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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京青年团
 
陈泰生 陈喜庆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京,是中国北方政治斗争的中心,这是既有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组织,又有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政治势力,还有占统治地位的反动军阀政府。在如此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下,北京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带领广大青年为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实现党在这一时期的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推动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一、为实现国共合作而努力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为了反对中国革命的强大的敌人,革命力量必须联合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一致对敌。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等人都逐渐形成了一致的认识,最终结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青年团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一九二二年一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代表大会以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为指导,分析了国际形势,研究了共产党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应采取的立场,讨论了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合作的问题。出席这一会议的三十九名中国正式代表中,就有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十一人。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在西湖举行特别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问题,出席会议的七人中,就有北京青年团的直接指导者李大钊同志和卸任不久的北京团地委书记高君宇和张国焘。据包惠僧回忆,一九二三年二月间,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来北京,“准备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活动。李大钊在苏联大使馆约集北京区的负责同志讨论两党的联合战线问题。参加这次会的人除李大钊及我两外,还有范鸿劼、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等七、八人。对于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根本观点及方式方法问题,起了激烈的争论。”①范鸿劼正是当时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②。
  北京团的负责同志参与了以上几次有关国共合作会议的讨论,那么这一时期北京青年团的同志对国共合作的问题是怎样的态度呢?一九二二年七月,少年中国学会在杭州召开年会,李大钊与邓中夏(一九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卸任的团北京地委书记)、黄日葵(同一天当选的团北京地委执委)等六人联合写信向大会提出了一个《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的提案,旗帜鲜明地宣传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提案明确指出:任何主义者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在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的前提下,“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又说:中国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③在革命先驱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北京青年团的同志对国共合作的问题统一了认识,清除了错误倾向。
  有了这方面的认识,就有了相应的行动,北京青年团在革命活动中的优异成绩,对国共合作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工人运动方面,北京青年团从创建之初就非常注重这方面的工作,在长辛店、南口、唐山等地都建立了团的组织。通过举办工人夜校,劳动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一方面帮助青年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同工农结合,积极开展民主运动,提高青年的政治思想觉悟;另一方面,对广大工人进行了马列主义的革命教育。团组织还利用各种节日、纪念日开展革命活动。“五一”劳动节是每年都要庆祝一番的节日,在这天,工人、学生与各界群众要举行各类演讲、集会、,散发传单。一九二三年的“二·七”大罢工,是北方工人运动的一次高潮,这次罢工虽然被反动军阀残酷地镇压了,但是青年团在工人运动中点燃的火种仍在燃烧。
