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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浅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统一战线工作
 
曾建昭 邱俊锋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六十二年前,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建立了各民主阶级联合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统一。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一次国共合作中为国民革命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为党的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清敌我,团结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根据这一原理和中国的实际,中国共产党认为,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不仅要依靠无产阶级、团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而且要联合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是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初建时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在指导思想上是逐步明确的。
  开始,对如何进行社会革命,仅有朴素随团结多数的思想。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的广东团机关刊物《青年周刊》的创刊号上,发表《宣言》指出:我们搞“社会革命”,必须“联合一切无产阶级、举行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尤其注意的,是农民运动”,还要团结不同观点的人,如无政府主义者,只要他们“有改造社会的精神”,能“放弃自己的主张”,都可以和他们联合,共同进行社会革命①。同年三月十四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人谭平山《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上的答词》中说:“我们既以改造社会为目的,改造社会的事业,并非少数人能办得了的,要以社会全体共同担任这个责任,方易解决”,还要求与会各界代表“都要加入这个运动,并须人人都担负改造社会的责任”②。至此,广泛联合各社会团体、各阶层人士,团结大多数人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一九二三年六月党的“三大”以后,这一思想就更加明确了,并且日趋成熟。这表现在他的具体工作方针上,为了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团粤区委采取了以下策略:“A、联络勇敢向上富于革命性之青年工人、学生等,成为民党中之左派。B、对于糊涂投机式的党员(引者注:指国民党右派党员),取猛烈攻击的态度。C、对于游离分子,以威化政策,缓缓使之趋向左派。”③
  这些材料说明,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建立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是逐步明确和成熟起来的。
  与此同时,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这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指导思想上也是明确的。一九二三年六月党的“三大”不仅通过了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决定,还通过了《关于青年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根据本党第三次关于国民革命运动与国民党之决议案极力参加国民运动”。同年八月,广东团组织负责人阮啸仙赴南京出席团的“二大”。根据党的“三大”决议,团“二大”作出了拥护国共合作方针的决议,规定“本团团员参加国民党,当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之指挥,但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执行委员会对于团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之种种指挥”,团员在国民党中“应赞助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主张,与其言语行动一致”④。所有这些,团广东区委及其所属各级组织都坚决拥护执行,这不仅体现在言论上,更重要的还体现在行动中。
  首先,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大会上,邀请了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干事长、互助总社负责人以及其他各界代表三千多人到会。这表明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开始就比较重视这项工作。
  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团广东区委负责人阮啸仙便积极带领大批团的骨干、新学生社积极分子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国共两党联合组成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和“国民运动委员会”。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他们“积极介绍青年工人、农民、学生,加入国民党,切实加强训练”⑤,要求我党、团员学生“要与国民党之学生党员合作”⑥,他们以热情认真的态度来开展工作,尽力帮助国民党办理各地分部的党员登记,建立广州市各级党部和分部,调查研究,宣传发动,指导党部的选举工作,等等,赢得了国民党及其他各界人士的信任。阮啸仙、刘尔嵩等许多团的骨干被选为国民党各区分部的领导干部。

 


