世炎、周恩来、张申府、李维汉等。他们在当时或事后曾留下一些文字的记载或者回忆录,这足以成为我们进行考察的重要依据。赵世炎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即“旅欧少共”正式成立前一个多月,写给国内吴明的信说:“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大约一月以内可以完成)”。在这封信中,他特别提到了“青年团”与“少共”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已认定青年团之内幕即‘少年共产党’”。接着,在同年四月三十日给吴明的另一封信中,赵世炎说:“我今天正在忙迫,明天‘五一’去巴黎,并拟去蒙达尼、里昂、准也儿等处绕一遍,完全为青年团事”。“所谓‘全欧大组织’即青年团,依我所计人数约三四十”。这些都说明,在赵世炎看来,“旅欧少共”与“青年团”是名称上的差别,其“内幕”即实质内容是一致的。正由于这个缘故,在六月举行的“旅欧少共”成立大会上,当代表们对名称问题发生争论时,赵世炎也才可能表示对名称不多计较,同意不用“青年团”而采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称。在这次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同志作为旅德青年的代表出席。在讨论名称时,他“提议各为‘共产主义青年团’”①。可见周恩来同志也是主张这个统一的旅欧中国先进青年组织应该是团。如果说回忆材料不能作为唯一可靠的证据,那就让我们看看周恩来同志一九二三年三月亲笔写给团中央的第一号报告吧!报告叙述了“旅欧少共”申请归属国内青年团的经过,并谈到当年一月中国赴“共产国际”和“少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复信中提出“旅欧少共”改称等问题,他们由此益觉“团体的名称组织有急于改换的必要,于是乃有多数同志提议不待国内信至即实行改组,立即归属国内本团,以明我们去年六月大会组织旅欧少共团体的始衷,执行委员会因此更进一步于二月间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实行改组”。这段话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以明我们去年六月大会组织旅欧少共团体的始衷”一句。“去年六月大会”系指一九二二年六月举行的“旅欧少共”成立大会,“始衷”者,“当初之意”也。全句即“以表明我们当初召开成立大会时的本意”。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旅欧少共”的性质是“青年团”,这在“旅欧少共”成立时就是确定了的。
  以上我们是从“旅欧少共”主要创建者的意图方面分析的。除此之外,还需要了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关“少年共产党”的基本情况。
  我们知道,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国际共产党)之下,有一个“少年共产国际”,它是青年(当时“少年”与“青年”通用,其年龄最低限度为十四岁)共产主义者的国际统一领导机关。对“少年共产国际”,当时有各种不同的翻译法:有的译为“国际少年共产党”②、“少年共产主义国际党”③;有的译为“国际青年共产党”④、“共产主义青年国际”等等。“少共国际”在各国的下属单位的名称,在不同的国度里也不尽相同,有的叫某国“少年共产党”,有的则“称少年共产团,或称青年革命会”⑤。那时,“少共国际”所属的各国“少年”组织的成员,不仅分布区域广泛,而且人数甚多。据周恩来同志一九二二年二月的考察、统计,其全体人数“现已达八十万人”⑥。各国“少年”组织在“少共国际”和所在国的共产党指导下开展青年共产主义运动,它们是“少共国际”的“支部”,而不是“共产国际”(国际共产党)的基层单位,因为“第三国际,组织单位是各国共产党”⑦。由此可见,在国际的统属关系中,是不能把“少共”归到共产党的组织系统中的。再者,我们还可 从国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过程中与“少共”的关系来作判断。众所周知,国内于一九二○年八月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成员复杂,思想分歧,在一九二一年五月解散了。可是,“其中一部分有革命精神的分子,却总是时图恢复。刚巧同志张椿年那时从俄国回来,受了国际少年共产党的命令,要在中国组织少年共产党,拿这事情与一部分老团员商议,……大众都以为,不如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内容加以整顿,于是……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在广州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⑧。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按照“少共国际”的意见,要建的中国“少年”组织,是准备称为“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不过由于一部分同志的坚持而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了,虽然如此,其与“少年共产国际”的关系却是非常明了和确定的。在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即正式决定加入“少共国际”。以后团中央一再重申:“本团为青年共产国际之一部”⑨;“我们的青年团就是少年国际承认的中国少年共产团”⑩。