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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山西青年学生运动的新高涨
 
岳晓辉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革命,也推动了山西的革命运动。而山西青年学生运动尤其显得光彩夺目。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与山西党团组织的发展壮大
  由于阎锡山在山西实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大搞“愚民政治”,对新学说、新思想、进步结社进行严格的控制和封锁。所以,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山西的国民党也一直处在地下状态,组织非常微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中国共产党在山西还没有组织,只有秘密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一九二三年九月,出席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李毓棠,在团组织内传达了实行国共合作,社青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精神。但是,由于条件不成熟,没有具体贯彻落实。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为适应国共合作的新局面,李大钊同志派高君宇秘密回到太原,此行的任务是:①在山西建立共产党组织;②具体筹划山西的国共合作。高君宇到太原后,在太原团组织的协助下,发展了团员侯捷菴(又名士敏),潘恩溥(又名泽清)入党。再加上在北京入党的太原团组织负责人李毓棠、傅懋功(彭真),建立起四个人的党小组。在党小组建立的基础上,高君宇利用他与山西国民党负责人苗培成、韩克温、梁宪达等山西同乡、北京大学同学的关系,进行了在山西实现国共合作的谈判。由于苗培成等对国共合作采取消极反对态度,以“国民党还处在地下,阎锡山不承认,不能公开活动,若国共合作,非出事不可”相拒绝。经过高君宇和国民党元老王振钧(山西人)的反复工作,又迫于全国国共合作的形势,最后还是达成协议,国共双方成立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临时筹备会”。但是,等高君宇一离开太原,苗培成等人便一切活动都不参加了,这个临时筹委会也就有名无实了。直到一九二五年冬,经李大钊同志几番努力,以他国民党北方区政治分会主任的名义,又派李冠洋回太原。李冠洋利用他和苗培成、韩克温较好的关系,又与山西的共产党负责人王瀛、彭兆泰、王鸿钧等中学同学关系,经过协商,互相让步,才实现了国共合作,成立了由国民党五人、共产党四人组成的国民党山西临时省党部委员会(据潘恩博、李冠洋回忆)。
  在国共合作的酝酿、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山西的党、团组织都发展壮大起来。一九二三年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太原发展到了汾阳,在汾阳建立了有七个团员的特别支部:太原的团组织从学校发展到了工厂、铁路工人中,团员发展到六十六人,建立了八个团支部,成立了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一九二四年,在大同建立起特别团支部,发展了九个团员;冬,团发展到晋南,在闻喜县建立了团支部。这时山西的团员发展到一百三十四人。当时团员数在北方各省中仅次于北京,占第二位。全国第二次团代表大会曾经赞扬说:“太原是唯一的与中央有较密切关系的地方团,此点值得大家赞许,与工人运动亦颇努力。”(见团“二大”关于中央执委会报告的决议案)
  山西的共产党组织,在一九二四年春四个党员的基础上,经过“五卅”运动,很快就发展到全省各地。一九二五年冬,建立了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一九二六年冬,成立了中共山西省临时委员会,北方区派来严昌杰任省委书记。在建省委的同时,也建立起团省委,由杨一波任团省委书记。这时只河东地区(现为运城地区)就有运城,河津、猗氏、芮城、解县、垣曲、闻喜等十三县建立起党组织,仅闻喜一县,党员就发展到百人,全地区达四百余人。晋东南地区,在晋城、陵川、高平、长治、屯留、阳城、武乡等县建立党组织的基础上,于一九二七年初建立起晋东南特委。在建党的县区,都建立了团的组织。在大革命失败之前,据一些老党员回忆、全省的党团员发展到五千余人。