  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一项既艰巨又复杂的任务。我们党既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又要正确处理好统一战线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才能实现广泛团结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共同革命的目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有高度的革命精神、积极主动的工作作风,还要有正确的策略和灵活的措施。早期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是按这些要求,采取以下措施的。
  一是发动团员、青年加入国民党组织或参加进步工会、农民协会、妇女解放协会等群众组织,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二是组织“新学生社”、“青年军人联合会”等适合青年特点的青年团体,扩大团的外围组织;三是根据斗争的需要组织“非基督教运动委员会”、“国民外交后援会”等某些专门问题的青年政治组织;此外,还根据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和可能,经常联合各社会团体和青年群众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以壮大革命声势。例如: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团粤区委组织反对曹锟当总统的游行示威活动,“事前并联络各团体合作,在报章上为文字之鼓吹,故是日巡行民众不少”“演说的演说,派传单的派传单,巡行的巡行,团员颇为努力,在民众面前的反对曹锟当总统,打倒北洋军阀;反对列强护路案、长江联合警备案等;打倒英美帝国主义,国民革命的意义,已大声狂呼,民众愤激,甚表同情,革命之空气弥满于广州市矣”⑦;又如:一九二三年冬,广东发生了收回“关余”的斗争。团粤区委和“新学生社”在党团中央的支持领导下,灵活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成功地组织了这次斗争。所谓“关余”,是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以中国关税抵押赔款和外债后所剩下的一点余款。当时我国的关税主权已完全被帝国主义控制,长期来,他们都把这笔余款统统拨给北京反动政府。一九二三年九月至十一月,孙中山曾多次以广东革命政府的名义去函北京公使团,要求把“关余”拨给广东政府,均遭拒绝。孙中山便决定自派税务司,帝国主义竟于十二月十六日出动四艘军舰闯入广州白鹅潭进行威胁。广州青年学生、工人、士兵闻讯即集合两万多人,在西瓜园召开大会,“新学生社曾联络其他团体组织‘中国广东国民外交后援会’作极大之示威运动”⑧。他们贴标语、散传单,支持广东革命政府收回“关余”,反对帝国主义出动军舰恫吓。十二月二十四日,七十多个团体,一万多名群众又在第一公园举行第二次集会,提出“取消不平等条约”、“关税自立”等革命口号,孙中山也发表了谴责帝国主义的《对海关问题宣言》,终于迫使帝国主义把广东应得的“关余”拨给革命政府。
  另外,在统一战线内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很讲究斗争策略,针对国民党左中右各种派别,分别采取上文提到的不同方针,依靠左派、团结中间派、孤立右派、团结大多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例如,当年团结争取民权社的毕磊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当时,广东高师部分学生组织的“民权社”,曾一度被国民党右派影响和操纵,与我青年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对立。毕磊是当时“民权社”的负责人之一,也是当时学生运动中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之一。为了团结广大青年学生,把“民权社”的成员尽可能地争取过来,我党组织派团区委书记沈宝同、广东大学医科党支部书记柯萼辉(柯麟)两同志做毕磊的工作,通过交朋友的方式经常接近他,帮助他,使他逐渐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形势、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中国革命的前途和青年学生的出路等等。从一九二五年初始,毕磊在我党团组织的争取帮助下,终于转变了立场,带领部分同学毅然退出“民权社”,加入“新学生社”;不久,毕磊还先后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运动领袖,领导过广东大学学生驱逐反动校长邹鲁的斗争,代表党团组织与从“夏大”到“中大”任教的鲁迅先生进行过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出色地完成了党团组织交给的一系列任务。“四一五”清党时毕磊被反动派所杀害,对于毕磊的牺牲,鲁迅先生还专门著文悼念他⑨。

 


  要在青年中开展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和搞其它团的工作一样,必须根据青年的特点,采取多种多样的为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才能奏效。早期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是注意了这一点,把许多统一战线工作寓于各种生动活泼的活动中,如时事讲演会、报告会、联欢会、游艺晚会、文体竞赛等,深受广大青年的欢迎,因而统一战线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
  国共合作初期,团广东区委和广州地委便邀请党中央的瞿秋白同志向团的骨干和青年积极分子作题为《三民主义》报的告。帮助大家认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了解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⑩;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一到达广州,团广州地委便以新学生社的名义召开欢迎大会,请李大钊、沈定一、李隆郅(李立三)、夏曦及华侨代表等讲演(11)。还邀请了国民党各界人士参加新学生社于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和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举办的两次游艺大会,与会者二千多人,有的国民党知名人士还慷慨解囊,捐钱支援游艺会(12)。加强友谊,促进国共合作工作的开展。
  同时,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还根据青年的觉悟程度来相应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国共合作初期,广东团组织的力量还比较薄弱,进一步壮大团的力量,是必要的。但当时,由于反动派的宣传,相当部分的青年对党团组织的认识不足,对社会主义存在着误解和疑虑。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便不硬性在青年中广泛发展团员,而是成立以国民革命为纲领的“新学生社”,并把他作为团的外围组织。这样做,较易为广大学生所接受,工作开展相当顺利,组织发展较快。初建时只有十间学校,一百一十多人参加,后来发展到三千多人,遍及省内各县市和省外部分地区,建立了十几个分社,几十个支部,为大革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13)。
  综上所述,远远没有概括早期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全貌,只是简述了其中一些活动情况和内容。但是,仅从这些我们也可以看到,早期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认识是明确的,行动是积极的,方法是正确的,效果是显著的。我们应该吸收其好的“营养”,借鉴其可用的经验,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为台湾回归祖国,为进一步巩固发展党的统一战线作出更大的贡献。
  
  (载自《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共青团专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5年8月编印)
  注:
  ①《青年周刊》创刊号(宣言)1922年2月26日。
  ②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委党史办合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17页。
  ③同②第52页。
  ④《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3年8月。
  ⑤同②第93页。
  ⑥同②第88页。
  ⑦同②第42页。
  ⑧同②第59页。
  ⑨《广东青运史资料与研究》1984年第四期,第31页。
  ⑩(11)(12)均见广东省委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省党史学会合编的《纪念中共“三大”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第323页。
  (13)《广东团讯》1981年1月:试论新学生社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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