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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大革命时期安庆青年团有关文献资料的时间考证
 
余兆龙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早在大革命时期,安庆就出现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当时安庆团组织上报中央的工作计划、汇报、报告、调查表和信函等,后来通过共产国际保存下来,因此,这些文件被称之为“国际文件”。它是研究我省青年运动史和党的发展史的珍贵资料。
  在这批“国际文件”中,有关安庆团组织的文献资料,目前看到的共有三十一件。其中注明年月日的有五件,注明月日而未注明年代的有十八件,有日期而无年月的一件,无年月日的七件。这种情况就给使用这些文献资料带来了一些困难。为此,本文试就这批文献资料的成文时间作一点考证和说明。
  一、安庆地方团第一次建立时的文件:
  《安徽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报告书》,原件未注年月日。这份报告书列表报告了安庆地方团团员周正非、舒公甫、王逸龙、储应时等九人的年龄、籍贯和所在学校。按:周正非即周新民,舒公甫即舒传贤。他们于一九三二年冬出国到日本留学,一九二五年以后回国。一九二五年以后,安庆团组织的有关文献资料比较齐全,团员名单中没有发现上述九人。周正非等九人的地方团既不可能存在于一九二二年冬以后,更不可能存在于一九二五年以后。因此,这份报告书只可能写于一九二二年冬之前。报告书还写道:“本团团员取严格主义,现时团员甚少,仅组成学生运动委员会”,“本会推舒公甫为委员长,王逸龙为秘书”,报告书的标题就是《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报告书》,学生运动委员会的组建,委员长和秘书的设置,以及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命名,这一切都和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先驱》第五号上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有关条文的精神相符;又据一九二二年五月团的“一大”文件,安庆是当时全国已建立地方团的十七个地区之一。由此可见,这份报告书的成文时间应是一九二二年四、五月份。
  这份报告书是安庆团组织最早的文件,舒传贤等人建立的安庆地方团是安庆第一个正式成立的青年团。
  二、柯庆施在安庆恢复团组织时的文件:
  《安庆怪君给国昌的信》,原信落款未注明年月,只注明二十二日。按:怪君即柯庆施,国昌即施存统。据柯庆施自转,柯于一九二三年初受陈独秀委派到安庆恢复团组织,于一九二四年初离开安庆。柯庆施在这封注明写于二十二日的信中说:“五一我们预备出一张小报,如周刊那时能出版,则将出一特刊”这说明此信写于“五一”之前。从这一段话行文语气看,写信时离“五一”很迫近。因此,这封信落款的“二十二日”应该是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安庆S·Y·地方团第一次报告》,原信无年月日。这份报告落款为“怪”,“怪君”是柯庆施的化名。柯庆施在这份报告中汇报了六月十三日召开安庆地方团成立大会的情况。此时安庆地方团有团员十五人,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为柯庆施、何大年、卢春山。这份报告的成文时间应是一九二三年六月中、下旬。
  《安庆地方团员调查表》编号607,原表注明时间为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这份调查表登记的团员共有二十二人,并注明杨溥泉为委员长,卢春山为教育宣传委员,徐齐帮为会计兼学生运动委员。
  《安庆地方中校泉怪给钟央的信》,原信落款无年月日。按:“泉”即杨溥泉,又名杨白水,系安庆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怪”即柯庆施。杨溥泉、柯庆施在这封信中汇报说此时有团员二十二人,地方中校“校长”(即委员长)为杨溥泉,会计兼学生运动为徐齐邦,教育宣传委员为卢春山。这封信汇报的内容与上述《安庆地方团员调查表》完全相同。信中最后还写道:“外寄上同学录一份请收”。所谓“同学录”,即《安庆地方团员调查表》。可见,此信的写作时间应与“调查表”同时,即一九二三 年十一月十七日。这份信还说:“‘通函’以后请至一师杨白水”。