  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在共产党青年团的帮助下,国民党组织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在国民党背叛革命前,太原的国民党员发展到四百余人,全省发展到三千多人,在三十多个主要县、市都建立起国民党县、市党部。
  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底,山西的党团组织,推荐、选送自己的优秀分子和进行青年一百余人,赴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其中有名的代表人物有徐向前、曹汝谦、宋喜、程子华、王世英等,还选送了许多人到苏联学习,如李毓棠、王占京、潘恩溥等。农民运动也发展起来,赵城、洪洞、晋城、定襄、祁县等十多个县建立起农民协会,据说会员发展到了二万人。
  在党团组织大力发展的过程中,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空前高涨。在山西尤其突出的是青年学生,一直勇敢的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特别是一九二五年的“五·一八”反对征房税斗争和“五卅”期间的反帝爱国运动。其声势之大,影响之深远,在当时阎锡山统治的山西是前所未有的。
  太原学生的“五·一八”反对征房税运动
  阎锡山借助辛亥革命,投机上台,曾投靠在袁世凯门下,后来又在段祺瑞、曹锟等各派北洋军阀政府之间,看风使舵,两面取巧,维持着他对山西人民实行封建愚民统治。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北京政变之后,他羽毛渐丰、野心勃起,企图逐鹿中原,扩大地盘,消灭国民军中的反阎势力续西峰、景梅九、王用宾等,以除隐患,巩固他的统治。
  为此,阎锡山着力扩充晋军,将其四个旅的兵力,一举扩充到四个师十二个旅,附属兵种——炮兵、骑兵也都成倍地扩充。这样就造成了其财政开支极度不敷,于是就滥发钞票,增加苟捐杂税,搜刮人民。据《京报》一九二五年底报道:“阎锡山在半年时间内增加兵额约六万余人,因此费用浩繁,政苛赋重,去年(一九二四年)一年之中,亏空四百余万元。为此,阎锡山和他的财团首脑杨兆泰(财政厅长)、贾景德(同蒲铁路督办)、徐一清(省银行总经理)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向山西人民勒索钱财,除勒令太原总商会捐款二十三万,省内各大县勒解五万、中县四万、小县三万外,又将各地公益存款提取一空。今年(一九二五年)之扩充势力更为积极,费用因之益巨,乃发行不兑换流行卷一千万、征房产税一千万。”把征房产税,美其名曰:“为了保障民权,故要重新验契。”其办法是:由各县行政长官评定登记所有乡村建筑,不问大小优劣,一律按县城房产的价格缴纳契税。而不让房主自报,由官厅派员估定、值百抽九。官厅派员自上而下皆可从税额中多寡分润,或曰办公费,或曰车马费,或日奖励金等不一而足。因此贪官污吏,决不“怠慢”,异常“努力”。不论牛栏马棚,统统估价,“值一千者估为七千”。这一灾难波及山西所有农村,倾家荡产者,妻离子散者不在少数。以至人民“急迫愤怒,联合到县署将知事(县长)逐走,亦有将知事刺死者”。
  太原各校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征收房税的暴行直接损害着他们自己和家庭的利益,闻者莫不愤怒至极。于是学生中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先进分子,如法专的彭兆泰、潘恩溥,一中的傅懋功,平中的曹汝谦,进山中学的纪廷梓,阳兴中学的孙真儒、武和轩,山西大学的李锡岭、许宠章,一师的鱼中立等秘密集会,策划如何抗此暴政(据潘恩溥的回忆)。
  为避免阎锡山镇压和争取斗争的胜利,他们接受了“五四”以来太原学生的经验。那就是山西历届学生会的领袖人物,如周敦信、梁汝舟等,都被阎锡山收买,为其所用,致使学生会变质,或者涣散无力,流于形式,不能领导学生进行斗争,因此,他们首先调整了各校学生会成员,调整了省学联的领导,选山西大学李锡岭为会长、一中学生会长傅懋功(彭真、共产党员)、法政专科学生会长潘恩溥(共产党员,后叛变),进山中学学生会长纪廷梓(团员)等组成领导核心。
