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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湖南共青团
 
谭冬梅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本世纪二十年代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它是符合亿万中国人民的愿望与利益的,它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高涨,取得了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助手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一月前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坚决拥护与忠实执行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巨大成果。
  湖南作为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处于大革命的中心区域,在毛泽东、李维汉与夏曦等的直接领导下,国共合作实现最早,成效卓著,湖南的共青团组织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积极协助党改组、重建国民党;带领全省青年掀起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高潮;发动进步青年参加黄埔军校与广州农讲所,迎接与支援北伐战争;忠实地维护革命统一战线,旗帜鲜明地反对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与国民党右派的破坏活动,为巩固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作了大量的工作。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由来与发展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并非历史的偶然,也不是少数几个杰出的历史人物凭善良的主观愿望而实现的,它是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
  首先,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建立的必然性与可能性。二十年代初,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各国暂时摆脱了战后经济危机与无产阶级革命来潮所造成的困境,进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的暂时恢复、发展和政治的相对稳定时期。虽然,世界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着五种固有的基本矛盾,但这时各帝国主义之间还没有发生严重的分裂与战争。因而,它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革命运动,能结成反革命的统一战线,即各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反对中国的革命运动。这是中国革命的不利国际条件,它迫使中国的各派革命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去反抗中外敌人结成的反革命同盟。正如斯大林曾在一九二七年四月所写的《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正确地指出:“帝国主义基本上是以统一战线来进攻中国革命的,现时在帝国主义者中间已没有象十月革命以前存在于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并削弱了帝国主义的那种分裂和战争,这一事实说明中国革命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要比俄国多得多,在这一革命进程中,投敌和叛变的事件也将比苏联内战时期多得多。”另一方面,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在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首先,战胜了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干涉,粉碎了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的复辟活动,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接着,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并逐步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苏联的巩固与稳定,大大推动了世界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有利国际条件,也是促进中国各种革命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外在的积极因素。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
  其次,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状况来看革命统一战线形成的必然性与现实性。首先,由于世界各帝国主义在战后加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刚刚冒头的民族资本主义受到严重的摧残,使中国长期落后保守的以封建主义剥削制度为主体的农村经济进一步解体、凋敝。其次,帝国主义列强极力扶植中国的各派封建军阀,在政治上加紧了对中国人民的残酷统治。因此,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广大农民群众逐步觉醒,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接受反帝反封建的政纲。特别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革命运动面目一新,伟大革命运动高潮必然到来,各种革命势力面对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必然要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孙中山从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多次失败与挫折中,痛切感到需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开始了反对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斗争,以惊人的毅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发动和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最终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由于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软弱,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尚未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中国的广大农民还未觉醒,因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势力所篡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族覆亡的危机依然存在。’正如孙中山在《国民党宣言的旨趣》一文中所总结的:“大抵我们革命,起初的时候,奋斗均极猛烈,到后结果,无一次不是妥协。即举‘排满’、‘倒袁’、‘护法,三役而言,我们做革命都是有头无尾,都是有始无终,所以终归失败。”到二十年代初,孙中山又寄希望于军阀陈炯明,准备东山再起,结果在一九二二年八月,陈炯明又发动了武装叛变,孙中山几乎送掉生命,这时他被迫避居上海,陷于绝望之中。正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了孙中山以希望与勇气,使他重新振作起来,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
