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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武汉青年运动
 
苏宇光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同其他地区一样,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武汉青年,经历了一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磨难。他们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以世界主人翁的姿态,接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洗礼,被荆斩棘,前仆后继,开拓出一条具有武汉地方特点的青运道路。本文试图就现有材料,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团领导下的武汉青年运动,分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前时期、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及国民党公开叛变革命以后时期(重点在前两个时期)等三个时期来进行探讨。


  从一九二四年一月国共两党合作开始,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北伐军占领武汉为止,武汉地区青年运动的重点是放在青年学生方面。为什么党、团工作重点是在青年学生方面,而不是在青年工人方面,或者是在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两方面呢?这是因为:一、自从一九二三年爆发“二七”大罢工以后,北洋军阀政府十分注意工人方面的动向,对工人运动控制很紧;二、团组织还不是很熟悉青年工人情况;三、青年学生有着光荣的历史传统,对社会观察敏锐,有一定的政治抱负。
  一九二一年八月,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肖耀南为湖北督军。继王占元之后,吴、肖二人同在鄂的帝国主义沆瀣一气,从政治、经济上压迫着湖北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下旬园满结束,从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点的革命统一战线形成,中国革命进入了面貌全新的历史阶段。统一战线的建立,给中国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然而,任何事情做起来又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可以由武汉地区团组织的经常变动中找到佐证。
  (一)共青团组织和其他青年团体
  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昌地委选举,选出正式委员胡彦彬、刘昌群、余世颂,侯补委员刘念祖、何恐、廖如愿,各委员的分工是:委员长,余世颂;秘书,廖如愿;会计,刘念祖;宣传,胡彦彬;工委,李书渠①。五月十九日,团武昌地委改称团武昌区委,负责人同时也有所变动:秘书,张继渠;组织,何恐;学生,许鸿(后因调入党内而离职);农工,余世颂;宣传,叶景芬②。八月二十日,团中央负责人恽代英巡视长江各地,在武汉改组了团组织,团武昌区委改称团武昌地委,这时地委执行委员是余世颂、何恐、汉儒、汪守愚、沈尚平等(3)。一九二五年三月十日,新成立的共青团湖北省委代替了团武昌区委(此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正式委员是林育南、刘仲云、何毅生、柳伯文、汪守愚,侯补委员是张学武、梁仲民、李树青、沈尚平,委员分工:书记,林育南(兼训练、会计);组织,张学武(兼记录、交通);宣传,刘仲云;学生,何毅生;青工,柳伯文④。可是没过几天,三月十二日,团湖北省委改称团湖北区委,并且成员完全变动:书记,黄镜;组织,李子芬;宣传,刘昌绪。以后,一九二五年内,团湖北区委由团武昌区委代替,这次的书记是卓凯泽,他担任的团武昌区委书记职到一九二六年结束⑤。除了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一段时间内有所稳定外,武汉地区团组织系统的更迭频仍在以后还有所反映。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根据武汉地区特点,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的团湖北省委改为团湖北区委后,团组织迅速在武汉地区的邮电局、书社、大中学校及一些区县先后建立起十八个团的支部,并确定了各支部书记名单⑥。这时团支部在大中学校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由此可见当时团的工作重点是在青年学生当中。为了更好地在学校中开展工作,领导武汉学生运动,并且以学生运动的名义掩护自己,早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团武昌地委就派出汪守愚、叶景芬、沈尚平、张宗燏等团员,同各校进步学生一起改造了武汉学生联合会,他们分别担任学联中宣传、文书、经济、教育等部委员⑦。武汉学联改造后,武汉地区党和团的工作就很好开展了。另外,除了团直接领导的学联之外,武汉地区还成立有省内各地旅省学生组成的学生会、读书会、研究会、游艺会、互助社等团体。在这些团体里,团组织不仅派去同志,还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起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使它们之间的主张和步骤能够一致。在这个团体里,还有工人、商人参加⑧。