  北京青年团在大力从事工人运动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学生运动,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会,团结教育青年学生,当时各大专学校中建立了不少团的支部。在北京团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农业专科学校、西山温泉学校、医专、中国大学等学校已成立或即将成立青年团支部。一九二三年,当反动军阀用暴力阻止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开会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党和青年团立即通过北京学生联合会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对工人的同情和支援,号召学生“一致联合起来争取我们共同需要的民权,推倒我们共同痛恶的强敌。”北京学联还致书军阀政府,痛斥其罪行;同时,致函京汉铁路工人表示慰问和支援,并通电全国呼请援助,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根据党的指示,联合北京各人民团体成立了“铁路工人后援会”,开展支援活动。二月九日,北京各校学生在北京青年团的领导推动下,不顾军警阻拦,分别在北大和女高师两地举行联合大会。北京的工人和市民,纷纷参加,与会者达万余人,形成“五·四”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集会。会上有长辛店工人和被害工人家属报告工人罢工和军阀屠杀工人的情况,并将受害者的血衣当众展出,激起与会者的义愤。大会当即决议向军阀政府提出七项要求,并举行了示威游行。队伍以“打倒军阀”“援助工人”的大旗为前导,浩浩荡荡,沿途传单纷飞,口号声不绝于耳。北京大学的三百多名讲演员沿途讲演,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对北京青年团的活动予以很高评价,指出:“北京地方团,对于政治宣传,尤其是学生运动方面有些成绩,京汉罢工后曾有学生和工人的共同示威运动;‘五一’节学生与工人在天安门曾开纪念大会;还有劳动补习学校之组织。这些算是很好的工作。”④
  一九二三年三月,北京青年团又奉党的指示投入了“收回旅大和废除二十一条”的运动。广大学生群众在运动中冲锋陷阵,形成了北京学生运动的又一个高潮。三月十五日,青年团通过北京学联召开北京三十余校的学生代表大会,讨论了发动群众开展收回旅大的运动,会议一致通过收回旅大、废除二十一条的宣言。青年团在会后分别布置各学校发动学生四处宣传讲演,号召全市人民为收回旅大举行示威游行。在经过广泛发动之后,三月二十六日组织了全市大游行,并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这天虽然大雨滂沱,但各界群众仍以精神奋发,踊跃赴会,到会者约有一百四十余团体、学校,达二万余人。中共北京地委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在大会上均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北京青年团不仅在学生与工人中组织各种活动,还注意在郊区农民中进行革命宣传,注意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北京的农民运动首先是从西郊开始的。一九二一年初,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一九二三年改为农业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建立后,负责联系这一小组的邓中夏同志就传达李大钊同志的意见,要求组员人人都做农民工作,组员要广泛和农民交朋友。据这一团支部的成员乐天宇回忆:“同志们热情都很高,认真执行组织交给的任务。拿我来说,我在农大每天只上两小时课,其余时间做革命工作,晚上到农民家里去谈话。”⑤一九二二年农专团支部建立以后,组织了一个外围团体,名称叫“农业革新社”。团支部八位团员为基本发起人,还吸收了进步青年詹乐贫、林孔堂、徐大昌、彭树范等同志参加发起。很快就有五十余人参加“革新社”,开成立大会时,邀请附近农民百余人参加。这个组织后来发展到全国很多省份,大都是农大学生毕业回到各地后,发起组织的。它在开展农民启蒙教育,培养农运积极分子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一九二二秋,反动军阀为加强对农民的敲诈勒索,要增加菜捐,在各城门口增设税卡,不纳税不准上市。党、团组织知道这一情况后,联合工会一起对军阀作斗争,通知北京城附近各车站都不往北京运菜,李大钊还建议要农民停止进城掏粪。结果,全北京城没有菜吃,街上臭气熏天,反动军阀无可奈何,被迫接受了农民的条件,宣布停止增收菜捐。
  由于北京青年团在北京地区开展了形式多样、影响广泛的革命活动,宣传了党的主张,壮大了革命力量,不仅引起反动阶级的仇视与恐惧,也引起了革命同盟军国民党的,注意。
