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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大革命时期的湖北共青团
 
汪成旺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在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三大”的召开揭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党领导下的青年团“二大”的召开,为我国青年运动的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国民“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革命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共两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和北伐军占领湖北武汉,是大革命时期革命高潮的最主要的标志。为了促进、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发展,湖北共青团参与了党领导湖北人民和青年所进行的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写下了光荣的篇章,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大革命高潮以前,湖北地区的广大青年先后在武昌团委、武汉团委、湖北团区委、社会主义武昌团地委、团区委、共产主义武昌、武汉团地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区委以及各地方团的组织和领导下,团结各界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帮助、改组和重建了全省各级国民党党部,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和大革命失败以前,湖北地区的各界青年以及少年,更大规模地在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区委和团湖北省执委的带领下,投入了支援北伐军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等重要战斗,英勇地参加了收复武昌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各种反动势力的斗争,为使革命的中心从广州移到武汉,党团中央的中枢从上海移到湖北作了必要的准备,从而加快了湖北乃至全国的革命高潮获得更大的发展,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①
  大革命高潮出现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她的助手青年团,归功于她们帮助建立和发展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为了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推进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早在一九二三年初,湖北地区的团组织遵循党的指示,改变了过去不赞成团员青年加入国民党的错误认识(曾开会决议,大家都不赞成参加国民党),积极从事改组国民党工作。但是,自京汉二·七大罢工失败以后,湖北“地方团仅存者只有武昌、徐家棚二处,……组织尚不完善,与中央缺乏联络”②。团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团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使湖北地区团的组织处境十分困难。正如团中央当时指出的:沿长江一带团的工作最要紧的是武汉组织,因政治环境恶劣,及二·七惨案后工人畏惧心理和我们对民众策略应付无适当,同时指导人才经济之缺乏,团的组织及工作没有极大的发展,这是本团工作极大的缺点。在严重的形势和教训面前,团的组织认识到:要把革命推向前进,必须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改变“鄂区组织太不健全,不能号召群众,不足以应付目前变动的局面”③。团中央决定由中央暂派专员指导鄂区工作,整顿内部并发展组织,受团中央委派,林育南、李硕勋、贺昌等同志先后担任湖北团区委、团省委的负责人,并还选调了一批得力干部到省市团委和其它青年组织,加强对湖北地区革命青年运动的发动和领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党的三届一中全会听取了中央驻鄂委员关于湖北“国民党有成立支部的可能,但多为工学界的新分子,旧党员可靠者极少”④的情况的报告,为了及时主动地推进国共合作的进程,武昌地方团委接受团中央的指示,要求自己的全体同志加入国民党,并且与武昌旧有的国民党员进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一切计划,经过我们党、团组织和党、团员的积极筹备和组建,湖北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宣告成立,董必武任书记,陈潭秋任组织部长,林育南任青年部长(后任湖北团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二五年七月,在国民党省党部“一大”上,担任党的湖北青年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李子芬同志兼省党部的青年部长,这就从组织上强有力地保证了湖北青年运动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始终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健康地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湖北团的组织得到了很大发展。一九二三年初,湖北地区的团组织几乎全被破坏,一九二四年十月,全省团员总数只有八十余人,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发展到二百二十四人;一九二六年五月,团员发展到四百七十五人,团的特支有了相当的发展,除武汉地区外,其它的有:黄冈、汉川、应城、罗麻、商城、黄陂、黄安、天门、荆门、枣阳、新定、大冶,一九二六年八月,还新增加了宜昌、沙市。特别是经过大革命高潮的发展,到团“四大”在武汉召开时,湖北全省的团员总数达到一万三千以上,团组织领导的童子团的人数达四万(大革命失败前曾发展到八万),成为全国拥有共青团员、童子团团员最多的省份(其次是湖南,湖南当时有团员七千,童子团七万),这说明,大革命时期,湖北的共青团不仅是湖北青运史中,而且也是中国青运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由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中国共青团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推动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胜利,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的团组织和广大青年积极投入了党领导的各项革命活动,她所起的作用、她的力量是不可替代的,这在我们湖北表现的非常明显。