  《薛卓俊给仲英的信》,原信年月日档案馆文件标签上注明此信产生的年代是一九二三年,疑非是。这封信仅一百零二字,现全文照录如下:“自去年学潮平静后,分校随解散,校长及各职教及多数同学均不能留皖,故在省之同学仅两三人而己。皆在自修,以求个人进步。在此大力压迫之下,最近期中,分校难于成立矣。卅一、卅二两公函,系卓俊代杨白水收阅。奈此地青年消沉己极,恐一事不能举矣!”上文己述及,一九二二年四、五月份,舒传贤、王逸龙、周新民等人建立了安庆地方团组织。
  这年下半年,安庆地方团一部分团员出国留学,团组织逐陷于停顿状态。认定薛卓俊这封信写于一九二三年,大概是因为上述情况与薛卓俊信中所说的“自去年学潮平静后,分校随解散”的情况似乎很吻合。
  但是,如果说薛卓俊这封信汇报的情况有一部分同一九二二年的情况有点相拟的话,则另一部分,即“最近期中,分校难于成立矣”的情况,同一九二三年四月至十一月十七日的情况截然相反。从一九二三年四月份开始,柯庆施着手恢复团组织,六月十三日正式成立地方团,十一月十七日列表汇报团员有二十二人。因此,薛卓俊这封信不可能写于一九二三年的四月至十一月。
  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芜湖地方团成立时,薛卓俊是芜湖地方团团员之一。这说明他到安庆的时间至早是一九二三年一月中旬。薛卓俊的信会不会写于二月至四月这段时间呢?也不会。因此,这封信最后说:“卅一、卅二两公函,系卓俊代杨白水收阅。”杨白水即杨溥泉,他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入团,十一月确定为安庆地方团负责接收团中央函件的收信人。一九二三年二月至四月,杨溥泉还不是负责这项工作的,因此无从谈起“系卓俊代杨白水收阅”。
  薛卓俊这封信也不可能写于一九二五年以后,这是因为一九二五年以后,安庆的团组织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中。这一点与薛卓俊信中所反映的情况不相关。
  薛卓俊这封信写作时间只能是一九二四年。信中所说的“去年学潮”应该是指一九二三年的反曹锟贿选运动;“校长及各职教及多数同学均不能留皖”似乎是指在封建军阀的镇压下,柯庆施、许继慎、杨溥泉、王步文等人被迫离开安庆。许继慎、杨溥泉、彭干臣等人于一九二四年四月到上海报考黄埔军校,原为安庆地方团负责接收团中央函件的杨溥泉(即杨白水)离开安庆,这就造成了薛卓俊代替杨白水受收函件的原因。可见,薛卓俊写这封信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以后。
  三、徐梦秋到安庆重建团组织的有关文件:
  《庆知书梦秋给钟菊的信》,原信落款无年月日。此信报告了安庆市民声援“五卅”惨案的情况。在省教育会召开的市民大会上,薛卓汉、徐梦秋曾登台讲演。信中还说:“明天将由各界大游行,预计当有数万人”。据芜湖《工商日报》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报道:“安庆于六月十日举行了数万人声援“五卅”惨案的游行示威。又据徐梦秋回忆,他和薛卓汉受团中央委派,曾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到安庆重建团的组织。可见,徐梦秋这封未注明年月日的信应写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
  《安庆Honest给钟菊的信》,原信落款无年月日。“Honest”是李竹声的代号。档案馆文件标签注明这封信的写作年代是一九二三年,误甚。李竹声在这封信中写道:“本月十一日开庆棣知部全体同学大会议决事项如下:(1)补选新入校同学张定武为知部干事……(2)推定李逐生为书记(因梦秋不久就要离开此地了)”。查一九二三年六月中、下旬的《安庆S·Y·地方团第一次报告》的十五人团员名单及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安庆地方团员调查表》,都没有张定武、李竹声(逐生)的名字,而且当时安庆团组织的名称也不称“支部”而是称地方执行委员会。据李竹声一九六○年交代,他是一九二四年到安庆第一师范读书,一九二五年入团的。可见,“Honest”的这封信不是写于一九二三年而应写于一九二五年。这封信说明李竹声接替徐梦秋担任安庆团支部书记,这是“本月十一日”开支部大会所作的决定。“本月”是几月呢?