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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山东共青团
 
向禺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所共知,山东是国共两党军队麘战角逐的主要战场。然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山东也有过合作。当时,山东的共产党人按照中央的决定加入国民党,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并肩战斗,给国民党的肌体注入新鲜血液,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迅速壮大,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
  本文着重介绍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山东共青团的情况。
  良好的氛围
  早在一九○五年,留学日本的山东学生就有五十余人参加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著名人物有丁惟纷等。他们回国之后,在济南、青岛等地创办学校,发展组织,并参加辛亥革命。以后,政权为北洋军阀所攫取,山东的国民党组织十分消沉,“同志多赴省外,或潜迹乡邑”①。
  五四运动后,国民党人王乐平等在济南创办齐鲁通讯社,一九二○年改为齐鲁书社,经销北京、上海出版的新书和报刊,大量传播新文化、新思潮。王尽美、邓恩铭等许多青年学生,就是在齐鲁书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看到了苏俄十月革命的曙光。同年十一月,他们组织的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常会处就设在齐鲁书社。一九二一年七月,王尽美、邓恩铭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山东党的创始人。一九二二年八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济南发展第一批团员(一九二五年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②。不管王乐平等人的主观愿望如何,他们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山东的创建,客观上起了促进作用。
  从一九二○年起,王乐平就和陈独秀有书信往返,一九二二年一月,经陈独秀邀请、王尽美动员,他终于拒绝北洋政府的派遣,不去美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而和王尽美、邓恩铭等共产党人一起到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王尽美、邓恩铭和王乐平等在那里一同聆听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演说,考察苏联的现实(3)。回国之后,他们为推动山东的国共两党合作,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二二春天开始,国民党在济南、益都、烟台、菏泽、青岛、惠民等地先后设立平民学会,作恢复和发展党的准备,会员五百余人,多数是学生和工人④。益都的平民学会一九二四年十分活跃,共青团员在其中起主导作用⑤。
  一九二二年十月,济南地方团成立后的第二次常月大会,组织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参加筹建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参加的民权运动大同盟,在济南李公祠和齐鲁书社两次集会⑥。一九二三年八月,济南地方团派代表参加的全国团的“二大”,决议:“本团应努力协助中国共产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同年十月,团中央派到山东帮助工作的王振翼,在济南和青岛活动期间,曾多次和国民党人接触,教育团员主动与国民党人合作⑦,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国共两党全国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成之前,山东的国共两党已经有了融洽的关系,因此实现合作十分顺利。一九二三年底统计,济南二十一名团员中,已有九名加入国民党;青岛十二名团员中,有四名跨党。其中二人是由国民党加入的共青团⑧。
  热情地工作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山东的共青团在国共合作中主要做了以下四项工作。
  一、协助国民党建立各级党部,发展组织,开展活动。
  党的“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我们必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党的三届一中全会要求:“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我党党员、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为之建立”⑨。山东的党、团组织认真贯彻了党中央上述决议和要求。一九二四年一月,王尽美参加了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四月,任国民党山东临时省党部的执行委员。“特别团员王翔千任国民党济南临时市党部的常委,团员王辩任执委。国民党益都区党部的四个负责人,当时都是共青团员”⑩。国民党元老丁惟纷的侄子丁君羊原来在上海同济大学上学,一九二四年底回到济南,以共青团员的身份从事国民党工作。开始任济南市党部秘书,一九二五年七月,在国民党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执委(王辩为侯补执委),不久成为省党部三名常委之一,“掌理会务(11)”实际担任组织部长的职务。
  一九二六年五月举行的济南地方团员代表大会,对团地委和各个支部普遍提出了“协同CP(共产党)发展并整顿民校(国民党)组织”,和“与民校合作进行一切工作”的任务(12)。当年的济南正谊中学团支部书记刘君雅回忆说:一九二六年深秋,领导山东共青团工作的关向应,要他跨党加入了国民党物色进步青年发展国民党员,成立了国民党的区分部,刘君雅任常委,和国民党市党部的朱渥丹建立联系(13)。很多老团员当年都有和刘君雅相同的经历,在国民党各地党部担任委员,主持工作。
  一九二三年秋,国民党在济南三合街开设一所“育才小学”作为省党部秘密办公的地方。实际在学校担任教职的,如刘巍、王翔千等,当时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王尽美、刘子久等曾较长时间在这个学校居住工作,《现代青年》周刊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和经费创办的,实际的撰稿人和编辑主要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这个周刊每期发行三千份,共出十二期,“极受一般青年之欢迎”(14)。