正如党中央早在二五年十月召开的扩大会议所指出的那样:“湖北党部的国民运动颇能努力进行,在国民党中完全占有主持的地位,领导群众的政治运动,均有相当的成绩”对于这一历史事实,国民党也是承认的,孙科说过:“原来的湖北党务的基础,是建于秘密时代,是共产党从中组织的,是共产党湖北区执行委员会董用威(必武)等包办,所以多数的党员不是CP,就是SV。”⑤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党、团中央的正确领导,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的工作,使我们党的主张在国民党和革命运动中得到贯彻,党团中央曾联合发出通知,规定各地CP和SV(CV)在民校(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应合组党团,党团工作由CP地委或区委直接指挥之,但党团开会时,SV(CV)地委或区委须派一人出席。同时还规定:党团的工作,便是整个的代表党的意见,贯彻党的政策,其中没有各份子的单独意见;党的机关对于党团有决议时,就必须执行,党团中的每个分子,就为这个决议而动员。遵照党的这个指示,湖北党团组织在全省各级国民党党部建立了党团组织,从而加强了我们党团的工作,也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工作和对革命的领导。在湖北省国民党省党部里,它的六名主要成员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董必武(党的汉口地委书记)、刘昌群(武汉团的书记)、张继渠(湖北团区委委员长)、何恐(湖北团区委组织委员)、余世颂(湖北团区委代委员长、秘书),参加的还有林育南、许白昊(出席过团的“一大”)、李立三、项英等。由于当时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是党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以国民党的名义活动的,所以党团组织的作用是通过国民党组织发挥和实现的,这是大革命时期特定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共青团不仅紧跟党很快地适应了这一新情况,实现了自己的历史性转变,而且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比较策略地正确处理了同国民党的关系。在国民党召开省“四大”时,由共青团领导的湖北全省学生联合会和武昌、汉口、汉阳学生联合会共同举行招待会,招待国民党湖北全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到会代表百余人,来宾中有省市两党部代表,中央青年部代表等。省学联负责人在欢迎词中希望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来领导一般学生走上革命道路……为民族革命……为谋本身利益……去实际工作云云”⑥。充分表现了共青团和青年学生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坚持了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向,为了进一步教育和推动更多的青少年拥护和投身革命运动,团组织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领导学联、童子团等群众团体举办各种学习班、评论会、游艺会、运动会和纪念活动,“接受列宁主义关于中国民族解放理论”、“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并逐步认识到“工农群众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⑦。以“养成忠实革命人材,以应革命需要”⑧。这些活动非常注意“革命理论与革命实际工作,务必兼筹并顾”⑨。在青年学生中,党团组织还督促他们“革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革命”。在这些活动中,董必武、李汉俊、李立三、张国涛、陈潭秋、恽代英、项英、林育南等以及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出席并演讲,他们讲演的内容多是“青年问题与青年运动”、“革命青年修养问题”、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状况”、“革命青年的恋爱观”、“社会主义思潮及其派别”、“三民主义”等,对当时青年的觉悟和奋斗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团组织还把对青年的宣传教育活动扩展到工厂、农村中去。在工厂,为了加强对青年工人的领导和宣传,湖北团省委委派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部部长等到省总工会去担任青年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具体组织青年工人的斗争,开展各种活动。在二七年举行的纪念“五·一”节大会上,公开讲演,征求团员;在农村工作中,组织团员、青年和学生“到农会去”,与此同时,派出大批特派员(发给特派员证书及各种印刷宣传材料)⑨,对青年农民讲解农民运动的主要性,怎样做农民运动、青年与农民等等,这个工作是在农民协会中进行的和在“青年工作部”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主要是引导一般农村青年在整个农协主张和政策之下,参加乡村政治经济斗争;帮助组织各种文化性质的农村青年团体,如俱乐部、新剧社、体育会等等;集合农村教育文化运动,如扩充和改革农村教育运动、识字运动、天足运动、反宗教神权及其他破除迷信运动,表演新剧,召集青年农民大会等;帮助农民进行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这种斗争,是在整个农民中进行的,并由农协名义提出;帮助组织小学教师、小学生团体、农村童子团等,并指导其工作。团组织和团员青年在农村的斗争和在青年农民中的活动,为大革命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运动的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