  中国共产党一诞生,从自己担负的历史使命就十分重视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并不断主动地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接触,逐步争取共同合作。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罢工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肩负着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历史使命。她一诞生,就以敏锐的眼光关注着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一九二一年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来到中国时,李大钊即介绍他去桂林访问孙中山。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两点建议:其一、要进行革命,就要有好的政党,这政党要联合各个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其二、要有武装的核心,要办自己的军官学校,培养崭新的革命军队。孙中山当时对此表示十分赞赏与极大兴趣。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避居上海时,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与苏联代表越飞一同去看望了他,一方面热情表扬了他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指出他曾经只依靠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和军阀势力,不相信民众力量、脱离民众的错误。同年八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西湖特别会议,确定了先以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进行国共合作的方针。这一方针为孙中山所接受,随即中共主要负责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参加了国民党,并开始了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同年九月,由中国共产党提议,孙中山同意并主持,在上海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的会议,起草了国民党宣言,正式确定了在联俄政策的基础上的平等的中苏关系。
  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只要国民党客观上进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在民族革命战线上一切运动中帮助国民党,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同年二月,孙中山由上海回到广州,组织大元帅府。苏联即派鲍罗廷等一批军事顾问来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心议题是议决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大会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立场,指出他已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表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同意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接受苏联的帮助,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纲领。因此,正式决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大会并正确地估计了将国民党改造成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的可能性。指出国民党本来就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它的前身同盟会就是一个反清的革命同盟。孙中山作为革命民主派,深为一般国民所了解和拥护,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用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可以吸收各个阶层的广大群众来参加民主革命。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与《青年运动议决案》。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发挥党的忠实的助手作用。在党的三大关于《青年运动议决案》中,首先明确指出,青年运动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党应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之援助;接着指出,团应以组织和教育青年工人为其重要工作,在出版刊物上应注意反映青年实际生活状况及其要求,对青年学生应加强马列主义的教育,引导他们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并要求团组织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的宣传与调查;最后号召青年团应积极参加国民运动。根据党三大精神,不久,于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在南京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中夏、瞿秋白、林育南、恽代英、李求实等三十多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坚决地明确地接受了党的三大关于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报告决议案》中指出:“本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受本国各级执行委员会之指挥;但本团之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具备级执行委员会对于团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之种种指挥。本团团员在国民党中:(1)应赞助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2)本团应保存本团的独立的严密组织”,这样就保证了在国共合作中青年团在政治方面与党在思想上、行动上的完全一致。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一中全会决定,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我党党员、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其建立。并要求党、团员在国民党中努力站在中心地位和在农村中建立和扩大国民党组织。同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顾问的具体帮助下,起草并发表了改组国民党宣言,以及国民党党纲草案,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筹备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接着在一月二十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宣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民主革命的新纲领,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成新三民主义。决定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这是完全符合当时革命斗争需要的。经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后的国民党,由孙中山担任总理,一些共产党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初步形成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使他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段的革命联盟,为进一步发动全国人民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作了思想上、理论上、治政上与组织上的准备。