  二、统一战线中的一支富有生气的队伍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团中央的直接帮助下进行了改组。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由团中央派来的团中央执委邓中夏同志主持召开了地方大会。结果“补选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四人,当选者为黄日葵、贺凯、王仲强、刘铬勋。旧委员赵铨林未辞职仍留任。”根据团的“二大”通过的第一次修改章程关于以委员长取代书记等规定。“经改选,日葵为委员长,铬勋为秘书。”“又根据中央第二十号通告分配职务:日葵兼学生运动,贺凯兼平民教育运动,铨林任工人运动,铬勋专管出版物。”⑥改组后的北京青年团对基层支部进行了整顿,整个地方团共有二十个支部,团员一百八十一人。北京团在对现有团员加强组织观念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青年入团,扩充组织。当时北京有个蒙藏学校,有学生一百五十多人,北京团地委认为这批青年“将来于蒙藏事业之发展,有极大希望”。于是,团地委负责人邓中夏、黄日葵多次到位于西单小石虎胡同的蒙藏学校,和青年交朋友,他们在拉家常式的漫谈中了解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生活情况,从具体事例出发,宣传革命道理,从民族压迫谈到阶级斗争,进而谈到党的纲领和主张。从中物色了一批要求革命的进步青年,介绍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三月三十日建立了支部,计有团员四十二人,这是蒙藏族中第一个团支部⑦。截止到三月底北京青年团还在俄专、北京学院。华北大学中建立了支部,团员总数达到了三百人⑧。
  为贯彻党的“三大”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的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北京青年团与党组织一道同国民党北京地区的党员建立了统一战线,帮助国民党成立了北京市党部。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翠花胡同八号成立,八个委员中就有三名共产党员。北京青年团遵照党的指示,为推动国民革命积极帮助国民党发展党员。据当时中法大学团组织的负责人王斐然同志回忆:在学校里,我们广泛开展了帮助国民党扩大组织,吸收新党员的工作,推动青年学生加入国民党。一九二四年春,何孟雄、郭春涛、丁维纷等到中法大学开展发展国民党员的工作,我们接待了他们,并帮助他们进行登记,发展了不少党员。同时,中法大学的党团员也都成了跨党的国民党员⑨。在青年团员力量雄厚的蒙藏学校,“由我同志介绍加入(国)民党者约百余人。”⑩青年团还注意宣传国民革命的理论,在各种群众大会亦高喊国民革命的口号,高唱国民革命歌。“到处的行动都曾拿出民校的名义来,对于扩大民校的组织,我们为他们介绍的党员不下五六百人。”⑾
  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北京地区本来就比较活跃的革命运动呈现出更加高涨的势头,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导演了一次又一次震惊全国的革命运动,北京青年团以极大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积极投身于国民革命运动之中。
  促进中苏建交活动 一九二四年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促进中苏建交活动,广大人民群众对苏维埃抱有极大的热情,感谢他们提出废除帝俄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件及其在华一切特权的建议,并对军阀政府拒不接受苏联建议的态度极为不满。一九二四年一月,革命导师列宁不幸逝世,消息传到北京,广大团员万分悲痛,北京青年团在发给团中央的报告第三号中,提出要举行列宁遥祭大会(12)。二十六日下午,青年团通过北京学联、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及国民俱乐部四团体发起,举行列宁逝世遥祭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最多的是学生,驻北京的苏联代表团也派代表参加了。会场上挂着一幅列宁遗像,下衬松枝,旁挂黑纱,气氛庄严肃穆。北京青年团员高君宇在大会上报告了列宁生平,国民党员顾孟余提议承认苏俄,北京团地委委员长黄日葵提议在中央公园(中山公园)立列宁纪念碑,并强烈要求政府承认苏联,与苏建交,全场一致决议通过北京以上建议(13)。三月二十八日,北京团组织又通过北京学联准备领导四十余校的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动政府闻讯后异常紧张,出动了大批警察包围了学校。这次示威虽未举行,但北京学生的一致行动,已给反动政府以有力打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北京军阀政府被迫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同意与苏联建交,《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也于五月三十一日签订。
  推动国民会议促成会 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中共中央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驱逐傀儡总统黎元洪之后提出的,党中央指出:“在北京之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的愧儡,国民已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14)这个口号提出后,促成国民会议运动遍及全国,成为全国人民反对军阀的民主运动。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改组内阁,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孙中山遂于十一月发表了北上宣言。我党再次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共议国事的主张。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也发表文章,转达了党的这一指示。