  党和人民的斗争,带来了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国共两党领导的北伐军,在湖北各界人民的支援和其它省份人民的配合下,一举攻克吴佩孚盘据的武昌。这一胜利,为湖北青年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随后,党中央、团中央和国民革命政府及全国学联都迁到武汉,进一步为湖北全省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增添了新的更多的活力。但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张作霖、孙传芳等反动势力依然存在,它们采用各种疯狂的活动破坏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就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汉口市民在英租界江汉关前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于鄂,并分队演讲,遭到英帝国主义的水兵枪杀,死二人,伤无数,造成震惊全国的“一·三”惨案,全国人民一致声讨。团组织及省学联等先进青年组织立即号召民众团结起来,实行不买英货,不通往来,多印宣传品,万众一心,驱此恶魔,并提出“打倒英帝国主义,取消中英不平等条约”,以及“对英经济绝交,收回英租界,反对英舰政策,撤退英驻汉海陆军”⑩的口号。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工农商学一致行动起来了,当时武汉的童子团也是一支骨干力量,他们面对帝国主义生火冒烟的军舰,脱去炮衣的大炮,一个个毫无惧色,并肩战斗,为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包括日租界)坚持到最后胜利(11)。团组织还领导各界青年对侵略中国的其它帝国主义进行了广泛的坚决的斗争,江岸路德中学是美帝创办的,这个学校一贯压迫进步学生,实行文化侵略,麻醉青年,激起学潮,团通过学生会代表全体学生向市教育局、特别市党部请愿,“请钧部、贵局准予惩治,并恳辑拿一班未到人犯,及转咨外交部,照会美领事,扣留该校校长施美德,归案迅办,使学生的目的早达”(12)。在农村,各地团的组织和广大农民青年投入了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清算土豪劣绅的罪行,造成了强大的革命声势,把湖北的农民运动推向高潮,成为全国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正如党的“五大”所指出的:“现在农民运动发展的阶段之中,要数两湖的为最高,尤其是湖南”⒀。另外,对帝国主义走狗所办的教堂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如当时在蒲圻县,青年团及其领导下的童子团,举行大会操以后,游行经过英帝走狗所办的天主堂,因该教堂平日散布迷信,欺压平民,无恶不作,遂大呼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打倒文化侵略的天主堂!吓得天主堂神甫、牧师等屁滚尿流,一并潜逃(14)。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巩固、扩大了革命的胜利成果,发展了大好形势,在新的斗争面前,团的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其它青年组织进一步提出了“严密自身组织,肃清反动分子”的任务,要求“武装起来,以积极的精神,直接的手段,参加新的政治运动,向封建势力进攻”(15)。为巩固革命的后方,青年们准备上前线杀敌,纷纷请求省政府迅速发枪械、派教官,开办军事训练班,以便实行武装,参军参战。他们踊跃参加了毛泽东主办的武昌农讲所和省青年部开办的湘鄂赣三省农运讲习所及工运讲习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习。在农讲所学员赴麻城查办土豪劣绅的消息传出后,各校学生青年争先恐后报名参加。还积极参加了“革命军人救护会”、“慰劳伤兵委员会”、“群众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仅对素以铁军之称的叶挺部队及中央独立师等的援助就是突出的一例,在战斗中,有一批伤兵运回武昌,团组织和学联为此特买大批饼干、捐募大批毛毯、毛巾、茶壶、衣服、肥皂、鞋子及各种礼物并捐伙食一日,还组织大批慰劳队、救护队、宣传队,师大、医大的全体学生也出发看护伤员;在汉口第四兵站医院二分院,由于对伤兵看护慰劳特别尽力,伤兵甚为感激,集体“决定急电唐总指挥请奖励看护团员,呈请国民政府,函工商联合会优待看护职青的团员”(16)。同时还处理全部救护事件,参加救护部的工作。湖北团省委、省学联还邀请省市两党部青年部与省教育厅组织了军事训练委员会,在中等以上学校增设军事训练课程,组织学生学军,推动北伐向全国的进军。
  正当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之际,武汉国民政府因北伐军费浩繁,财政困难,加之帝国主义、反革命派勾结大资产阶级捣乱金融,实行经济封锁,当时的武汉地区,许多企业无法维持而倒闭,出现物价飞涨,货物奇缺,失业增加,革命面临严重考验,为保障革命的胜利果实,政府决定发行北伐胜利的有奖债券,对于这一决定,广大青年率先响应,并宣传各界同胞一致努力购买,以缓解困境。在这个紧要关头,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反革命面目逐渐暴露了。对于这一严重情势,广大青年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公之于众:“自国民革命军进抵长江、复鼠入革命内部”、“逐渐为少数腐朽份子所操纵把持,自北伐军事进展,更造成党权旁落,军事独裁,最近更因独裁而演许多荒谬绝伦之事实,长此以往,革命前途将不堪设想。”(17)赣州惨案的发生,是蒋介石反革命面目暴露的信号。当时武昌学联为革命前途计,发出通电,表示了“誓与反农工运动而危及革命的蒋总司令奋斗”(18)。省学联即日也在一个电报中表示“继续努力,及对此后任何军事个人之独裁,完成奋斗初衷”(19)。为了响应我党提出的“提高党权,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号召,二七年四月下旬,在武汉举行了声讨蒋介石的示威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近一万名青少年,刘少奇、贺昌(团省委书记)等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还发了讨伐蒋介石的通电。这一天,东征讨蒋的口号激愤有力,整个场面,声势雄壮。还有当时旅鄂的山东等省青年也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清党讨蒋活动。