  (二)湖南的团组织积极推进国共合作
  湖南的历史进程与全国是一致的。湖南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在全国的前列。湖南既是戊戍变法运动的活跃地区,也是辛亥革命的中心地区。黄兴与孙中山是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的两位最伟大的创始人。一九○五年,黄兴创建的华兴会与孙中山创建的兴中会,在日本合并为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共同领导。湖南还涌现了一批同盟会与辛亥革命的最杰出的领袖人物如宋教仁、陈天华、蒋翌武、蔡锷、刘道一、刘揆一、禹之漠、焦达峰、陈作新等。其中黄兴、蒋翌武是领导武昌起义的总司令;蔡锷是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总司令;刘揆一是辛亥革命前,同盟会第一位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陈天华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位影响最大的革命宣传家。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时期在湖南有很大的势力。但辛亥革命后,五四运动前,特别是陈天华、黄兴、宋教仁、蔡锷、蒋翌武、禹之谟、焦达峰、陈作新、刘揆一等牺牲后,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处于涣散状况,革命运动也低落。一九二一年,孙中山虽曾派老同盟会会员覃振回湖南筹建国民党湖南支部,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南支部”,但人数很少,收效甚微,并且很快就烟消云散,停止了活动。一九二三年三月间,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与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与书记的毛泽东,主持党团组织联席会议,根据一九二二年八月党的西湖会议关于改组国民党与国共合作的精神,讨论并制定了一个在湖南如何推动国民运动与从组织国民党入手进行政治运动的计划。并决定由湘区团的领导人之一夏曦具体负责此事。会上还决定,在进一步组织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过程中,注意发展国民党组织。会后,便开始了秘密筹建湖南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当年春,夏曦、刘少奇便加入了国民党。四月七日,夏曦、刘少奇受国民党本部派遣,回长沙组织中国国民党湖南第一、二分部筹备委员会,并担任筹备主任,着手从工界、学界中发展党员,筹建组织。不久,毛泽东调中共中央工作,由李维汉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长,戴晓云代理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接着国民党中央又派覃振由广州来到长沙,并带来毛泽东给李维汉的信,要中共湘区委员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委会协助覃振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李维汉、何叔衡、夏曦与戴晓云等,多次与覃振及另一名老同盟会会员邱维震共商筹组湖南国民党事宜。一九二三年六月党的三大后不久,湖南在长沙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两个分部:第一分部为教育界中组织,有国民党员一百七十多人,其中学生党员一百五十余人,教职员党员二十余人,新闻界五人;第二分部为工界中组织,党员全是工人,约一百三十人。以后,又在宁乡县发展党员十多人,成立第三分部;还在萍乡安源煤矿发展工人党员一百七十多人,成立第四分部。到一九二三年九月,湖南全省有国民党员九百多人,四个分部在长沙设立联合办事处,下设总务、党务、财务、宣传、交际五科,主要负责人有夏曦、何叔衡、邱维震、李维汉、李六如等人,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与国民党左派的手里。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党的三届一中全会正式决定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我党党员、团员一并参加;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其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与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负责人与绝大部分党、团员都参加了国民党。当年十一月的一份《长沙地区团员调查表》,共有团员二十一人,就有二十人加入了国民党。这充分表明,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忠实地执行党中央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积极促进国共两党合作。
  (三)湖南的团组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实现。从此,中国民主革命进入新阶段。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为坚决执行党的革命统一战线、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而英勇奋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先,同党一道积极进一步帮助改组国民党。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湖南实到代表十一人,其中毛泽东、夏曦、袁达时在湖南推举;林祖涵、邹永成在广州选派;程潜、谭延闿、陈嘉佑、李执中、谢晋、刘况由孙中山指派。在会上,夏曦代表湖南国民党组织向大会作了党务报告;谭延闿、林祖涵与毛泽东分别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会后,夏曦被定为筹建国民党湖南执行委员会的筹备员。
  三月中旬,夏曦回到湖南,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与组织下,全体党员、团员迅速开展工作。首先积极向民众宣传国民党“一大”的决议案与宣言,突出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农村着重宣传“平均地权”,使“耕者有其田”,在城市着重宣传“节制资本”。其次,对原有的四个国民党分部组织进行整顿,按照国民党“一大”党章、党纲与宣言的要求,重新登记国民党党员。最后,在四月一日,由筹备员夏曦召集湖南国民党党员大会,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即临时省党部)。执委会由夏曦、何叔衡、李维汉、邱维震、李达、郭亮、罗宗翰、夏明翰、李六如等九人组成。并经孙中山核准照委,其分工是:夏曦任主任委员兼管组织,何叔衡任常务委员管财务,李维汉任常务委员管宣传,郭亮负责农工运动,夏明翰负责青年、妇女运动。九个执委会成员中,除邱维震是同盟会员、国民党左派外,其他都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夏明翰当时担任湘区团委的教宣委员。体现了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精诚团结、积极合作精神。湖南是全国第一个成立中国国民党的临时省执委员会的,它的成立,标志着国共合作在湖南正式形成。