  二、宣传国民革命运动,参加筹建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群众组织。
  党的“三大”指出:“此时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事事听命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列强,……所以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15)。”国民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是一致的。因此,建团仅一年多的山东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八月就参加发起和组织山东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和非基督教大同盟。在这两个组织中,既有党员、团员,也有国民党员。
  一九二四年冬,山东各地开展了拥护孙中山北上的活动,党、团组织以国民党的名义,公开发动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展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在济南正式成立“山东国民会议促成会”,二十一名委员中,党、团员十人,国民党员五人,其他人士六人(16)。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济南在商埠公园、青岛在胶澳中学举行有数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济南的盛大纪念活动连续三天,许多团员在会上发表激动人心的讲演,散发传单和小册子,热情宣传国民革命。益都、潍县、平原等全省各地,也都以国民党的名义举行悼念活动。大批青年通过悼念活动提高了觉悟,进而参加了革命行列。
  三、积极参加青岛纱厂罢工,开展“青沪惨案”的后援活动。
  一九二五年四月,在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之前,青岛爆发了两次纱厂工人大罢工。参加人数达两万,时间长达二十多天,是山东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最大的罢工。罢工组织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青岛、济南、益都等地纷纷成立“青沪惨案后援会”、“市民雪耻会”。学校罢课,工厂罢工,几万人集会,游行示威,发动募捐,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情大大高涨。益都团组织发动各校学生组织演讲团,赴邻近八个县进行广泛宣传。他们注意取得各县军政和教育当局、商会等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因而获得了很大成功。仅周村一地,十余日募得银洋一千三百元,汇给上海罢工委员会(17)。
  四、动员青年投考黄埔军校,大力发展工农运动,支援和迎接北伐。
  山东的党、团组织以及国民党,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致采取热烈支持的态度。一九二四年五月,黄埔军校成立之初,就选派了刁步云、李仙洲等七名团员和青年国民党员到广州考入军校第一期,从第一期到第六期,山东籍学员约有七、八十人,在北方各省中是最多的(18)。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山东去武汉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或直接参加北伐军的青年达数百人。山东的党、团组织以及国民党为此做了广泛发动和细致的安排(19)。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山东先后两批选派二十八名团员、青年到广州参加以国民党农民部名义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六年三月上旬,国共两党先后在长清召开农运扩大会,选派农民运动员到各县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群众,迎接北伐军的到来(20)。
  当时山东的国共两党派人考入张宗昌所办的军官学校及宪兵队,做下级军官与士兵运动,在军事上直接配合北伐。寿光的国共两党联合举办骨干训练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迎接北伐,团省委主要负责人王伯阳曾到会讲话。在北伐军到达山东之前,临沂、郯城一带曾组织国民自治军第二路军,度夺取临沂城。北伐军到达沂水时,沂水国共两党组织了盛大的欢迎。北伐军撤离枣庄矿区时,工人们组成工程营,随军转进,扒铁路、炸桥梁、阻滞敌人追击(21)。
  当然,国共两党的阶级基础不同,因而双方的世界观和政治主张也不相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党总是以共同的革命目标为重,坚持团结。早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的一份报告中就有这样的话:“我们对他们总是开诚布公,不管他们对我们如何,如应作的事,他们有顾虑,不向前作去,我们自己仍归要进行去作。”一九二五年一月的一份报告中说:“到群众中去的时候,要同民校,一致地拥护党团的决议。”(《鲁青档》)
  丰硕的成果
  陈云同志说:“任何巨大革命运动的发动,没有公开的社会活动,把群众发动起来是不可能的(22)。”山东国民党的历史较长,辛亥革命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宗昌统治山东前后,国民党可以公开或半公开,它的领导人有九人是北洋政府参众两院的议员。省议会的副议长和教育厅长,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但党员年龄较大,成分复杂,组织松散,缺乏活力。山东的共产党、共青团组织成立时间虽短,人数不多,没有合法地位,群众对党还不了解,往往闻而却步,但党员、团员政治觉悟高,生气勃勃,干劲很大。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党、团组织的有些活动用国民党的名义开展,很快就收到了丰硕成果。
  一、国共合作使双方的组织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二四年山东只有一百来名国民党员,到一九二六年秋天,就发展到四千二百多人,建立区分部二百七十二个,遍及全省三十七个县(23)。共青团在一九二四年初仅有三十多人,到一九二七年五月即发展到八百人,建立了二十八个支部(24)。
  山东的团从一建立就是在国共合作的政治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一九二五年前后,是山东共青团工作的活跃时期。这一年半保存下来的文件档案,至今还有十万余字之多,由此也可见一斑。