查阅当时团中央的文件、刊物,这样的说明文字屡屡可见,皆可引以为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少年共产党”本身就是青年团,在国际上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值得提出的是,有的同志不注意“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一名称中的“旅欧”二字,随意将这两字舍弃而写成“中国少年共产党”,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在旅欧的同志们看来,他们所建立的组织不是全国性的,而是全国统一组织中的旅欧部分。因此在正式的文件、报告中,他们都称自己的组织是中国的“旅欧共产主义少年团体”(11),认为自己是一个区域性的组织,范围限制在旅欧的华人中。因此其名称必须写成“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才是确切的。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它是一个区域性的机构,那为什么成立时又自称其领导机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呢?我认为,这可以从无先例可鉴和经验不够方面得到解释。“旅欧少共”成立前不久,赵世炎同志曾致函国内了解团组织领导机构的设置等问题。他问道:“青年团有否总机关;并除章程外尚有其他规约或印刷品否?如有请即转告速寄来”;“国内‘青年团’是以地域建立,抑只总的一个?执行委员会如何组织法,产生法,或还有其他详情,都望一一见告”(12)。但当时国内青年团还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领导机关,其地方组织还在逐渐完善过程中。到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五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才在内部刊物中发布。不要说这个“章程”于解决赵世炎提出的上述问题尚有不足之处,即使它能完满地解答,可邮寄到西欧,至少得周转四十余天,也赶不上“旅欧少共”成立大会的召开。况且,由赵世炎、周恩来等组成的“旅欧少共”领导机关,对于其旅法、德、比的地方基层组织来说,确实又是一个统一的、中心的领导机构。在这样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赵世炎、周恩来等同志把旅欧中国先进青年组织的核心领导机关名之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似乎也不难理解。
  (二)关于巴黎中国共产党小组在创建“旅欧少共”中的作用
  确定了“旅欧少共”的性质,随即就又发生另一个问题:“旅欧少共”是怎样建立的?一些文章就其成立的条件、准备和经过作了分析、叙述,提供了许多可贵的资料,但感到不能苟同的是,有的同志把它归结为一两个个人的活动,忽视甚至几乎完全否定了巴黎中国共产党小组的领导作用。他们说,巴黎共产党小组当时“远远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是“突破巴黎小组这个狭小天地”去开展这一活动的。这种说法恐怕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在筹建“旅欧少共”的过程中,巴黎中国共产党小组的作用是不容抹杀的。如所周知,巴黎中国共产党小组那时还是不公开的秘密组织。因此,在筹建“旅欧少共”时,我们难以看到小组直接以党组织名义公开进行活动。但是党小组成员全体参予筹建的事实,却向人们表明巴黎党小组确实发挥了作用。当时,党小组的五名成员,除陈公培已于一九二一年十月作为一○四人之一被驱逐回国外,都投入了组织“旅欧少共”的工作。周恩来、赵世炎在这方面所作的重大贡献是人所共知的,毋庸赘述。其余张申府、刘清扬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予了筹建活动。赵世炎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三十日给吴明的信中谈到张申府、刘清扬在德国时曾与周恩来、张伯简、肖三等同志就成立“全欧大组织,即青年团”事,写信给他,“促于五·一告成”。赵世炎还谈到,为了建团的事,当时的巴黎党小组负责人张申府与他“常有信往来”,“给我(即赵世炎——作者)信最密”,“我在法国方面事事审慎,故进行很迟,因此常遭他的责备和催促”。此外,为旅欧团组织问题,张申府还与国内时常通信商议。例如,为使旅欧团组织新派代表能赴俄参加共产国际的第四次大会,他曾“有几次信与国内”(13)。从这些片断的材料,可以看到,在筹建“旅欧少共”问题上,党小组成员彼此沟通意见,互相配合,开展活动,联系是相当紧密的。在巴黎党小组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小组成员间的这些联系及相互配合的活动,当然不能把它看成是单纯的个人行动。相反,小组成员这些有组织的活动,正体现了巴黎党小组的组织作用。事实说明:“旅欧少共”的成立与巴黎中国共产党小组的工作是密切相关的,是当时党小组的一项重要工作。
  对这段历史,早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即赵世炎由法国到达莫斯科不久,在一次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他就讲过:“本党在西欧的活动,无非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实际上都是在青年方面进行了工作”(14)。这里说的“本党”,自然是指党的组织和组织中的同志们,而非仅指他自己或其他个别同志。张申府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也说:巴黎共产党小组“所进行的一个具体工作,就是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少年团(指‘旅欧少共’——作者)”
(15)。由上可见,我们认为,应该承认和肯定巴黎共产党小组在创建“旅欧少共”(即青年团)中的领导作用,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关于旅欧团组织的名称和机构
