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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沈阳市共青团组织
 
曹林春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沈阳市的共青团组织,是一九二五年九月初建立的,并且是在党中央和团中央派人来沈阳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团组织建立时,人数不多,只有苏子元、李跃奎、张光奇、屈以诚、李正尉、佟汝励、王纯一等七个团员。支部书记由团中央从上海派来的吴晓天担任。团组织刚刚建立,吴晓天的工作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经请示团中央同意,吴晓天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便离沈返沪,同时中共北方区委派杨韦坚来沈接替了吴晓天的党团支部书记工作。杨韦坚到沈不久,共青团北方区委便于十月末又从北京派高洪光来沈做共青团支部书记,杨韦坚只任党支部书记职务。高在沈呆了半个来月,便于同年十一月中旬被团中央调往哈尔滨。奉天团的工作仍由杨韦坚负责。这时奉天团的组织已由刚建立时的七人发展到十五人,并且组织名称也改为“特支”。一九二六年三月,杨韦坚调到哈尔滨工作,奉天党、团组织暂时由高子升负责。一九二六年五月,吴晓天再次由上海来沈,以中学教员的职业为掩护,担任党、团支部书记。同年十月,党组织又把吴晓天调到哈尔滨任团地委书记,把杨韦坚从哈尔滨调回沈阳任党团支部书记。一九二七年二月,党为加强奉天的工作,又把任国祯调到沈阳担任党支部书记,杨韦坚则只做团的工作。此间做团的工作的还有任福德。一九二七年六月底,党支部书记任国祯和党支部委员杨志云因领导奉天制麻会社工人罢工一案被日本警察侦破而遭逮捕。相继杨韦坚也于七月初被捕。后经审查未发现杨韦坚同制麻会社罢工有直接联系而获释。杨韦坚获释不久,党组织又把他调到哈尔滨工作。此后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十月满洲临时省委成立时止,沈阳团的工作便由高子升负责。
  沈阳团组织的建立是有一个过程的,而这个过程的大部分时间及其建立后的早期活动,都是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所以沈阳团组织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动,与国共合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早在奉天团组织正式建立以前,身受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双重压迫、积极寻找挽救国家和民族出路的奉天青年学生,就曾受到一些老同盟会员所宣传的十月革命和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如一九二四年在文会中学读书的李跃奎,就经常听到他的语文老师韩跃廷(同盟会员)讲有关十月革命的情况和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思想,使之受到了关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启蒙教育。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沈阳的进一步传播,一些先进青年在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后,觉悟又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所以当一九二五年四月,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工具《盛京时报》发表了两篇关于《驳文化侵略》的文章后,很多进步青年积极参与了关于“反文化侵略”的论战。
  《盛京时报》发表的那两篇署名傲霜庵《驳文化侵略》的文章,是针对一九二四年在全国一些大城市出现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高潮而写的。文章恶毒攻击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为帝国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对中国人民的侵略进行辩护。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了国民党人主办的《东三省民报》主编安怀音等人的回击,他们在东三省民报上发表文章,对傲霜庵的文章逐条进行了驳斥。由此在沈阳引起了一场关于“反文化侵略”的论战。这论战吸引了很多进步青年,如在南关师范学校读书的周东郊、在文会中学读书的李跃奎、在第四小学教书的吴竹邨,以及在满州医大读书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粟丰(广西临桂县人,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医大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因带头闹学潮,被校方开除,一九二四年春,考入南满医大就读)。为首的木铎社的全体成员等,他们不仅认真阅读有关文章,积极开展讨论,而且有的还写文章,发表在东三省民报上,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中来。这一斗争使很多青年学生受到了锻炼,对提高广大青年的思想觉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上述情况说明,在国共合作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沈阳市的国民党人所从事的反帝爱国活动,是受到了广大群众欢迎和拥护的,并且对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成长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这些青年当时还没加入共青团,但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陆续加入的共青团或共产党,当然有的也加入了国民党。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沈阳后,立即激起沈阳各界群众的强烈义愤。一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学生,首先投入到声援上海工人阶级反帝爱国斗争的行列中来。他们经过相互串连,于六月十日发动了一次有数千人参加的请愿示威活动,接着又发动了社会各阶层参加的抵制日货和募捐活动,时间长达一个多月之久。因是六月十日开始的,故称“六·十”运动。这次由青年学生打先锋、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规模之大、波及面之广,在辽宁乃至全东北都是前所未有的。它震撼了古老的沈阳城,使日本帝国主义和奉天当局非常恐慌。有力地支援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爱国斗争,同时也锻炼了广大青年,为团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关于这次运动的具体经过和详细情景,已有专题文章(《社会科学辑刊》一九八二年第五期),本文不再赘述。而本文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这次运动的整个过程中,沈阳市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与当时来沈阳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及国民党人的活动,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虽然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时在沈阳还没有正式建立起来,但他们在实际行动上,配合是比较默契的。