  (二)活动
  反对帝国主义,是团组织开展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一九二四年五月七日,团武昌地委以学联的名义,在汉口老圃隙地召集反帝国主义国民大会。会前,叶景芬、沈尚平代表学联前往警方交涉,要求警方对渡江到汉口参加大会的武昌学生予以方便。无论怎么说他们就是不答应代表们的要求,最后在代表们的据理力争下,他们才只允许武昌学生在武昌街头游行。到了五月七日这天,军警们却已经把持在学校门口和学生们将要经过的城门,给大会有意制造障碍。然而,军警们卖国的行为并没有阻止住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武昌学生还是推举代表过江参加了国民大会。会上,许鸿、余世颂等团员慷慨激昂,历数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主张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号召全体民众为打倒帝国主义而努力,团组织还在会场上散发了由董必武、刘昌群、光国、许鸿、张继渠、何恐、余世颂等人书写的传单⑨。八月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上海青年重组“非基督教同盟”,八月二十二日,团中央决定恢复“反基督教大同盟”,受上海影响,武汉青年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并组织青年进行集会、演讲、游行等爱国活动,对帝国主义用来毒害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进行了猛烈攻击⑩。十一月三十日,武昌国民外交委员会发起筹备“湖北国民会议促成会”,这个动议立即得到团武昌地委的响应。武汉学联在为此而发的通电中,全面提出了对国民会议的意见,主张在外交十“废除不平等条约”,在政治上“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自由”,在农工利益上“制定保护农工利益之法律”,在学生利益上“确定教育基金,不得挪用作军费”、“教育机关独立,不得受政治军事的影响与摧残”、“男女教育平等”。武汉学联的通电,反映了湖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暴政、要求国家和平、统一的强烈愿望。十二月十四日,湖北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武汉学联毅然宣布加入(11)。
  对于危害革命的思想和破坏学生运动的国家主义派,团组织带领学生进行了坚决反击。泰戈尔是印度著名的诗人,他的文艺作品很受世界人民的欢迎,但是他所鼓吹的“森林哲学”却很不可取,特别是他带着这种消极思想来中国各地游说、宣扬,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一九二四年,他在徐志摩的陪同下来到武汉讲演,武汉团组织号召青年学生予以抵制,不去会场,并在会场上散发传单,使其非常狼狈(12)。对于破坏、分裂学生运动的胡适者流在武汉的反动宣传,武汉学生也以对待泰戈尔的方式给予回敬。一九二五年,资产阶级学者胡适在武昌高师的演讲及后来“进步党”领袖人物江亢虎在中华大学的演讲,都遭到进步学生的反对。在中华大学团支部书记施季高的带领下,学生们在会场外散发传单,针锋相对,使他们的货色不致迷惑青年。一九二六年三月,国家主义派(后改名青年党)干将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三人在中华大学同台大开国家主义展销会,大肆兜售其反动刊物《醒狮》,气焰极其嚣张。对此,施季高在学校讲演厅带头散发传单,并质问纵容他们的校长陈财,号召同学们不要上当(13)。