北京团地委认为,召开国民会议是我党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斗争,是我们接近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好机会。在“活动方面,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为我们的主要工作。”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北京青年团组织了大批青年学生前往车站迎接。欢迎队伍中的指挥员与传话员多是青年团员,并将欢迎的大旗树立于出站口,“中山一出站,我们的旗子即前导而行,群众也就随着来了,一直送到了北京饭店。我们的同学首先占据一最高处,无形中形成了会场的高台,群众到齐开会,立即由我们的同学提议请中山出来讲演,……群众非常欢迎。”(15)孙中山先生由于健康原因无法讲演,派代表出面答谢。于是青年团员们就带头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全场响应,声势颇壮。“此次欢迎中山,大概有二万人,传单相近十万份。”(16)宣传了我党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国民会议运动,
  一九二五年一月,在北京青年团的组织下,北京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于本月四号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有四百人左右,是日加入团体百六十余,开会时完全根据我们的章程宣言通过、”(17)大会通电各省,发起组织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为了更好地把握运动的方向,青年团积极参与对国民会议运动的领导,“国民会议促成会中,我们的同学占十七人(全数四十),主要职务均在我们手中。”⒅
  国民会议运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也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仇视。段棋瑞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提出召开“善后会议”,和国民会议相对抗,并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竟决定于同年二月一日在北京正式召开反动的“善后会议”,进而制定独裁“宪法”。为了揭露和反对“善后会议”,我党团组织联合国民党左派于三月初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这个会议是以北京地区的促成会为中心召开的,大会召开之前,李大钊召集了北方区的党团负责人开了党委会,专门讨论了和这次大会有关的各项问题。决定在大会期间组织党团,由赵世炎任党团书记。大会以共产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发挥国民党组织的作用,会议开得很有生气,出席和列席代表共二百余人。工人、农民、教职员、学生、记者、律师和民族资本家都有代表参加,代表了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国民会议促成会,到会的代表中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一百余人,他们都是以各团体的代表名义参加大会的。与会者热烈发言,慷慨激昂地反对“善后会议”,反对军阀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大会在主要议题上都接受了党的主张。
  在大会进行期间,孙中山先生因病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这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一大损失,全国人民同声哀悼。北京的党团组织通过追悼孙中山的活动,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宣传。在入殓、移灵等追悼孙中山先生的三天活动中,发动了三十万人参加,散发三千多份《政治生活特刊》,着重配合当时的国民会议运动,宣传新三民主义的主张,鼓舞了人民群众参加国民革命的积极性。
  声援“五卅”运动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实行血腥屠杀,消息传到北京后,北京各界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声援“五卅”惨案的活动。六月一日北京青年团通过学联召开大会,提出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英租界、撤出驻沪英领事及惩凶、抚恤、英政府向中国人民谢罪等项要求。六月三日,组织了北京各校学生罢课,并举行了有五万余学生参加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齐集天安门开群众大会。党团组织通过北京学联发起、召开了北京各界对英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北京各界四百八十余团体参加了会议,北京团地委委员邓鹤皋、夏之栩被推举为大会执委。会后“雪耻大会”在党的领导下成为北京各阶层人民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统一指挥机构。北京开展了各种声援“五卅”的活动,使国民革命运动的形势有了新的发展。北京团地委在写信给中央的报告中对青年团参与的各项工作做了汇报。“由五卅运动直到现在,大小国民大会及示威共有六次,……人数多至三万少至一万多。”(19)“第一次国民大会是我们指挥召集的,那次的口号条件都是用的我们的,人数到的很多,李石曾主席,我们的同学做事实上的主席,天安门搭五个讲台,每台下都有不少的人,会后游行大淋其雨仍有一万多群众不散。”