上文已考证,这年六月九日,徐梦秋曾给团中央写信报告安庆声援“五卅”惨案的情况,没有提自己将要离开安庆的事,也没有提安庆团支部将要改选的事。可见,“Honest”的这封信并不是写于六月份,而应是六月以后。“Honest”的另一封信写于七月十八日,由此看来,“Honest”的这封信应写于七月中旬,而且应在七月十二日至十六日这五天左右的时间内。另外,团的“三大”通过的章程第十一条规定,支部干事会任期为三月。查“国际文件”597号,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安庆团支部干事会又进行了改选,由杨兆成任书记。从十月十日向上推三个月,恰好是七月十日。可见这次安庆团支部改选应是七月十一日。这也是此信写于七月中旬的一个佐证。
  这是李竹声担任团支部书记以后给团中央写的第一封信,确定了这第一封信的成文时间,他们其它几封信的时间就比较容易推定了。
  《安庆Honest给钟菊的信》,原信落款署为“安庆干部书记Honest七月十八日”,未注明年代,应写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安庆Honest给钟菊的信》,原信落款署为“安庆书记Honest八月十一日”,未注明年代,应写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安地支校书记竹声给钟菊的信》,原信落款日期为九月廿日,无年代。档案馆文件标签注明年代为“一九二三年”,不对。这封信提到了奉五卅后援会命查勘仇货,也应写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廿日。
  《庆地支校书记声给郑容的信》,落款是“庆地支校书记声十月十日”无年代。档案馆文件标签注明年代为一九二三年,不对。按:“声”即李竹声,也就是Honest,此信应写于一九二五年。李竹声在这封信中报告了安庆团支部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开会改组的情况,支部干事会由杨兆成、郭士杰、李竹声三人组成,杨兆成任支部书记。尽管李竹声不再担任支部书记的职务,但是他仍以前任支部书记的身份向团中央报告了改组的情况。这是应行的交接手续。
  《硕给代英的信》原信落款只注明写于八月二十二日,无年代。按“硕”即谢硕,在团支部里分工搞“非基”运动。这封信提到了五卅惨案及反对教会中学奴化教育的事,足以证明此信写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以上七件函件,反映“五卅”后安庆团组织的发展情况和主要活动:“五卅”后,徐梦秋、薛卓汉到安庆,重建团组织,建立了团安庆特支,徐梦秋为支部书记;七月十一日,安庆团支部进行了改选,李竹声任支部书记;十月十日,团支部又改选杨兆成为支部书记。这时有团员十六人。团支部的主要工作是领导安庆五卅后援会,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查勘抵制英货日货,反对圣保罗中学迫害进步学生;并帮助国民党左派发展组织;改组各级学生会;同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理论上的斗争。
  四、彭振纲到安庆建立地方执行委员会以后的文件:
  《安庆纲给曾延的信》,原信落款日期为十二月十四日,无年代。按:“纲”即团中央特派员彭振纲,安庆团组织在给团中央的函件中称他为“彭兄”。彭振纲在这封信末尾说:“明天关于学联事接洽,后天即赴芜”。芜湖地方团文件《吴德、范文给曾延的信》(国际文件编号654,原信落款注明日期为“一九二六·元·二○”)中说:“彭振纲同学于十二月二十日来芜,是晚即开干事会”。根据彭振纲从安庆到芜湖的行止日期看,写此信的日期应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安青枝给曾延的信》,编号623,原信落款日期为十二月十五日。无年代,这封信七处提到“彭兄”,表明此信写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安青枝给曾延的报告(报告第三号)》,原信落款日期为十二月十六日,无年代。这份报告也多处提到“彭兄”,它的成文日期应为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安庆地委工作计划及组织宣传工作情况》,原件落款为“兆成十二月十八日”,无年代。这份报告写道:“十二月十三日经彭同学的指导,将特支改成地方。”