  在斗争方法上,为避免遭受阎锡山镇压,拟采取请愿的方法“先礼后宾”。先由各校选出代表请愿,不行再采取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经半个多月的秘密策划,发动群众,“五·一八”反征房税运动终于爆发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六日,太原各大中学校选出的二十三名代表,一齐来到省议会质询,副议长陈毓沂、王鸿遇出来接见,学生们一提及取消房税问题,两位议长答道:关于此事未接省署通知、不甚清楚。于是代表们就一齐赴督办公署求见阎锡山。阎出来接见代表。当代表说明来意:吾省连年亢旱,生民疾苦,征房重税,民不聊生,吾辈为民请命,请将房税取消。阎锡山答:连年亢旱,民间疾苦,吾比诸生知之更确,现吾省三面为敌(指当时国民军一、二、三军驻防山西周围),保卫全省父兄子弟的生命财产安全,除练兵防御外别无良法,若练兵防御,非让人民出钱不可,所以才有房产税之整理。吾即负保全山西的责任,不生思患预防之念,是不仁;不筹预防之策,是不智;如临难苟安或舍位而去,是不义。不仁、不智、不义之事,吾不为也。
  代表一听阎锡山的口气,和假仁假义的一套,心想不用多说了,不采取硬的办法不行。于是,互使眼色,一齐退出署衙,来到山西大学开会商议,分析了阎锡山当时的处境。当时山西确实处在国民党的包围之中,山西的反阎派续西峰被举为国民军总参议,有进攻山西消灭阎锡山的打算。在这种形势下,动员省垣各校学生,使用游行示威的办法压制阎锡山取消房税,他是不敢冒然采取镇压屠杀措施的。因为那样就会给大军压境的反阎势力制造惩罚他的口实。万一阎锡山采取屠杀政策,我们学生为人民请命,也在所不惜。于是决定采取群众性大规模示威请愿的办法。他们的具体安排是:①游行队伍先到省议会,挟持上一些议员和学生一起到督署求见阎锡山威逼着议员们为人民说话;②以“哀取胜”,见到阎锡山就跪下,不达到目的就不起来,每人都带上干粮,准备长时间的斗争;③做好遭受逮捕、屠杀的准备,选出预备代表,第一线的代表被捕被害,预备代表出来领导斗争,避免群龙无首,使斗争半途而废。总的目标是取消房税,废除流通券。
  五月十八日清早,全市二十多校学生一万多人,齐集文瀛湖畔。正如当年《中国青年》报导,与当事人潘恩溥、武和轩等回忆的那样:许多人手举白旗,上书“为民请命”,“取消房税、终止流通券”。忽然楼上振铃开会了,学联会代表发表讲演:连年天灾,民遭涂炭,十屋九空,妻离子散。而一些贪官污吏,野心不死,招兵扩军,行房屋税,发流通券,以刮削人民。学生受民众所供养而获得受教育机会,岂能旁观民众束手待毙?!吾辈今日当为全省的父老牺牲一切,与此辈民贼奋斗!当时全场一、二万人皆悄静得愤恨现于面色。讲演者又说:今天我们的工作是到省议会质问,到督军府请愿。于是整队出发,吹着慷慨雄壮的进军鼓号,在沿路上散发着如白雪纷飞的传单,口里高喊着:取消房屋税、流通券,非达目的不止的口号。夹道男女跟随着塞途。待到省议会时,那些猪仔议员早已逃避,学生们闯进院里,将窗玻璃、家什捣毁,将大门封闭,特书“民众所封”。尔后游行到督军府,卫兵早已把府周围封得严严实实。学生队伍要冲入督府,面见阎锡山,卫兵堵住门不让进。学生就质问卫兵:是不是山西人?家里拿不拿房屋税?有的学生就和卫兵展开砖瓦之战。忽然有个副官高喊,要学生派代表进府见阎。于是二十三位代表跟副官进府,来到会议厅刚一坐下,阎锡山就进来了,代表们一看一齐跪在地下,嚎啕大哭。阎锡山万没想到这一着,赶快俯身劝代表起来讲话。大家异口同声:“不取消房税,不起来。”广大学生在府外,不见代表出来,和卫兵越斗越激烈。卫官们一个一个不断线地向阎锡山报告,打伤了人,学生硬要往里冲。这时阎锡山有点沉不住气了,急步走出了会议厅。代表们原地跪着悄悄地商量着应付即将会出现的各种情况。突然阎锡山气呼呼地进来,大声说:“你们都起来,你们的要求我答应了。”代表们问:“已收缴的怎么办?”阎答:“收者退还。”又问:“省银行发行的不兑换流通券怎么办?”阎答:“那是谣言,绝无此事。”代表们又说:“督办得写个字据,我们好向民众交待。”阎锡山立刻写了:“房屋估价补契办法着即取消,如有收缴者立即退还。流通券绝无其事。以昭公允。”最后盖上手章,交给代表。
  代表们见两件大事都得到了园满结果,齐声说道:“谢谢督办。”一齐走出督署大门,见了群众,向群众大声宣布阎锡山写的字据。一时群情沸腾,欢呼、鼓掌。
  父老乡亲们,听说取消了房税,废除了流通券。一个个如失重负,欢天喜地的说:这回学生们闹得真痛快,给咱百姓出了口气。有的还高呼:学生万岁!