  早在五卅惨案刚刚发生,沈阳的国民党人主办的《东三省民报》就报导了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杀害中国人的滔天罪行,沈阳的进步青年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行动起来,积极筹备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这时候中共北方区委派任国祯、陶梁两同志来沈阳,积极参与了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及至“六·十”运动发生后,《东三省民报》一连数日几乎以整版的篇幅,详细报导五卅惨案的具体经过和全国各地声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的情景。这对沈阳市各界群众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无疑是个有力的发动。在同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沈阳市的进步学生进一步组织起来了,六月二十日,《东三省民报》宣告“奉天学联正式成立,并订有章程”。为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着手建立团的组织,共青团中央从上海派吴晓天来沈阳开展工作。吴到沈后,经过一番周折,找到了学联及先期来沈的任国祯、陶梁同志,并参与了对学联的领导工作。奉天学联在党的领导下,虽然处在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严重压迫下仍积极组织青年学生采取撒传单、演剧等各种形式,大力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接济各地罢工工人的募捐活动。当时各种传单遍布了市民手中,贴满了街市的墙上,他们号召各阶层人民“誓死努力,一致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并敦促政府对英日严重交涉。这赤诚感人的宣传,感动了社会各阶层,使“全城人声激昂”,就连巡警也对撒传单的同学说:“诸位撒传单,只要躲避一点,不要上我们眼前来撒就行。”在青年学生的宣传鼓动下,各社会团体也纷纷组织了“上海罢工工人后援会”,除发表通电、宣言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声援上海同胞外,并掀起了抵制英、日货浪潮。日人所办工厂之工人也以罢工表示“与日人不合作”,当时整个奉天因为“沪案闹得正翻天覆地。”
  奉天学联在党的领导下,在大力开展宣传工作的同时,还积极进行募捐活动。“大家东跑西奔的去联络各人认识的亲戚朋友们,乞捐于他们”,“或者不是亲戚朋友,听说他对于惨案有点热心的消息,我们也不管挨碰”,“就和他们去见面”。由于学生们的工作,很多人参与了捐款活动。他们“不但自己倾囊相助,并且还为代捐”。有些工人、商号、团体还集体捐助,仅“全城商工已愿助捐者”就有“十余万人”。
  在奉天学联开展募捐活动过程中,以国民党人安怀音为主编的《东三省民报》,每天都把捐助者的姓名、单位和所捐款额向全市人民公布出来,还义务代办各种募捐事宜,批批捐款源源汇往上海,有力地支援了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
  为了帮助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一九二五年七月中旬,奉天市学联和基督教青年会里的进步干事同时组织了一个暑期学校,学生是学联会的职员及夏令儿童义务学校的教员(中等学校男女学生)还有社会主义研究小组的全体成员和小数小学教员、银行职员等共计三十来人。在办学过程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亲临课堂进行授课。共产党员任国祯讲授唯物论及唯物辩证法,共产党员吴晓天讲授学生运动、社会科学、现代政治、妇女问题,国民党人陈日新(暑期由日本回国的留日学生,国民党东京支部常委)讲授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史,国民党人安怀音讲授宣传工作与新闻学。通过半个月的学习,绝大多数学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认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当务之急,死肯书本,不参加社会活动,有负做人的责任,表示愿为中国革命而奋斗。
  与办暑期学校的同时,吴晓天还与东三省民报的安怀音、俞文锐,市报的盛桂珊,学联代表李跃奎等合组中华民族自决会,以此作掩护,公开联络名界人士,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暑期学校结束后,吴晓天根据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在上海召开的全体会议通过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的决定精神,帮助国民党人陈日新在暑期学校的学员中,发展了三十名国民党员,并成立了沈阳市的国民党临时市党部。暑假结束后,陈日新返回日本,将这三十名国民党员名单呈报给国民党,这就使原沈阳市国民党的组织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为国共合作在沈阳的正式建立打下了基础。
  共产党员任国祯、吴晓天在帮助国民党发展党员、健全组织的同时,又从新加入国民党的进步青年学生中,物色了几名比较成熟的优秀青年,分别吸收到党、团组织中来。于是,沈阳便产生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九二五年九月,建立了党、团支部。
  沈阳市的党、团组织建立后,便以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开展革命活动。当时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是后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但一切政治性言论和行动都是在我党统一指挥下进行的,并且在组织上还保持着独立性。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郭松令倒戈,发动了反奉战争,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于同年十二月一日联合发表了“为郭松令倒戈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迅速起来夺取政权,并要使国民军站到人民方面,打倒卖国政府和一切反动势力!接着,于十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奉张和安福政府的请求下,已公然出兵援助张作霖抵抗郭军,号召全国各阶级的民众积极起来参加这次由反奉而反日运动,以保全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民主自由。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根据当时的形势,以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的名义,从河南调国民党人朱霁青回东北组织国民革命军,作为郭军反奉的策应,并给三百万元作为动员费,指令其待机举事。朱霁青在郭松令出关前,先到了沈阳,在神学院与国民党员钱公来等人秘密组织了国民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共产党人任国祯也参与了此事。他们准备当郭松令逼近沈阳时,待机暴动,以迎接郭军进城。然而,当郭松令逼近沈阳时,朱霁青发现沈阳城的八门八关皆由日本人把守,而且过往行人检查很严,所以他不但未敢举事接应,而且还把总司令部从沈阳迁往哈尔滨马家沟驻守。同年十二月末,郭松令倒戈失败,朱霁青闻讯后取道苏联逃到广州。在沈阳主持国民革命军之务的钱久莱,也逃到农村躲藏了两个多月。而共产党人任国祯同志却被奉系军阀逮捕入狱。