  根据斗争形势和党的指示,团组织或者利用公开的形式,或者联合进步力量,总之是通过各种方式达到革命的目的。早在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党、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方面加快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进程,一方面也便于我们开展工作。党、团员通过加入国民党,发展了革命力量,扩大了自己主张的影响。团员进入国民党内以后,同他们中的进步人士共同活动。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和团中央共同发出第三十号通告,号召党、团员积极加入并影响社会上进步分子加入国民党,以便在国民党内提高自己的地位,团结左派,削弱右派。为此,武汉地区团组织同党一起,帮助许多团员和进步青年加入到国民党内来,并在武汉建立了秘密的国民党党部。在这些党部中,有许多成员都是共产党人。据肖秀跃回忆,一九二五年三月,施季高和李济棠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以后才又加入共青团,这个例子非常典型。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团领导的武汉地区学生运动不断扩大,这样,原来只是管辖武昌而并非三镇的武汉学联,在一九二五年五月按区域分化成武昌学联、汉口学联、汉阳学联。为了便于统一武汉学生运动,协调步伐,一九二六年一月,成立了湖北省学生联合会(14)。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六年,领导武汉学运的主要负责人是刘瀛、陈定一、陈德森、包泽英等团员(15)。省学联和武昌学联自成立以后,为宣传党、团的政治主张,分别主办《湖北学生》、《武汉学生》,到一九二六年七月,两刊物分别出了七期和十九期(16)。省学联成立不久,还利用寒假时间向省内各县派出十多人,督促各县组织或整顿学生联合会及学校学生会,并注意当地小学学生会的发展,使它们也加入到县学联(17)。
  复杂的斗争形势,使党、团组织要求有出色的领导人材和革命骨干,这就涉及到干部的培训问题。为了培养中国干部,苏联政府于一九二五年在莫斯科设立中山大学。当时全国各省派送到苏联学习的同志,都要先通过各省秘密或半公开的国民党省党部。一九二五年八月,武汉地区由湖北省党部派出了第一批共十一名同志,他们是:胡彦彬、伍修权、贝云峰、熊效远、梁仲民、潘文育、卜世铎、高衡、黄励、杜琳、宋炜。这十一名同志少数是党员,多数是团员(18)。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消息传来,武昌学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声援上海同胞。六月二日至三日,二万多名学生举行两次大游行,并组织了四、五十个宣传队,分别在汉口、武昌街头进行宣传;六月六日,二万多名学生又分别在汉口、武昌、汉阳演讲和散发传单;六月九日,武昌地区七十二校九个学联团体计四万五千多名学生在武昌公共体育场集会,手执“学界为沪案大游行”的旗帜游行,向当局请愿。帝国主义暴行激露了武汉学生。然而,武汉人民的反帝呼声丝毫没有使帝国主义有所收敛,在汉帝国主义者竟又寻衅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汉口“六·一一”惨案。惨案发生后,武汉人民无比愤怒,工、商、学各团体纷纷集会组织汉案后援会,向省、督两署请愿,要求政府对英提出严重交涉(19)。十二日,武汉地区陆续罢课、罢工、罢市,学联还派人到北京,向北京各界报告汉口惨案经过。学生们的行动,激恼了帝国主义代理人肖耀南,于是九十多名教师、学生和学生会干部遭到秘密通辑,肖英(学生)等四人被杀,六人被捕。反动军阀还强迫各校提前放假,并解散学联和汉口中学,封闭杨子江通讯社。只是出于一己私欲,肖耀南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民族的败类(20)。“五卅”惨案和汉口“六·一一”惨案的接连发生,使武汉地区教会学校的学生再也不能安心读经祷告了,他们纷纷走出校门,加入到全国教会学校学生的退学运动队伍之中。武昌的博文、华中、文学、求是、三一、圣约瑟、希利达等学校,汉口的博学、圣约翰、圣保罗等学校,汉阳的文德学校的学生,或者驱逐教会教师、或者退出学籍,使教会学校办不下去,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21)。
  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北京“三·一八”惨案又一次震动了武汉各界。湖北省学联和湖北省各团体联合会在这天共同发起,在武昌阅马场举行“三·一八”殉难烈士追悼大会,到会群众和学生一万多人。大会主席在报告中慷慨陈词:“今日不仅为追悼会,并且为一种革命的大会,即继续北京被难烈士之工作,百折不回,努力前进”,会上当即通过了决议案十八条、文电十三件,并组织北京惨案后援会,会后,与会群众和学生举行了浩大游行示威,声讨军阀政府为虎作伥的暴行(22)。
  自“五卅”运动以后,中国工农革命势力迅速增长,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这也就引起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极右分子的极度恐慌和仇视,只要谁稍有进步行动,就会被视为共产党在“捣乱”而加以迫害。这时,北伐军占领前的武汉地区可谓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了。一九二六年六月,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赴鄂代表徐焕生、赵绪一因为在武汉作反日、反英、反奉及反湖北官钱票的宣传,被陈嘉模逮捕(23)。六月十一日,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邀请陈启天来校讲演其作《新教育政策》。