(20)历次活动中,“传单合计到现在各种社会团体之印发总数当有百余万份,至我们以自己的名义也发了三次传单,所发传单出自于我们之手者在六万份以上。……北京对五卅事件的民众运动之行动的指导组织,有雪耻大会、爱国运动大同盟、救国团、少年卫国团、铁血团、各校沪案后援会、工人雪耻会等等,雪耻会、学联会、工人雪耻会,为我们所主持。”(21)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北京青年团“除以我们的同学立于指导的地位,将我们的主张拿出来贯彻外(在实际工作如学联等)更将(为)进步的分子引导其与我们合作。”(22)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北京青年团广泛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大、朝大、医大等二十九校组织了二百九十七个讲演队,三千二百多个讲演员手拿小旗在街头进行宣传。学生还组织了代表讲演队到游艺园讲演,师大女生并组织家庭讲演队,深入到家庭妇女中挨户进行宣传,青年团还发动学生和青年工人上街张贴传单和宣传画,一时间,北京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彩色传单、图画、标语等宣传品,连汽车上、电车上也贴满了传单标语。另外,学联还派出“长途讲演队,曾在津浦、津京、京汉等地,南京、武汉等地讲演过”(23),讲演队所到之处颇受欢迎。
  以“五卅”运动为起点的全国反帝大浪潮,是全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新高潮的开始,而北京人民参加这次运动的人数之多,阶层之广,规模之大,群众情绪之激昂,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北京青年团在各种活动中充分发挥了作用,团地委在总结这段工作时写道:“一切群众运动我们都常发起,在各机关中一有事件发起,总是由我们召集会议,对于冷静的分子常催促其活动,(对)反动分子取排斥的政策。因它在工人阶级中,右派虽然插足,而群众仍在我们手中,……在学生中,进步的分子仍然能受我们的领导。”(24)
  北京青年团在参与国民革命运动的同时,注意搞好青年团的自身建设,加强团组织的战斗力。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北京地方团召开第一次大会,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通过决议案,指出:“革命的运动虽然进展,但敌人阶级的反动势力也日见增加。同时,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已达到一个新的战斗时期,需要群众自己奋斗,以建立人民的政府。……本团此时主要工作当引导青年群众,在CP指挥下,参加政治斗争,以求革命之最后胜利。”(25)根据前段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并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北京地方团把加强团员的组织纪律观念和政治素质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提出:“每个团员所必须备有的最低资格是:1、必到会;2、必纳费;3、必须受团体指挥参加一个以上社会团体;4、必看团体刊物;5、必努力向中学或青年工人中活动。”(26)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决定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特别强调了国内教育和训练的重要性,通过了《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北京地方团于二月二十七日召开全体大会,选出正式委员刘伯庄、黄日葵、杨善南、何资深、吴时英(27)。根据团中央“三大”的精神,决议“应用旅俄同志的组织及训练计划,而最注重‘系统化、纪律化、集体化’,三个口号,同时又提出三要点(28)。这三要点是:(1)实行铁的纪律;(2)注重研究,在实际工作中领悟和贯彻理论;(3)活动方面,要为群众谋利益。为加强对团员的教育,北京青年团派出团员参加北方区委党校的学习,并且自己“又组织有特别训练班,(前)容纳六、七十人。”(29)通过多种形式的理论学习和政治培训,提高了广大团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李葆华、王斐然等早期的老团员,对当时在北方区委党校学习的情景仍有深刻的印象。由于北京青年团加强了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使团的战斗力有力提高,因此青年团能在北京的历次革命活动中充分发挥作用。
  三、为统一战线的发展而斗争
  北京青年团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时期,不仅要同帝国主义、反动军阀作斗争,而且还要同国民党右派斗争。