  在郭松令发动反奉战争的这段时间里,奉天团组织在吴晓天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反奉系军阀的宣传活动和筹备迎接郭军进城事宜。他们在满洲医大召开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以学联名义发布反奉宣言,并向郭松令提出政治与社会改革的要求。共青团员周东郊曾在他的家中和满洲医大的学生宿舍里刻印“反奉宣言”到处撒发(因为他家住在大帅府附近,警察不常去搜查)。同时,他们还写好了迎接郭军进城的标语,赶制了迎接郭军进城的旗帜,以备迎接郭军之用,后因郭松令失败,这一活动便停止了。
  郭松令反奉虽然失败,但它却给奉系军阀张作霖以沉重打击。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产党员吴竹邨(他在国民党当中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因去北京联系工作被国民党北方执行部指派列席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吴竹邨途径大连返回沈阳。路过大连时,他在那里停留数日,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其中有增智学校校长朴升亭,教员张同山、李仲刚等人,建立了国民党大连党部。又经朴升亭介绍到瓦房店第九小学,在教师中发展了三、四名国民党员,其中有校长孙复生,教员高精一等。吴竹邨回沈后,立即着手筹备建立国民党奉天省国民党省党代表大会在沈阳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成立国民党奉天省临时党部、并选出以钱公莱为主任的执行委员五人,其中有共产党员三人,吴竹邨被选为组织部长。当时,跨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巩天民、吴执中、周东郊、张光奇等,都先后被推举为国民党省部工作人员。
  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建立后,其主要活动是选拨进步青年,向广东国民政府所领导的黄埔军校输送。当时仅李光忱(国民党省党部的青年部长、共青团员,后来投靠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就送了一百多青年到广东黄埔军校参加国民革命军。共青团员周东郊也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他曾动员共青团员丁占甲、鲍澄吉和唐风池到广东参加了国民革命军。
  正当沈阳地区的国共合作顺利开展,革命形势不断向前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五月,又提出了一个旨在排挤共产党人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作用的“整理党务案”。在国民党右派的影响和授意下,国民党奉天临时省党部负责人钱公莱一反常态,他唆使李光忱叛党。李制造谣言,赶跑了在国民党奉天临时省党部任组织部长的中共党员吴竹邨,并从共青团员张景珍(光奇)手中,夺回了国民党奉天临时省党部的铃记(图章)。根据“整理党务案”的精神,钱公莱又组织重新改选了国民党奉天临时省党部执监委员会。改选后的国民奉天省临时党部的成员,共产党人只剩三分之一,从而大大地削弱了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与此同时,钱公莱等人还从中共沈阳党支部书记杨韦坚的手中,把跨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名单要去备案。
  为了进一步削弱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一九二六年秋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又从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中指派刘不同、包景华等五人来沈,组成党务整理指导委员会,对跨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进行敌视和排挤,因此,除在国民党中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外,很大一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脱离了国民党。
  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党奉天省党部遭到破坏,省党部负责人钱公莱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因为跨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名单都在他的手中,为了避免牵连,中共沈阳市党支部经研究决定,凡是在中国国民党奉天省党部备案的党团员,一律转移。因此,有一部分党、团员先后到北京、大连、哈尔滨和沈阳郊区躲藏起来。这样,沈阳地区党、团组织的力量就相对减弱了,留在市内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的同志,也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为了加强对沈阳地区革命工作的领导,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党组织又把刚刚出狱的任国祯同志派到沈阳担任党支部书记,共青团的工作则由杨韦坚、任福德负责。
  任国祯到沈后,仍以国民党的身份秘密地从事党的工作,虽然当时处境十分艰难,但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仍未停止。一九二七年五月初,任国祯和党支部组织委员杨志云,领导了奉天制麻会社(今沈阳第二纺织机械厂)六百多名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后因此案被日本警察厅侦破,任国祯、杨志云于六月底被日方逮捕。但敌人只知道任国祯是党国民员,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继任国祯等人被捕后,紧接着团支部书记杨韦坚也被敌人逮捕,后经审查未发现他跟制麻会社的罢工有联系而获释。杨伟坚被释放后,党组织把他调到哈尔滨工作,沈阳市的党、团组织由高子升负责。这时候党、团组织的力量更加削弱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也因国民党右派的破坏而破裂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沈阳市共青组织,是处在孕育过程和早期活动的幼年时期,虽然如此,但广大共青团员的革命热情是非常高昂的。他们充分发挥了先锋作用,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对沈阳地区人民的奴役和压迫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沈阳市的共青团组织,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努力工作的,因此它是认真地执行了党在这一时期的路线和策略思想的,充分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
  一九二七年五月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破裂了,但广大共青团员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所从事的革命斗争并没有停止。

  (载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共青团专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5年8月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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