会上,国家主义青年团武汉分部的极右分子散发传单,首先违反陈时会前宣布的规定,扰乱会场,配合陈启天作反动宣传。对此,某中学学生不甘示弱,也散发了传单,双方发生了冲突,于是军警逮捕了七名学生。这次事件是由陈时一手酿成的。国家主义派的暴行激起了广大学生的义愤,各校纷纷发表宣言和通电,向社会报告事情真象。《向导》周报也连续发表《武昌中华大学武剧之真相》、《武昌中华大学武剧中国家主义者的构陷》等文,揭露国家主义派的本来面目,猛烈抨击军阀和国家主义派的法西斯暴行。最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在团组织的努力下,被捕学生得到释放(24)。武昌华中师范学校是英帝国主义对武汉进行文化侵略的机关,学校当局经常迫害学生。这里的学生每天除了读圣经做礼拜外,根本没读什么书。他们的言行稍不如意就被校方冠以“赤化”、“过激”等罪名,给予开除。一九二六年十月,当革命军攻占武汉,武汉克复成为大势所趋的时候,英人校长贾蒲萌和洋奴夏明如相互勾结,更是加重了对学生们的迫害。一天,英人教员梅戈登在教室里大骂中国学生为奴隶,对学生恣意侮辱,一些学生当即退出教室,以示抗议。梅戈登于是恼羞成怒,动手殴打学生。这还不算,气节尽丧的夏明如命令开除杨君之学籍,逼迫学生写出忏悔书向梅戈登陪礼,贾蒲萌还向学生提出七项无理条件,要求学生们在最短时间内承认。如此众多的迫害侮辱,促使学生们忍无可忍,坚决罢课。在武昌学联的支持下,华中师范学生同校方进行了不懈斗争,使校方接受了学生们所提条件。可当上课以后,贾蒲萌出尔反尔,借口学生们不应参加陈定一烈士追悼会,用手枪逼迫全校学生在一小时内退出学校,同时把他们的行李抛出校外(25)。在中国的土地上,帝国主义是多么的骄横霸道。
  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极右分子在武汉地区的疯狂行径坚定了国民革命军和武汉人民反击的决心。一九二六年七月初,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党的湖北省委召集了武汉地区党员骨干分子大会,确定了支援北伐军占领武汉的计划,这一工作由省委书记陈潭秋同志和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书记的董必武同志负责。党给武汉团的任务是,深入反动军队中做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工作,以达到在城内策应北伐军的目的。九月,担负这一任务的陈定一同志在进行活动时被他的同学、国家主义派艾毓英发觉,遭到陈嘉模的逮捕,不久在火巷牺牲(26)。陈定一烈士是一师的学生,们对革命工作充满了热情,经常代表学联在公共场合进行演讲,他只要一上台演讲,喉咙就会因激动而嘶哑(27)。他的牺牲是武汉团组织的一大损失。
  然而,革命青年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斗争并未徒劳无获。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围了四十天的武昌城终于攻下,武汉地区全被北伐军占领。至此,中国革命进入高潮时期。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北伐军占领武昌,结束了北洋军阀政府对武汉的黑暗统治。不久,随着国民政府和许多团体组织的迁往武汉,武汉于是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一)共青团组织和其他青年团体
  在新的形势下,武汉地区党、团组织由过去的地下秘密活动转为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了。这段时期,武汉地区团组织及负责人的大致情况是: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七月,团武昌区委改为团湖北省委,书记贺昌;一九二七年八、九月至十一月,书记刘昌群;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书记王达强;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三月,书记唐鉴;一九二八年四月,书记卓凯泽(但当他从上海到汉还未上任,即因团省委交通邹祖浩的叛变告密而被捕牺牲)(28)。
  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武汉地区团组织的活动有了很大变化。在过去,团员的成份主要是青年学生,而现在团员中青年工人的成份开始增多,同时团的工作范围也扩大到工厂、商店、码头、街道诸方面。这时期团组织非常活跃,队伍也壮大了。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初,武昌高师的团支部是当时武汉地区比较大的基层团组织,其团支部书记是周延墉。学校团支部曾经以办文艺刊物为名出了个《橄榄》,专门致力于宣传党和团的政治主张,很受同学们欢迎(29)。硚口地区的工人很集中,二、三万工人分别在秦安纱厂、福新面粉厂、申新纱厂、骨粉厂、哈德门香烟厂等十几家工厂中工作。团经常派同志深入到那儿的青年工人当中,同他们交心谈心,不久就在这十几家工厂中建立了团支部。(30)
  为了广泛地发动青少年,团组织便在学校、工厂中先后建立了童子团这样一个群众性的青少年组织。