  对这个问题,流行的说法认为,旅欧团组织的名称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组织机构是在“总支部”之下设三个“支部”——旅法支部、旅德支部和旅比支部。一些回忆录和文章几乎都是这样讲。但查阅一下旅欧团组织和国内团中央当时的有关文件,就会发现,上述说法是不确切的。
  先说名称问题。旅欧团的组织从“旅欧少共”归属为国内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部分后,曾有过四种名称:(1)“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这是根据一九二二年底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赴“共产国际”和“少年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定的(16),此名称未见正式使用过。(2)“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这是团中央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和一月二十九日给“旅欧少共”的信中指示的。这个名称在一九二三年二——三月在内部文件中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并列过,以后也很少用过。(3)“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旅欧少共”一九二三年二月举行临时代表大会讨论“确定本团体在欧之名称与组织时”,经全体代表议定的。旅欧团组织通常都采用这个名称。(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一九二五年一月,国内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产共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相当于国内的区级机构,故从一九二五年一月以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
  上述四种名称,都见之于当时旅欧团组织或团中央的文件、报告、刊物中,当是确凿无误的。在这些文字材料中,至今尚未见到过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字样。非但如此,查阅当时团中央制定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发布的《通告》及团中央主要负责人写的关于团的组织问题的文章,在各级团组织机构中都没提到有“总支部”一级的机构设置。因此,对于旅欧的团组织,应根据不同的阶段,分别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为宜。
  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国内团组织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团组织既为其一部分,却通常自称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什么会有这种不一致呢?我们知道,在最初几年,国内称:“社会主义青年团”而不称“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有其背景的。一九二五年一月,当决定改名“共青团”时,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曾对此有过解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欧洲本是第二国际以下黄色的少年组织,是一种不名誉的名称,中国所以以前用此名字,本只是因为防着许多人对于共产主义有很多误会的原故”(17),为着便于工作顺利开展,暂时采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但这决不等于放弃共产主义的旗帜。当共产主义的理论点实践已为广大群众所理解、所接受,并对国内革命运动发生强大威力与影响的时候,团中央即适时地改变“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已显得“不甚合当”的名称,而公开标示出自己的“共产主义者真面目”(18)。旅欧的团组织,由于当时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洪流中,经历并参加了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斗争,因而要求自己的组织,不但在实质上,而且在旗帜上,都与第二国际影响下的机会主义团体划清界限。因此,他们虽然承认自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但在对外的、公开的场合,都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称,只在内部的报告、文件中,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19)的方式书写,其主要用意,在于标明自己与国内青年团的隶属关系。这样做,在组织原则上是允许的,更重要的是于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有利。我认为,这不但无可指责,而且应当充分肯定。