  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后才取得的。随着革命的深入,国民党右派邹鲁,林森之流也跳出来处处同共产党和革命左派作对。自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左派成立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以来,国民党右派对革命的捣乱和破坏就没有停止过。每次游行,示威,集会、都是在与右派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右派在京的组织有以冯自由等为首的“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在学生、青年中,有所谓“民治主义同志会”等等。他们到处与我们公开对立,争夺革命领导权。我们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他们就组织另一个“总会”;我们组织“沪案雪耻会”,他们就组织“沪案后援会”;我们组织北京“总工会”,他们就组织“北京工界联合会”;我们号召这一天召开群众大会,他们就组织另一天举行。凡此种种,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北方区党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曾联合发布了《致中国国民党党员书》,公开申明“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须特别的团结两共同工作”,“使国民党分裂,破坏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反革命企图。“我们是革命者……我们必要使他们的目的不能实现”(30)。表示了坚持团结合作,反对分裂的态度。当时的北京国民党中,“无强大的左派,一切争斗只是我们与右派战。”(31)一九二五年,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进行改选,国民党右派积极活动,四出拉票,但是青年团由于平时联系了广大国民党员,有群众基础,结果取得胜利,挫败右派的阴谋。“当选六人,惟为与他们(国民党左派)合作起见,二同学提出辞职。”这样的做法,不仅打击了右派,又团结了左派,扩大了统一战线。青年团对右派的斗争“除在组织上推倒他们的领导地位外,且将以党的政策及党团(纪律)等去约束他们,他们不受约束而与军阀勾结,我们在党内外都努力宣传,暴露他们的反革命行动。”(32)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的活动更加猖狂,他们麋集于北京,在军阀的庇翼下进行活动,召开反动的“西山会议”,“决议开除我们,并已一次强占市党部,失败后正筹划第二次强占,现他们已走入法西斯啻的道路,方阴谋暗杀我们的同学”(33)。但是,在青年团的英勇斗争面前,国民党右派虽然“可欺骗一部分群众,投机的遮掩了一些罪恶,使群众认不清楚,但进步的分子对于右派闻其名即掩耳而走者实不乏人,进步分子同情我们者仍多”(34)。
  为了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实现党的政治主张,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北京青年团十分注意争取大多数的群众,团结各种群众组织,并努力掌握团体中的领导权。北京青年团“在各种活动团体内,均有团之组织”(35)。团组作为青年团在群众团体中的领导核心,随时代表党做工作。据有关材料记载,北京学联、雪耻大会、爱国运动大同盟、反帝同盟、反基同盟、反文化侵略同盟、青年学会等团体中都建立有团组。团组的建立,推动了这部分群众组织,按照我党的政治方针开展活动,实现了党对这些群众组织的政治领导。
  北京青年团在同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有不少优秀的同志为中国革命事业,为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洒血捐驱。
  一九二六年三月,“大沽口”事件发生后,中共北京地委在北大一院召开会议,研究办法,团的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主持者是年初才由北京团地委书记调为党地委书记的刘伯庄、会议要求党团员行动起来,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十八日上午,北京各界民众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召开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后队伍到段祺瑞执政府游行请愿,团北方区委把团北京地委负责人萧子暲、杨善南、卓恺泽(团地委书记)等亲临现场指挥,绝大多数团员都参加了这天的活动,张仲超本来已由党团组织决定到黄埔军校学习,但为了参加这一斗争推迟了南下时间。许国英是百日学生讨张反日归国代表团中的共青团员,也参加了这天的斗争。由于段祺瑞的血腥屠杀,“三·一八”惨案中参加游行请愿的死亡人数三十六个,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三十三人,其中有六名共青团员遭难,他们是张仲超、姚宗贤、李廉桢、林孔堂、张梦庚、刘珍。其中张仲超、姚宗贤、李廉桢三人同时还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36)
  惨案发生以后,广大团员并没有被反动派的凶狂所吓倒,党、团负责人赵世炎、刘伯庄、萧子暲等立即将一部分党、团员组织起来,联络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编成救护小组,分别把受伤群众送往医院。第二天,北京党、团组织发动青年学生罢课,并利用报刊等多种形式开展了大规模宣传活动。共青团员陈公翌在惨案发生的当晚撰文,次晨即刊登于《京报》,向全市人民揭示了惨案真象。团北方区委组织部负责人杨善南也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呼吁广大民众更牢固地结成联合战线,同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斗争到底(37)。
  三月十三日,北京党、团组织联合国民党左派,在北大之院主持召开了各界追悼“三·一八”烈士大会。三院门前扎起的牌楼上横书“‘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左书“先烈之血”,右书“革命之花”。团中央送的挽联上写道:“为革命牺牲方是真正共产主义者,踏血迹前进不愧勇敢少年先锋团”。