  省临时执委会成立后,便派出一批共产党员、社青团员分赴各地,发展国民党组织。派李维汉先后去衡阳与宁乡;夏曦赴益阳;何叔衡去宁乡;李六如在省城长沙发展上层人物。前后共派人到十二处地方进行巡视、指导工作,成立国民党组织。何叔衡在宁乡发展著名进步教师王凌波先加入国民党,后加入共产党。因王德高望重,很有影响与号召力,他一人又发展了七、八十人加入国民党。当年六月,长沙县最早建立了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冬天,益阳县第一个建立了国民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中共湘区委员会与共青团湘区委员会,通过国民党组织大规模的悼念活动,从中吸收国民党新党员一千五百多人,扩大了组织。到二五年九月,全省已有十七个县市建立了国民党组织,其中有七个县市正式建立县市党部,四个建立临时县市党部,党员已达二千七百五十人。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一日,国民党湖南省临时党部,在长沙召开了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十三人,代表全省二千七百多名党员。大会作出了“注意扩大本党组织,从速发展农民运动,拥护孙中山联俄政策,建议中央肃清‘杨刘’,统一军民财政”等六项决议。还通过《对全国代表大会建议》和《对时局宣言》。大会选举李荣植、夏曦、郭亮、王基永、李维汉、易礼容、罗宗翰、肖述凡、廖锡瑞、熊亨翰等十人为执行委员,选举何叔衡、邱维震、汪泽阶三人为监察委员。并推选李荣植、夏曦、李维汉为省执委会常委,组成秘书处,负责日常工作。其中李荣植、邱维震、罗宗翰三人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左派,其他执、监委员都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与共青团员。国民党湖南省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高潮在湖南的兴起作了政治组织准备。
  其次,发动组织青年投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运动。二十年代,湖南省处于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之下,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秘密领导下,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利用国民党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团结并带领广大青年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一九二三年三月,因日本帝国主义拒不按期归还旅顺、大连给中国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开展反日斗争。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与省工团联合会、省学生联合会一道,共同发起归还旅顺、大连运动,于三月二十九日在长沙举行了六万多名各界青年参加的大游行,并向日本驻长领事提出了书面警告。接着于四月五日,成立了湖南外交后援会,由著名青年领袖人物郭亮担任主任。六月一日,该会派人登上停泊在长沙湘江河中的日轮检查日货,遭日本水兵枪杀,其中死二人,重伤九人,轻伤数十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当日下午,在中共湘区委员会与长沙团委的直接领导下,外交后援会集合各界爱国青年二万多人,议决八条,决定罢工、罢课、罢市,向省政府请愿,要求省政府向日领事馆交涉。次日,长沙市六万多人抬尸游行,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并掀起了对日经济绝交高潮。平江、岳阳、湘潭、常德、宁乡、湘阴、浏阳、衡阳、祁阳等县的团组织,发动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界青年进行反日爱国斗争。
  一九二三年八月,孙中山任命的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与赵恒惕之间发生战争。九月一日,谭军进入长沙。第二天,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与省工团联合会、省学生联合会共同筹备“长沙市欢迎讨贼军大会”,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军阀赵恒惕,热烈欢迎与支持孙中山派来的人。
  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成立后,在书记长夏曦的领导下,国共两党合作十分融洽,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四月中旬创办了临时省党部的机关报《新民》周报,由邱维震任总理,李六如任经理,李维汉任主编。周报积极向民众宣传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国民革命。五月,国共两党合作创办了黄埔军校,为国民革命培养军事人才。中共湘区委员会和团湘区委员会共同选派了青年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蒋先云、左权、王尔琢、刘畴西、陈赓、张际春、黄公略、赵自选等进入黄埔军校各期学习。团湘区委员会还广泛动员进步青年报考黄埔学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一至六期,湖南籍学生居全国各省学生之冠,仅第一期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六月,为了发动农民运动,促进国民革命,中共湘区委员会与团湘区委员会共同创办了农民通讯社,举办农民通讯周刊,其宗旨是调查农业及农民生活状况,促进农民的阶级觉悟,交换各地农民消息。当时发表了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夏曦《欢迎学生到民间去——论学生暑假中回乡的工作》一文,号召青年学生:到民间去,做社会调查,做农民运动,办成人补习学校,“应该以改造国家社会为职志”,教育发动农民群众投入国民革命运动。湘区团委具体指示各学校团委要认真做好组织工作,具体布置团员和进步学生回乡开展这一工作。十一月,为了维护教育主权,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团湘区委员会发动了益阳、湘潭、衡阳等地学校的非基督教运动。首先由益阳教会学校信义中学百多名学生带头退学,接着,长沙雅礼大学、醴陵遵道中学、湘潭益智中学及衡阳等地学生相继响应。团湘区委员会设立了“非基督教运动委员会”具体指导这一斗争,并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散发了《为非基督教运动檄告同胞》的传单,还发动教育界帮助安排退学学生的转学。这场斗争持续了五个多月。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孙中山在北京不幸逝世。中共湘区委员会与共青团湘区委员会决定,把纪念孙中山逝世的活动,作为宣传国民革命、动员民众投身革命运动的活动。各地党团组织纷纷召开三种不同对象的追悼会:一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参加的追悼会,着重宣传孙中山的伟大功绩,同时说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同异之处;二是国民党员参加的追悼会,着重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三是群众团体参加的追悼会,宣传孙中山的遗嘱和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在长沙、湘潭、衡阳、邵阳等城市,还组织了“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筹备处”。四月十八日,在长沙市隆重举行了悼念孙中山的大会。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共青团湘区委员会书记肖子暲。出席并致悼词。