  太原学生斗争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省,遍布各地的中等学校学生也跟着行动起来,如远离太原的运城的中学、师范、女师、农校,立即筹备联合罢课。校长们怕的要死,纷纷致电教育厅,致电阎锡山请求办法。阎锡山为平定民愤,稳定局面,笼络人心,急急忙忙在第二天(五月十九日)的《山西日报》上公开发了两个手令:一为“罪己令”,其文如下:“本省长承乏晋疆,十有四载,德薄能鲜,成绩毫无,近以四境多敌,妄思竭其棉力保卫治安,凡财政会议决行事件,均系本省长所特交,唯我藐躬,德不足以服众,诚不足以感物,遂令莘莘学子,疑障横生,咎在己身,责无旁贷,抚衷循省,惭仄良深。”二为“赦免令”,其文曰:“本月十八日午前有学生数千人,经过省议会,捣毁门窗,随后群集署前,请予收回估价房税命令,我为服从民意当即允予停办。讵出署后,竟以道路传闻,不得事实之词,群至杨兆泰、徐一清、贾景德寓所,撞门而入,捣毁器物、民商惊慌,秩序紊乱,于地方治安,妨害实大。本应按法究办,姑念各校学生,尚在青年,不忍以法相绳,从宽一律免予深究,着由各校校长,严加训诫,以资警惕。”
  阎锡山为推卸责任,平息民愤,不得不找替罪羊,于是把征房税最力的朔县县长熊蚧撤职解省,永不续用。把武乡县县长高槐罢官。
  针对阎锡山的赦免令,山西学生联合会也发了宣言,指出:“本省军备由四旅增至十二旅,财政由七百万增至二千万,连年旱灾,民以不堪其苦,再加这样重税,真是孔子所说的: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孟子所说的: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事者也。”
  太原学生这次反房税斗争,在当年恽代英主编的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第一○一、第一○二期上有连续报道,并且在文章的后面还加注评论:“我很高兴乔刚君给我这一张稿子”,“山西青年能够在阎锡山高压之下,代表本省民众利益而奋斗,自然是值得各地青年仿效的。……除了阎锡山或是他的走狗,谁能说山西青年的抗税运动完全受人利用,而且因为有人利用,所以做出犯法的暴举呢?我们与其坐看人民‘哑子吃黄莲’受军阀官僚的痛苦,不如提倡山西青年这种犯法的暴举,与一般民贼搏斗,捣毁他们的家宅,让我们与一般人民都痛痛快快的出一口气,并且我们藉这,将他们引到有系统有计划的革命运动上来。”
  果然不久,“五卅”运动中山西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一场“有系统有计划”更为雄壮的人民革命运动。
  “五卅运动”中的山西青年学生运动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学生举行反帝爱国游行演讲,残遭帝国主义巡捕开枪镇压,酿成“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向帝国主义反击。
  帝国主义的暴行激怒了全国人民,中共中央的号召很快传到了山西。当时,太原学生反房税运动胜利的激情,正在心中激荡,正好“趁热打铁”。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太原学生又首当其冲的行动起来。六月五日就举行了第一次罢课示威,组织讲演团,发动群众向帝国主义反击。组织募款委员会,动员群众捐款支援上海人民的斗争。十日全市五万人继续集会、游行,一致决定通电全国:一、与英、日经济绝交;二、募款援助上海罢工工人;三、坚决支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条反帝斗争交涉条件。
  为加强运动的领导,成立了以年轻的共产党员王瀛为主的太原市学生联合会(原来只有省学联)。并且以太原市学生联合会为核心,广泛联络省城各阶层人民成立起太原市人民沪案后援会,选举法政专科教员李墨卿为主席,太原团地委书记傅懋功(彭真)为副主席,统一领导运动。还由张叔平(中共太原党支部书记)、纪廷梓(团地委领导成员)编辑出版《铁血周报》,作为太原党的喉舌,指导运动的发展。
  六月二十三日,帝国主义又在广州制造了“沙基惨案”,犹如火上添油,促成了反帝运动高潮的到来。二十五日全市人民实行了环城大示威,使运动发展到了大同、汾阳、祁县等许多县市,纷纷建立沪案后援会,汾阳也出版《闪光》刊物,号召人民“一致奋起,不分国籍,不分宗教,不分阶级”,向帝国主义进击!“凡表同情者为友,萌异念者为敌。”