  童子团首先是在小学生中建立起来的。早在一九二六年八、九月间,团组织为了把武汉地区少年儿童组织起来,以便配合党、团的工作,就在汉口、汉阳的许多小学生中建立学生童子团。团组织借学生童子团的形式,向学生们传播革命道理,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并组织他们开展一些活动。根据他们的特点,这些活动主要是寓教于乐的文艺。当时学生童子团员中最为流行的就是“少年先锋队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这些歌曲深受童子团员们的欢迎(31)。北伐军占领武昌城以后,武昌的许多学校中在建立了学生童子团以后,学生童子团员们又接受党的指示,同武汉地区各个工厂的工会取得联系,把这种组织发展到工厂的童工当中,在他们中建立起劳动童子团(32),随后,其他行业如商店也出现劳动童子团。为了便于行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团组织的帮助下,湖北省总工会成立了劳动童子团总支部,统一领导武汉地区劳动童子团,总团长由曹策(系党员,由团组织派出)担任(33)。几个月后,武汉地区学生童子团也统一在省学联的领导之下(34)。这样,在团组织、学联之外,又增加了童子团这样一个青少年进步团体。在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学生童子团、劳动童子团为革命立下了不少的功劳,在武汉青运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二)活动
  在共青团湖北省委的带领下,武汉地区青年积极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用他们的行动决定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反基”、“非基”和反对教会学校运动,在武汉青年运动中已有了一段历史。而北伐胜利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运动在武汉地区得到较大发展。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武汉地区各级学联同国民党省党部、汉口市党部,各级工会及一些青年团体,在圣诞节之前成立“反基督教大同盟”,着手于“反基”、“非基”运动的筹备、十二月二十二日,许多青年分别在武汉三镇的街道上散发传单,并进入教堂中作反对基督教的宣传。二十五日,武昌、汉口、汉阳三地区分别举行反基督教群众大会,到会群众每处都有六千多人。散会以后,学生们又分队出发作大规模的演讲。这次活动,一方面团结了处在教会势力包围中的青年,一方面也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势力。活动还迫使汉口各教会学校自动停止学生的祷告诵经,各教堂在圣诞节这天也不敢举行庆祝仪式了(35)。在学联影响下,为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许多教会学校觉悟起来的学生,组织退学委员会,与省、市学联一起,帮助同学们退出教会学校,然后转入其他非教会学校。
  由于北伐战争的影响,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武汉地区许多大中学校因缺乏经费而陷于停顿状态,大批学生失学,其失学人数经湖北省学联调查有三千多(36)。针对这种情况,省学联、武昌学联、汉口学联、汉阳学联纷纷呈函国民政府,要求扩充教育,解决学生们面临的困境,在学联的努力下,失学学生又进入新增加班级的学校或者新校学习(37)。
  北伐战争的胜利,与革命兵士的英勇杀敌分不开,人民不会忘掉他们的功绩。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各界追悼北伐阵亡烈士及死难民众大会在武昌阅马场隆重召开。团湖北省委及省学联的代表同中共湖北省委、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省总工会、劳动童子团、国民党省党部党务干部学校等一百一十多个团体的代表参加了追悼大会。追悼大会由湖北省党部代表吴德峰主祭,表达了人民对死难烈士的崇敬心情。武昌学联还发动所属各校学生会捐款,慰劳在汉的国民革命军将士,并借此也援助上海的罢工工人,表达了要求尽快消灭军阀的迫切愿望(38)。
  经过武汉各界的坚决斗争,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被英帝国主义统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汉口英租界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怀抱。早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武汉学生就致电北洋军阀政府,要求收回汉口英租界。一九二六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反帝反奉爱国运动,十二月二十六日,武汉各界群众三十万人召开反英大会,要求政府立即收回英租界。