说明此件的成文日期应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安青枝给曾延的信(第四号报告)》,原件落款日期为十二月二十八日。无年代。这封信一开头就说:“庆地情形,已做第三号报告——附有宣传组织报告——给彭兄带上,现在彭兄想已到沪了。”也表明此信写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以上五件文献资料,集中反映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团中央特派员彭振纲到安庆改组团组织的一些情况。十二月十二日,彭振纲自九江到安庆,先后召开团支部干事会和团员大会,将团安庆特支改组成安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吸收了七名团员,并将二十三名团员分划成五个团支部,推选杨兆成、李竹声、郭士杰、张定武、孙芳续为执行委员,马秀山、谢硕为后补执行委员,杨兆成为书记。在彭振纲的指导下,地方执行委员会制订了工作计划,使得安庆团组织的工作有所加强。
  在以上五件文献资料中,首先出现了“安青枝”这个代号。档案馆文件标签标明“安青枝”是“安庆特支”的代号,欠妥。《安庆地委工作计划及宣传工作情况》说:“十二月十三日经彭同学的指导,将特支改成地方”。这说明在彭振纲到安庆之前,安庆团组织的名称是特别支部,其后,则是地僧方执行委员会。“安青枝”这个代号在行文中第一次出现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这时安庆团地方执行委员会已经建立,团安庆特支已不复存在。在彭振纲到安庆之前,团安庆特支从未使用“安青枝”作为自己的代号,之后,在团安庆特支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安青枝”怎么可能是安庆特支的代号呢?有的研究者把“安青枝”解释为中共安庆特支的代号,这种解释也欠妥。翻查一下所有使用“安青枝”这个代号的文件就会发现,这些文件的内容都是有关青年团方面的工作;另外,一九二六年四月,中共安庆特支改组为中共安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可是,代号为“安青枝”的函件在这之后继续出现,可见,“安青枝”是“安庆执”的谐音,是团安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代号。
  团安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以后,从一九二六年一月至六月,写给团中央的函件共有十三件,其中注明年月日的有三件,注明月日而未注明年代的有九件,未注明年月日的一件。未注明年月日的一件是国民党安庆市党部宣传部编印的题为《我们为什么要革命》的传单,看来是安庆团组织将它作为汇报“民校”工作的附件报给团中央的,不是团组织的自身文件。除此以外的十二件文献资料,其内容互相联系密切,其时间顺序一目了然,本文就不再赘述了。
  总而言之,大革命时期安庆地方团的文献资料保存的比较完整。它们比较准确地记载了安庆团组织发展变化的概貌:一九二二年四、五月份,由舒传贤、周新民、王逸龙等人首先建立了安庆地方团,委员长为舒传贤,有团员九人,后来由于一部分团员出国留学,地方团无形解散;一九二三年初,柯庆施受陈独秀委派到安庆恢复团组织。是年六月十三日建立了地方执行委员会,杨溥泉为委员长,团员由十五人逐渐发展到二十二人。在反曹锟贿选斗争中,团员发挥了先锋作用,由于反动政府的镇压,大部分团员被迫离开安庆,团组织活动又陷于停顿;一九二五年“五卅”后,徐梦秋、薛卓汉到安庆重建团组织,建立了共青团安庆特支,徐梦秋为特支书记。先后继任特支书记的有李竹声、杨兆成。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团中央特派员彭振纲到安庆,将安庆特支改为安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杨兆成为书记。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这一次团组织至少存在到一九二六年六月。
  
  (原载《安徽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2期)
  (载自《青运史研究》1986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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