  关于旅欧共青团的组织机构,实际情况也不是在“总支部”之下设立支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机关称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之下设书记部,掌理团中组织、财政、搜集报告、发布通知等事宜。此外执行委员会之下,还设共产主义研究会(凡团员均须加入研究)并组织三种委员会:(一)学生运动委员会;(二)华工运动委员会;(三)出版委员会。凡团员必须加入一种以上之委员会服务。这些在周恩来同志亲自起草的团章中写得很清楚。显然,执行委员会书记部加上“四会”,就是旅欧共青团整个领导机构。
  在一九二三年八月以前,“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基层组织不是“支部”而是“地方会”。所谓“地方会”,是“地方团”的机关名称。如在德国柏林的周恩来等八位同志,曾组成旅欧共青团柏林地方团,其组织机关就称为“柏林地方会”。这种组织系统和名称,并非旅欧团组织所独有,而是当时团中央在团章及有关通告中统一规定的。按照团中央规定,旅欧共青团从本地区情况出发,又对“地方会”作了如下具体规定:“旅欧各地有团员三人或合相邻之地得团员三人,即组织一地方会”,“地方会设书记一人,由地方会全体团员公举之”(20)。一九二三年二月,旅欧团员总数为七十二人,其中旅德八人,皆集中于柏林,属柏林地方会,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写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曾有四处提到“柏林地方会”,而至今尚未见到一件当时的文字材料中称旅柏林的团组织为“旅德支部”。
  必须指出,“地方会”之下,当时也还没有“支部”的建制,而是根据情况需要设立小组;小组中也有书记的名称,但那是小组书记而不是支部书记。当时团中央曾明确规定:“各工厂、各学校、各乡村,及其他足资活动之机关中,有团员三人以上者”,即可组成“小组”,小组在人数不超过十人时“须设书记一人”(21)。在法国,由于勤工俭学团员们大都一批批分散在不同的工厂、学校、住地,为便于活动,故按上列规定,在同一地方会下设立若作为当时团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施存统,在论到团的各级组织时说:“我们的组织,由团员组成组,由组组成地方,由地方组成区……”(22),也没有提到支部的组织。
  到一九二三年八月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团员人数的增多,团中央决定把基层单位由“地方会”改为“支部”。前者(地方会)主要是根据地域关系形成;后者(支部)则主要依据职业关系确定。团中央规定,在同一或相邻的工厂、学校中,凡有团员三人以上者,即可组织基层支部(23)。据此,旅欧共青团广泛建立了团支部,在法国,仅巴黎一地就形成了几个支部。巴黎之外,还有比央古支部等。虽然对其支部总数目前尚未确知,但此时旅欧共青团决非如流行说法那样仅只旅法、旅德、旅比三个支部,同时也没有出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这一名称。其后,在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之下改设了训练部、宣传部等机构。至其详细情形,尚不得而知。甚望有关部门和同志,共同努力,使对此问题的研究能获得新的进展。
  
  (本文原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年第四期。转载前征得该刊编辑部和作者的同意)
  (载自《青运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十二期)

  ①郑超麟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谈话笔录。
  ②《先驱》第五号、第八号。
  ③周恩来:《旅欧通讯》第二八一页。
  ④《共产党》月刊第四号。
  ⑤《中国青年》第四十九期(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八日)。
  ⑥周恩来:《劳动世界的新变动》。
  ⑦《先驱》《少年国际大会专号》。
  ⑧《先驱》第八号。
  ⑨团中央一九二二年九月六日《第十七号通告》。
  ⑩《先驱》第十八号。
  (11)周恩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报告第一号》。
  (12)赵世炎给吴明的信(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13)赵世炎给李立三的信(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14)《中共旅莫支部大会记录》(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15)见一九六一年夏天张申府先生回忆材料。
  (16)周恩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报告第一号》。
  (17)《中国青年》第六十三、六十四合期(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18)《中国青年》第六十九期(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
  (19)见周恩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报告第一号》和《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
  (20)《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
  (21)《先驱》第八号干小组,而不是支部。
  (22)见《本团的问题》,载《先驱》第十七号。
  (23)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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