英帝国主义者非常害怕和仇视武汉人民的反帝斗争,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为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宣传队在汉口江汉关与英租界毗邻的广场上作宣传演说,英帝国主义者便借此制造事端。他们调集大批水兵登陆,冲入华界,用刺刀向人丛中乱戳,企图驱散听讲群众,群众当场被刺伤三十多人,刺死一人,这就是英帝蓄意制造的“一·三”惨案。惨案的发生,激起武汉各界的极大愤慨。当天,省总工会立即通电全国,提出收回英租界等六条主张,并得到武汉各界的积极响应。四日上午,省学联同省总工会、省农协等二百多个团体代表共五百多人在汉口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以省总工会的六条主张为基础,决定了八项对英办法,请政府据此向英国领事交涉,限七十二小时内给于答复,否则封锁并收回英租界,会上还组织了由省总工会、省农协、省党部、省学联等十个团体参加的武汉市民对英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也发出《对此次汉口英兵惨杀人事件的态度》,赞同八项对英办法。五日,斗争进入高潮,武汉各界群众举行全市罢工、罢市、罢课,又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并发出通电。会后,群众又冒雨示威游行,在租界工人群众的帮助下,队伍顺利通过租界。这次示威游行由省总工会统指挥,省总工会所属的工人纠察队在劳动童子团的配合下,维持着游行队伍的秩序,对游行队伍的顺利通过租界起到了保护作用。在武汉人民高涨的革命情绪影响下,武汉国民政府在这天决定设立“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管理租界内的一切治安事宜。至此,汉口英租界被中国人民正式收回(39)。在这次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武汉地区共青团员、学生、童子团员积极参加,为斗争的顺利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标志着国民党内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公开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统一战线遭到破坏。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开始,蒋介石就已经叛变革命。他叛变革命以后,与帝国主义和军阀相勾结,从军事上包围武汉,从经济上封锁武汉,使武汉地区与外界断绝联系,金融、财政上出现危机。不仅如此,他们还派遣大批反革命分子潜入武汉,联络武汉地区一小撮反动分子造谣生事,扰乱人心,并鼓动商界囤积货物,不换铜板。在这严峻时刻,武汉青年在党、团的领导下,采取了一些对策。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日,省学联通告三镇学联,号召学生们注意反革命分子动向,遇有情况即向政府报告(40),以达到“必使反革命分子绝迹武汉而后已”(学联通电语),同时,劳动童子团也发出命令,直接强迫不安好心的店主卖货,一些店员本人就是劳动童子团员,就更是积极参加了这一行动。通过这些措施,社会秩序有所安宁,民心转向稳定(41)。在党的领导下,武汉地区掀起了声讨蒋介石的运动,许多团体发表通电,表明自己立场。五月八日,省学联也发出通电,呼吁讨伐蒋介石。
  夏斗寅的叛变、拉开了汪、蒋合流的序幕。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武汉政府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唆使下叛变,枪口对向武汉国民政府,武汉人民又处在危急关头。为了反击敌人进攻,凡是能够作战的队伍,在叶挺同志的率领下,全部开出武汉,调往前线。响应党、团和学联的号召,武汉大中学校学生积极报名参战。据一些当事人回忆,当时学生中年纪大的都编进部队上了前线,而小的就编进补充营,用以维持因人马调走而无人管理的市内秩序。十八日,省总工会发出通告,号召工人群众武装起来,保卫武汉的安全。响应省总工会号召,在大批队伍上前线以后,劳动童子团配合武汉工人纠察队,担负起维持武汉地区治安的责任。劳动童子团员们持保着高度警惕性,他们非常负责,有的团员在没人换班的情况下,连续站岗七、八小时(42)。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在反夏斗寅的斗争中建有不朽功勋,那么武汉青年在这次斗争中也同样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恶劣的形势已露端倪,但并未动摇共青团的信念。一九二七年五月十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的正式代表共有六十多人(但因交通原因,一些代表未到),他们来自北方、东北、西北、豫、陕、鲁、浙、两粤、川、湘、鄂及东京支部、旅欧支部等地区,代表了全国五万团员。在五月十日的开幕大会上,第三国际、少年共产国际、苏联共青团、法国共青团、美国共青团、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全国总工会、湖北劳动童子团总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武昌中山大学、湖北省和市的学联等革命团体派代表列席了会议。