  三十日,《铁血周报》第一期出版,其“发刊词”说:“英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弱小民族所用手段,在从前无非是经济、文化、政治……等侵略政策。现在呢?帝国主义惟恐从前的政策不能早日奏效,于是在上海南京路实行大屠杀。这种残杀正是帝国主义真正面目之表现,也就是帝国主义开始用武力向我们中国民众进攻的铁证……。可怜的许多爱国同胞不断地流血倒地,现在还有几千万的民众与英日抗争。他们这回的大牺牲不仅是希图雪此次中国的奇耻,实在是要用他们腥红的热血洒遍全国。使我们全中国的工人、农人、兵士、学生、商人、市民等都因闻看他们的血味和看见他们所流出的红色恐怖而惊醒,大家都毫无疑义的联合起来,一致向英日帝国主义激战!本刊出世的原因就是要本着天良来发表正论,拉破帝国主义的黑幕,唤醒全国民众,大家准备实力,向侵略压迫我们的帝国主义宣战。”
  这时出席全国第七届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潘泽清(法专学生会长,共产党员,后叛党)、万宗章(新民中学学生会长),从上海回到太原,传达了七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全国一切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的精神,和大会《致全世界民众》、《致全国民众》、《致广州政府》的三个电文。潘泽清还在党、团组织内,传达了团中央在大会前召开的党团员会上,任弼时(团中央书记)、恽代英(团中央宣传部长)的讲话,其主要精神是:要求各地团组织,在反帝爱国运动中,要掌握占有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权,尽力动员发动各界反帝爱国民众,扩大运动,发动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反帝局面。在此精神的鼓舞下,七月六日,太原学生,从大中学校,到高小、小学,所有四十八个学校一致罢课示威,校校发表宣言,吁请人民急起救国,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壮举。学生们组织起援助农工委员会、学生军事委员会、抵制英日货委员会,每日从早到晚,五人一伙,十人一队,深入大街小巷、工厂、效区进行反帝爱国讲演,为上海、广州民众捐款,深入各商店、摊铺,查禁敌货,组织民众准备武力。据当事人回忆,只太原一地三个月内就募款二万余元,寄往上海学生总会。山西各地教会学校的学生动员起来,纷纷退校,以表示和帝国主义决裂,从此,把青年学生中开展的反基督教运动也推向了高潮。
  由于反帝运动的深入扩大,以学生联合会为主体的太原市沪案后援会,就显得不能适应运动发展的形势了,需要更广泛的组织机构来指导运动前进。七月二十三日,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将后援会改组为“山西各界为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简称——雪耻会),有六十多个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参加。推选张叔平为主席,并决定从《铁血周报》第四期起改名为《雪耻周报》,作为“雪耻会”的特刊。随即在《雪耻周报》上发表了“太原市民沪案后援会改组宣言”,宣言称:“自五卅惨剧发生,举国同愤!太原市民深痛之余,乃组织沪案后援会,追随国人之后,与彼帝国主义搏战,荏苒至今,已月余矣。在这极短的时间,曾领导太原市民举行示威运动三次,唤醒山西各县援助的热潮,并募到捐款四千三百元,接济上海罢工工友。”宣言还指出“雪耻会”的工作目标是:“领导民众,促成全国工农学商大联合,打倒列强帝国主义及媚外军阀;组织民众,集合在本会旗帜之下,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积极募款,抵制劣(敌)货。”宣言最后呼吁:“治病要在人未死之前,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先,同胞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随着各界人民的广泛发动,运动高潮的到来,查禁敌货的深入,这就必然触动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由阎锡山的银行首脑徐一清和总商会长李云阶把持的总商会,突然于八月十七日召开董事会,单方面撕毁了总商会和太原学联抵制美日货委员会,共同组成联合小组,查禁敌货在太原销售,储囤的协议。并且操纵商人罢市,反对查禁敌货。甚至对学联代表持枪威胁,还阴谋在总商会内部组织武装商团,暗杀学生会首领。