  “三·一八”以后,奉直鲁联军入京,更疯狂地实行白色恐怖,枪杀了《京报》主笔、进步记者邵飘萍,北京城内到处张贴着这样的告示:“凡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北京团的活动被迫转入完全秘密的状态。团地委很难找到接头地点,地方大会不能开,大点的支部会也无法举行,下属几个委员会的活动几乎陷于停顿。此时,团地委的组织做了调整变动,唐从周接替卓恺泽担任了书记,团北方区委变动不大,仍是萧子暲任书记,杨善南负责组织部。针对形势的变化,党、团组织及时调整了工作方针,把在北京已经暴露、无法立足的大批干部转移出北京,充实加强北方各地的革命工作。北京团地委组织部长邓鹤皋,被派往大连开展党的工作;黄埔军校青年革命军人委员会来京代表,参加了“三·一八”活动的王一飞被派往张家口地区任军委书记;乐天宇与李怀才同志,被派往张家口与内蒙交界的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北京青年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培养的大批干部,不仅直接为北京和整个北方地区开展革命运动准备了干部,同时也支援了南方各省的革命斗争。当时北方区党委与团北方区委共派五、六十名南方籍同志回到湖南、广东、上海、四川等地,支援那里的斗争和北伐战争(38)。这批同志好比种子,到那里同当地人民结合在一起,开创和发展了革命事业。许多同志在战场上,在敌人的刑场上,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青的生命。原农大特支书记詹乐贫同志,调回湖南常德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农暴运动,任县委书记、湘西特委书记,对革命做出了很大成绩,“马日事变”后壮烈牺牲。农大学生李鑫、徐大昌、彭树范等一批青年党团员被派往黄埔军校学习,后来都在战场上英勇牺牲。
  北京地区的党、团组织先后派往黄埔军校学习的青年学生有好几批,据《黄埔血史》纪念册记载,就有罗群、刘作仁(北京大学学生)、车呜骧(北京清华大学学生)三位烈士,在车呜骧烈士传略中提到:“适本校第三期投考,君即建议赴粤从戎,当时贵州留京学生,同时来粤者不下十人。”(39)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苏联政府为了培养中国革命干部并纪念孙中山,在莫斯科创办了一所中山大学,由各地选派革命青年去苏联学习革命理论。经李大钊等负责遴选,从北京派往苏联学习的团员、青年有:乌兰夫、屈武、朱务善、于树功、于周桢、康根成、李培之、罗方中等,前后近百人。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八十余人。四月十二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开始破裂,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国内革命战争转入低潮,北京的青年团组织转入了更隐蔽、更加艰苦复杂的地下斗争。
  
  (载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共青团专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5年8月编印)
  注释:
  ①《包惠僧回忆录》第361页。
  ②团的工作通告第二号,北京档案馆存。
  ③《五四期刊介绍》第一集(上)第265页。
  ④《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一卷第358页。
  ⑤《我所知道的中共北京地委早期的革命活动》,见《文史资料选编》第十一辑第18页。
  ⑥北京地方团大事记,北京档案馆存。
  ⑦团的工作报告,北京档案馆存。
  ⑧北京地方团大事记、刘静仁的信,北京档案馆存。
  ⑨访问王斐然同志,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访问稿。
  ⑩北京团的工作报告,北京档案馆存。
  (11)团北京地委组织宣传的报告,北京档案馆存。
  (12)一九二四年北京地方团大事记,北京档案馆存。
  (13)同上
  (14)《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之第二次主张》。
  (15)刘伯庄写给团中央的北京地方团报告,北京档案馆存。
  (16)同上
  (17)一九二五年刘伯庄写给中央的北京团情况报告,北京档案馆存。
  (18)同上
  (19)团北京地委组织宣传运动的报告,北京档案馆存。
  (20)北京团地委关于北京学生运动报告,北京档案馆存。
  (21)团北京地委组织宣传运动的报告。
  (22)同上
  (23)团北京地委组织宣传运动的报告,北京档案馆存。
  (24)同上
  (25)北京地方团第一次大会决议案,北京档案馆存。
  (26)同上
  (27)一九二五年北京团的工作报告,北京档案馆存。
  (28)北京地方团组织及训练的报告,北京档案馆存。
  (29)团北京地委组织宣传运动的报告,北京档案馆存。
  (30)《政治生活》第五十七期第8页。
  (31)一九二五年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团的工作报告,北京档案馆存。
  (32)一九二五年团北京地委组织宣传的报告,北京档案馆存存。
  (33)一九二五年北京地方执委会团的工作报告,北京档案馆存。
  (34)一九二五年团北京地委组织宣传运动的报告,北京市档案馆存。
  (35)同上
  (36)《三·一八惨案死亡人数和党、团员牺牲人数考记》、《青运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37)《今后怎么办》、《京报副刊》,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38)《文史资料选编》第十一辑第43页。
  (39)《黄埔血史》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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