大会会场设在武昌第一小学礼堂。会场内,悬挂着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孙中山的像片,并张贴着“我们的组织——列宁,我们的武器——列宁主义,我们的任务——世界革命”等四十余种革命标语,武汉地区省、市学联和童子团同其他团体一起,向大会赠送了革命标语、旗帜、匾额、对联等。武汉地区共青团参加了会议前的大量筹备工作,而劳动童子团员则担任着会议自始至终的秩序维护和保卫工作。大会开始后,通过了由湖南区代表推举的以任弼时、肖子璋、贺昌、徐纬、欧夏民、关向应、吴振鹏、田波扬等九人组成的主席团。接着,任弼时同志致开幕词。会上,有少共国际、英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部等代表的致词和演说,武汉的童子团代表也专门在会上发了言。团“四大”虽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和汪精卫集团暗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时候召开的,但还是取得了园满成功。会议期间,代表们热烈讨论了许多议题。大会在总结了过去斗争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今后的任务,并规定了组织建设和工农、学生、儿童等方面的工作方针。大会最后选举出十六名中央委员、十三名侯补中央委员,并由他们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同时从他们中选出了由七名正式委员、三名侯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局,中央局常委是任弼时、李求实,杨善南,总书记任弼时(43)。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分共”会议召开,汪蒋合流,全国各地外在白色恐怖之中。
  早在“七·一五”以前几个月,汪精卫就开始着手反共活动。从那时开始,他利用两面派手法,对革命势力进行遏制。“七·一五”以后,武汉地区团组织同党一样,遭到极其惨重的破坏,许多团员和进步青年被杀。据统计,在武汉政府公开叛变以前,武汉地区团员总数约八千人,但“七·一五”到八月间,团员人数锐减到二千人,九月,经过残酷的打击,团员人数只有三百人左右了(44)。另外,湖北省总工会、武汉工人纠察队和劳动童子团被解散,纠察队的枪械、童子团的棍子均上缴;随着全国学总的改组,武汉地区学联及其学生童子团也被改组(45)。敌人并没有解散学联和学生童子团,而是改组,这有其反动的用意。由于学生团体不容易取缔,若不解散而是改组它,还可以利用来达到反共目的。
  然而,形势无论多么恶劣,武汉团组织照样秘密活动,坚持不懈地同敌人斗争。为了躲过敌人搜捕,团组织经常变动活动地点和活动方式,这段时间团省委机关经常转移住址。根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团省委机关住址变动如次:一九二七年五月至六月下旬,由三道街一号移到胭脂山掉楼巷;六月下旬至七月,由掉楼巷移到汉口;不久又移到华清街一带;八、九月间,又由华清街一带移到荣兴里;九、十月间,又由荣兴里移到三教街。可见当时的团组织是多么坚强(46)。八月开始,湖北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实行重点转移乡村,开展土地革命的策略,把大多数党员派往鄂南、鄂北、鄂西、鄂东、鄂中等地区。武汉地区广大团员响应党的号召,改变团的工作方向,也把工作重点转到乡村,开展土地革命运动(47)。
  全面地看来,第一次国内革命斗争时期的武汉青年,在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形成了许多特点。这些特点在即使有巨大变化的今天,也有着很深刻的现实意义,这对于武汉青年来说就更是如此。在当时的斗争中,共青团员们走进社会,深入青年当中,与他们建立密切联系,并把他们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体现了共青团在革命斗争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但这时期的武汉青年运动也不乏它自身的弱点,如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前,团的工作局限在青年学生方面,这也就必然给革命事业带来一定的损失。
  
  (载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共青团专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5年8月编印)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团组织大事记(一九二○——一九二七年)初稿》第15页。
  ②同上第19页。
  ③同上第22页。
  ④同上第27页。
  ⑤《袁才生访问记录》
  ⑥《通告第二号(1924)》。
  ⑦《湖北地方委员会活动情况给钟菊的报告(1924年5月19日)》。