  当时,党、团组织把国民党当作外围群众组织。具有反帝反封建初步民主觉悟的青年,先发展为国民党员,然后择其信仰社会主义者,再发展为共青团员。国共合作中,有些原来的国民党员也加入了共青团或共产党。如秦茂轩、张洛书等,他们入党后经历严峻的考验,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国共合作使山东的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兴起。工人运动方面主要的工会有济南鲁丰纱厂工会,津埔路机厂工会、理发业工会、印刷业工会、青岛纱厂工会,胶济铁路工会以及淄川炭矿工会、烟台码头夫工会等(25)。工会的进行活动,领导人往往兼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两重身份,以国民党的名义实际是共产党人。
  山东的农民运动从一九二六年开始有较大发展。国民党中央在它的全国“二大”之后。专门拨给山东“农民运动费一千二百元(26)。广州农讲所第六届学员结业回来之后,派到潍县、寿光、广饶、益都、禹城等县担任农运特派员,发动群众抗租抗税,组织农民协会。据史料记载,当时全省有农协十五处。会员三千三百二十五人(27)。
  当时的团中央指示,“本团同志在国民党组织中应多注意下层工作(28)。”山东的团正是这样做的。团员们满腔热情深入工农,艰苦工作,发动群众。国民党则主要在上层社会中活动。
  学生方面,全省中等以上学校比较普遍地建立学生会,济南、青岛等城市有学联组织,济南市学联办了个秘密刊物《济南学生》出了多期。青岛在一九二五年曾成立“新学生社”、“三民主义学会”和“青年励进社”等学生群众组织(29)。第六次到第九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山东都派有代表参加(30)。
  妇女方面,济南曾成立“妇女学术协进会”、“女权运动大同盟”,青岛曾成立“进德会”。都是“以我们与民校同志作核心,两校共同负责进行(31)。”
  三、国共合作在山东形成了有利的革命形势。山东虽然地处北洋军阀统治区的后方,但是青年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悼念孙中山逝世,声援“青沪惨案”等很多活动都是大规模地连续数日公开进行,张宗昌迫于众怒难犯,竟无可奈何。一九二六年团中央对山东团的工作做了这样的评价:“山东组织虽处极反动的政治压迫之下,然同志尚能很积极工作,且秘密发展组织亦颇有成绩(32)。”当时的山东,为响应和迎接北伐军的到来,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形成了十分有利的形势。很可惜,由于全国形势的逆转,这个形势夭折了。
  历史的启示
  回顾六十年前山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有三条宝贵的启示。
  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炎黄子孙的神圣责任。顺此者昌,逆此者亡。第一次国共合作,带来了国共两党蓬勃发展,就是因为这种合作顺乎时势,合乎民心。
  二是,既要合作,就要承认对方的存在,尊重客观事实,求大同存小异,在共同的目标之下联合行动。一相情愿,一意孤行,是达不到团结的。
  三是,为了合作,必须捐弃前嫌向前看,相互信任。老同志回忆,“当时国民党的青年和共青团员时常来往”,双方的世界观和政治信念不同,并未妨碍友谊相处、相互协作。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山东共产党人的鲜血和进步国民党人的鲜血是流在一起的(33),一九二五年七月,青岛纱厂第三次罢工遭到镇压,共产党人李慰农和国民党左派胡信之同时遇难(34)。一九二六年三月,为追悼北京“三一八”惨案死难的烈士,被学校当局开除的,既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牛淑琴、王兰英等,也有国民党员赵文涛(35)。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北京与李大钊同时被处绞刑的有山东诸城县国民党人路有于,日照县国民党人郑培明(36)。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济南,共产党、共青团的领导机关和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同时被军阀张宗昌所破坏,四名共产党人和两名国民党人同时被枪杀(37)。
  半个世纪以前,山东的国共两党有过合作,八十年代的今天,我们期待着国共第三次合作,为国家的统一大业共同奋斗!
  
  (载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共青团专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5年8月编印)
  注:
  ①丁惟纷等修《山东革命党史稿》。
  ②《山东地方党史大事记》。
  ③《中华民国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十九辑。
  ④《山东革命党史稿》。
  ⑤益都党史办资料。第一辑,马克先的
  ⑥《山东青年运动档案史料选编》回忆。
  ⑦、⑧同注六。
  ⑨《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
  ⑩、(11)《山东革命党史稿》。
  (12)《山东青年运动档案史料选编》。
  (13)《山东青运史资料》第一辑。
  (14)《山东革命党史稿》、《山东青年运动档案史料选编》及老同志回忆。
  (15)《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
  (16)山东地方党史大事记》。一九六○年
  (17)《山东青年运动档案史料选编》及丁祝华一九六○年回忆。
  (18)综合各县市党史、文史资料。
  (19)当时津辅、京汉两条铁路都不通,北方投奔武汉都走青岛。张宗昌派卫队旅驻防码头,严密盘查。国民党范予遂、王子壮和共产党的丁君羊一起去找省议会副议长陈韵轩(国民党员),通过魏剑白和卫队旅团长打通关系。办法是:去武汉的青年,发给印有“鲁盛伟”三字的名片,到青岛后由魏剑白护送上船。据统计,自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共由青岛送出学生一百一十五人。材料摘自《济南文史资料》第一辑及《山东革命党史稿》。
  (20)《山东地方党史大事记》。
  (21)寿光、苍山、沂水、枣庄等地党史资料。
  (22)《陈云文选》。
  (23)《山东革命党史稿》。
  (24)《青运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六期。
  (25)、(26)、(27)《山东革命党史稿》。
  (28)《青运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七期。
  (29)山东青年运动档案史料选编》。
  (30)《青运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三、四、五期。
  (31)《山东青年运动档案史料选编》。
  (32)《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
  (33)丁君羊语。
  (34)《高密党史资料》傅书堂访问记。
  (35)《山东地方党史大事记》。
  (36)《北京青运史资料》。
  (37)《山东青年运动档案史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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