大会还印发了《追悼孙中山先生纪念册》。在这个纪念册里刊登了李维汉写的“孙中山革命事略”和蔡和森写的“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郭亮写的“中山主义与中国工农阶级”等文章,充分反映了共产党人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国共合作的伟大倡导者孙中山的无限爱戴之情。第二天,长沙市二万多人举行纪念游行。各校团组织与学生会,组织了九十多个学生演讲队,深入各县农村,宣讲孙中山的伟大革命功绩、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革命内容、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从四月二十日到二十四日,长沙地区在三天之内参加纪念活动的达五十万之众,其规模之大是历史上空前的。尤其值得指出的,以夏曦为首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不失时机地在悼念孙中山、促成国民会议活动中,吸收新党员达一千五百多人,迅速壮大了国民党,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六月一日,“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湖南,中共湘区委员会、共青团湘区委员会当即开会,决定由省工团联合会、省学生联合会发起,组织“青泸惨案湖南雪耻会”,广泛发动工人、学生、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六月三日“三罢”开始,五日,长沙有十万人游行。接着、湘潭、衡阳、常德、益阳、宁乡、安化、沅江、岳阳、湘阴、平江、湘乡、新化、醴陵、安源和水口山等四十余县和矿区也成立了“雪耻会”,举行示威游行,形成了一个全省性的反帝高潮。是年十月,中共湘区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五卅”运动以来湘区运动的开展情况,并作出了《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了农民运动的基本内容和宣传方法,特别指出要实现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口号,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随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根据上述精神,制订了《湖南农民运动实施纲要》,颁发了《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并先后选派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员等优秀青年李佳竹、雷晋乾、庞叔侃、易子义、袁德生、毛泽民、廖去恶(高文华)、贺尔康、蔡协民、宋友和、胡启霖、葛东霖、李中和、舒玉林、李谓璜、袁福清、张明生、夏明震等,去广州参加国共合作举办的第四届、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十二月,第五届农讲所结业的湘籍学生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深入农村,组织秘密农民协会。至年底,湘潭、株州、安化、衡山、衡阳、耒阳、乎江等地出现了秘密农协。据一九二六年四月统计,全省有二十八县有秘密农协组织,会员三万八千多人,为以后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作了思想、政治与组织上的准备。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共青团湖南区委在长沙召开了全省团的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九人,推选夏曦、李运钧、邓欣明三人为主席团成员。会议审查和通过了组织、宣传、训练、经济斗争、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与农民运动等七个决议,制定了一九二六年上半年的组织发展计划。大会推选夏曦为湖南区委书记。夏曦同时兼任共青团湖南区委书记与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书记长。十二月,夏曦又以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书记长的身份,去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指出:湖南是北伐必经之地,为了准备迎接北伐战争,湖南的党团组织必须加紧开展群众工作。为此,共青团湖南区委鉴于书记夏曦主持国民党省党部工作,决定改选肖述凡任书记,夏曦只任一般委员。为了培养北伐战争的军事政治干部,当时,中共广东区委通过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举办了一个学习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讲习班,由李富春负责。湖南选派了段德昌、黄克诚、曾希圣、张子清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前往学习。讲习班学员共四百一十六人,其中湘籍人员占三百八十四人。三月初,为了利用唐生智与赵恒惕的矛盾,争取唐生智参加北伐,夏曦与王基永亲赴衡阳,劝说唐生智参加反对吴佩孚、驱除赵恒惕的联合战线。接着由国民党省党部出面,在长沙召开市民大会,通过打倒赵恒惕、废除省宪法、取消省议会、启封赵恒惕封闭的一切革命团体等二十四项主张,逼使赵恒惕下野,发表“去职通电”,由唐生智代行省长职务。四月下旬,夏曦又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在长沙召开了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市民大会,号召各界人民积极参加反吴斗争。五月二十日,国民革命军先遣队叶挺独立团,挺进湖南,援助唐生智。唐于六月二日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就任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兼八军军长和湖南省主席。在中共湖南区委的统一领导下,共青团湖南区委发动和带领各界青年,组织侦探队、交通队、疑兵队、运输队、宣传慰劳队、冲锋队等,参加北伐战争。当叶开鑫逃出长沙后,团湖南区委和省工团联合会共同组织以共青团员为主体的青工一千多人作保安队,与进抵长沙的革命军游击队共同维持城内秩序。北伐军进攻平江时,又组织三、四千青年工人支援前线,全歼吴佩孚的精锐陆云旅。
  第一次国共合作,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由于孙中山顺乎历史潮流的英明决断,由于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的左派人士以民族利益为重,相互精诚团结,在短短数年之内,取得了辉煌成果,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但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联合干涉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突然叛变,他们的反革命统一战线的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力量;由于我们党尚在幼年时期,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犯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在敌人的突然袭击面前,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因而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失败。

  (载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共青团专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5年8月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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