  ⑧《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区党务报告》。
  ⑨《湖北地方委员会活动情况给钟菊的报告(1924年5月19日)》。
  ⑩秋人《反对基督教活动的怒潮》,《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2册第11页。
  (11)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百年史研究室《湖北近代史大事记述(1919年5月-1927年7月)》初稿,第92页。
  (12)《郑南宣访问记录》、《江伯素访问记录》。
  (13)《肖秀跃访问记录》。
  (14)牧武《一年来全国学生之组织工作》,《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3册,第167页;杨家铭《民国十五年中国学生运动概况》,《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3册第318页。
  (15)李健民《关于大革命时期武汉地区共青团活动的一些回忆》。
  (16)鉴君《一年来宣传工作之概况》、《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3册第162、164页。
  (17)牧武《一年来全国学生之组织工作》,《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3册,第167页,
  (18)《胡伊默访问录》。
  (19)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百年史研究室《湖北近现代大事记述(1919年5月-1927年7月)》初稿,第95页。
  (20)若愚《汉口屠杀之真相(湖北通讯)》;《向导》周报1925年7月2日,第120期。
  (21)硕勋《“五卅”后一年来的中国学生运动》,《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3册第119页。
  (22)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百年历史研究室《湖北近现代大事记述(1919年5月-1927年7月)》初稿,第110页。
  (23)鉴君《年来宣传工作之概况》,《中国青年运动史资料》3册第151页;牧武《怎样在反动势力下做学生运动?》,《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3册第25页。
  (24)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百年史研究室《湖北近现代大事记述(1919年5月一1927年7月)》初稿,第112页。
  (25)业崇《基督教铁蹄下的武汉学生》,《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3册,第314页。
  (26)丁觉群《大革命的回忆》。
  (27)《宋炜访问记录》。
  (28)《吴丽珊访问记录》,《袁才生访问记录》。
  (29)《李实访问记录》。
  (30)《王文宣访问记录》,《章蕴访问记录》。
  (31)《林路访问记录》。
  (32)《江伯素访问记录》。
  (33)《曹策访问记录》。
  (34)《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7日-29日。
  (35)昌群《反文化侵略周工作述评》,《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3册第431页。
  (36)《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15月。
  (37)《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5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25日。
  (38)《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6日。
  (39)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百年历史研究室《湖北近现代大事记述(1919年5月-1927年7月)》初稿第138页;《曹策访问记录》。
  (40)《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30日。
  (41)《曹策访问记录》。
  (42)《曹策访问记录》。
  (43)《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1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3册,第458页。
  (44)王章陵《武汉暴动》。
  (45)《曹策访问记录》。
  (46)《吴丽珊访问记录》。
  (47)王章陵《武汉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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