  学联与徐一清、李云阶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带领学生封闭了总商会,把总商会悬挂的李云阶的大照片上书以“卖国贼李云阶”,抬着游行示众,钉在文瀛湖畔的墙上。在群众的要求下,雪耻会召开紧急会议。驱逐了总商会,粉碎了它的反动行动,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八月十九日,全市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成立了太原市总工会(此前只有行业性的工会)。雪耻会立即吸收总工会入会,太原市学联于当晚组织露天晚会,由一中和国民师范学生演出了反映“二七”大罢工的话报剧《二七血》,反映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贫富悬殊》,更激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不久,被阎锡山严密控制的一万三千名太原兵工厂工人,也建立了兵工工会,工会会员在斗争中很快发展到五万人。
  由于统一的有组织的工人队伍杀上阵来,使运动的水平提高了,使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目标更加明确了。如山西雪耻会为反对“军阀走狗惨捕工友”发全国的电文中说:“国内军阀本其英日帝国主义走狗之存心,以断送中国与外人之目的,指示走狗下之走狗残杀津埠裕大日纱厂罢工工友,明目张胆阻止各种爱国运动……此等卖国匪贼,势必铲除净尽,爱祈全国同胞共起征讨。”
  从此,山西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运动,逐渐向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运动发展。山西“五卅运动”的进程,也证明了由于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实行,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势必触动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要时刻防止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一旦出现此种情况要坚决予以揭露打击。太原学联就很好的实行了这项正确的原则。山西的五卅运动,壮大了党团队伍,磨炼出来了一批党的优秀的年轻的领导干部。如张叔平、傅懋功、王瀛、纪廷梓等等。由于青年学生深入工厂、农村宣传讲演,使反帝反封建的烈火在劳动人民中越烧越旺。一九二五年八月,党组织发展到了太原兵工工人中,建立起兵工工人党支部。这时党组织又提出“普遍建党,到农村去”的号召,并且派出党、团员到全省各地建立党、团组织。这时农民运动也发展起来,如在晋南,以河东中学学生为骨干,带领农民一万多人发动了反对食盐加价斗争,在民众的压力下,阎锡山不得不撤消食盐加价成命,免去夏县县长丁绳武的职务。农民协会也在许多县建立起来。山西青年学生的革命精神,在山西人民“五卅运动”中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

  (载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共青团专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5年8月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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