  在蒋介石彻底叛变革命的前后,大批反革命分子潜往武汉,遍投机关,作反动宣传,企图扰乱革命新根据地。在反动势力甚嚣尘上的日日夜夜,广大青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决心“以革命的手段铲除一切反动势力……使反革命分子绝迹武汉而后已”(20)。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斗争形势更复杂激烈的时刻,英勇地进行了维护社会治安以及打击奸商囤积居奇、制造金融危机等各种斗争。尽管有来自各地的特务、武汉阵营的不坚定分子、社会上的地痞流氓等几股势力的阴谋破坏,他们都能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每次斗争都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继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夏斗寅叛变的消息传开,武汉各民众团体一致声讨。汉口学联、汉阳学联、鄂省一中、省学联等在共青团的领导下,相继发表宣言、动员令,极力保护革命果实,挽救革命危亡。当时在汉的中山大学医科学生百余人特组织救护队携带药品器械,往前线救护伤员。这个大学的学生除每人捐赠毡毯一床外,还减餐捐助。为了慰劳前线将士,武汉各民众团体还组织了慰劳讨夏将士代表团,支持革命。各校的团员青年和学生一起还向市民宣传前线真实消息,以辟市面之反动谣言。尽管广大青年进行了坚决有效的斗争,但时局不可逆转地恶化了。全国除武汉政府所辖的有限地区以外,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饮弹餐刀,遭到残酷的镇压和屠杀(如:上海的团员由八千降到了三千,广州的团员原有六千,只剩下三千多人),党团组织受到很大摧残。在革命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汪精卫发动了“七·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因内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加之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断送了,湖北青年运动也随之转入低潮。对革命的失败和革命失败以后的斗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省执行委员会曾有过清醒的认识,作了必要的准备。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团湖北省委为纪念“五卅”二周年发出了告青年书,正确地估量了当时革命面临的形势,提出了继续进行革命的新的战斗任务,初步确定了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行动方针,可以说,为党的“八、七”会议的召开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湖北的共青团作出了特有的贡献,这是难能可贵的。告青年书首先回顾“五卅”二年来帝国主义的一系列罪行,以及大资产阶级相继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赞颂了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五卅”以来始终站在革命最前线冲锋陷阵、前赴后继的壮烈事迹;其次叙述了中国革命为农民革命性质,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性,以及无产阶级与农民及中等阶级联盟的重要性;告青年书最后分析当前政治形势已到了“革命的联合战线与反革命的联合战线短兵相接,作决死战斗的时期了”,号召青年“我们要巩固革命的同盟,坚决的信任无产阶级的领导,拥护无产阶级的领导,拥护农民土地革命,注意中等阶级的利益,扫除一切大资产阶级的影响,工农武装起来,以红色恐怖制止白色恐怖”,“继续‘五卅’革命精神,到军队去,到农村去”。这篇文献充分体现了湖北共青团的成熟程度和代表了湖北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它在中国青年运动乃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应该说,大革命后期的湖北共青团,是有某些先见之明的。正是由于大革命培养、锻炼和考验了湖北的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所以,湖北地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所处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时期中,我们党创建的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红安七里坪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以及湘鄂赣、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里面不能没有包含湖北的共青团在大革命时期带领广大青年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结晶。
  
  (载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共青团专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5年8月编印)
  注:
  (1)《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赵朴:《青年团的组织史资料(之二)》。
  (3)《湖北青运史》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10页。
  (4)《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5)《国民党中央政委会速记录》
  (6)《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
  (7)《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
  (8)《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
  (9)《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三日。
  (10)《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
  (11)曹健勤:《大革命时期的武汉童子团》,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三日《长江日报》。
  (12)《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四月四日。
  (13)《土地问题决议案》。
  (14)《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
  (15)《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
  (16)《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六月八日。
  (17)《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
  (18)(19)《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20)《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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