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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浅析共青团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经验
 
中央团校八四级大专班 马春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坚决拥护并忠实地执行了我们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英勇地率领全国的团员青年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加速中国革命的步伐,促进工农运动的高涨,巩固国共合作的斗争中,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学习共青团在这一阶段的斗争历史,我感到有许多好的经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共青团工作只有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去进行,才能在革命斗争中发挥党的助手作用。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我们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为迎接革命的大发展,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大会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党、团组织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三大”不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在南京召开了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根据我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制定了共青团的斗争方向。大会特别对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后,怎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保持一致作了明确的规定。各级团组织在团的“二大”以后,迅速地行动起来。他们在工农群众及各阶层青年中广泛地宣传党团代表大会的决议,宣传我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并积极配合我党,整顿、改组、建立国民党组织。在湖南,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全体党团员积极工作,对湖南原四个国民党分部进行了整顿,并按国民党“一大”章程,重新登记了国民党党员。一九二四年四月,由湘区团的领导人之一夏曦召集了湖南国民党党员大会,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省临时执行委员会,执委会由夏曦,何叔衡、郭亮、夏明翰、李维汉等九人组成,在九八中除一八为国民党左派以外,其余都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在江西的南昌、萍乡、九江、吉安等地,团组织积极发动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一九二五年七月,江西省国民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上,南昌团地委赵醒侬等十六人当选为这届省党部的执委与监委。其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了十二名,主要领导权均掌握在我们的同志手里,江西团组织同时还发动社会各界积极分子加入国民党,开展国民革命宣传工作,也为江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总之,在这一时期,团的组织是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方针的宣传者,执行者和参加者,充分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
  二、青年运动要发展、壮大、必须自觉地同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相结合。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青团发动组织青年站在国民革命运动的前列,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成为国民革命运动中一支最英勇积极的力量。例如:“五卅”惨案以后,共青团组织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团员青年,参加党所领导的“五卅”反帝国运动。六月十三日,团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分别发出告世界青年工人书和告全国青年书,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血腥暴行,号召全国青年“继死者未竟之志”,准备这次长期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斗争。各地团的组织立即响应团中央的号召,积极组织团员青年投入了这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从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人数看,罢工的工人约有五十五万人。其中半数以上是青年。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逮捕和屠杀的共青团员有二百多人。在斗争中,团员青年们面对着帝国主义的皮鞭、刺刀,毫不畏惧,表现了为祖国为民族英勇献身、在所不惜的气概。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青年运动自觉地同党所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相结合,推动了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同时,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青年纷纷加入了共青团的行列,壮大了团的队伍,团的组织也迅速发展,团员质量也有很大提高。在湖北,一九二三年初,湖北地区团的组织几乎全被破坏,即使到一九二四年十月,全省团员总数也只有八十余人。但到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团员数量发展到二百二十四人。一九二六年五月,团员发展到四百七十五人。到团的“四大”召开时,湖北省的团员总数达一万三千多人。在上海,团组织在动员广大团员和青年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三次武装起义的同时,十分注意把在斗争中表现突出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团,壮大团的力量,当我党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在上海取得胜利时,团员数量由原来的二千人猛增至八千多人。这些优秀的团员在斗争中充分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
  三、只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才能使青年在复兴的斗争中分清敌我、辨别方向、健康成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大青年,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它们对腐朽的统治不满,有时是自发地进行一些斗争。那么,怎样把这些青年引上革命的道路、怎样把青年中这些自发的革命行动变为自觉的革命行动呢?怎样使青年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明辨方向、健康成长呢?这就成为共青团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在这一时期,共青团始终注意对青年进行正面的教育,引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使广大青年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马列主义,并逐步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运用于斗争实际,使共青团不但起到团结和教育的作用,而且在斗争实践中,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
  团的“二大”在《教育及宣传决议案》中指出:“教育工作是本团工作之一,以共产主义原则和国民革命的理论教育青年工人、农民、学生群众是本团最大的责任。”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团中央创办了《中国青年》周刊,它所肩负的使命,就是“为革命的青年作了革命的指导。”《中国青年》起了一种很好的传播媒介作用。它热情地宣传马列主义、努力探求中国革命的理论,并力求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回答和解决当时青年中存在的问题。在动员和鼓舞青年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方面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中国青年》是青年前进中的“良师益友”和斗争中的精神食粮,也可以说是一面引路的旗帜。
  全国各地的团组织,也积极在青年中宣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革命斗争的思想。如福州地方团组织刚成立不久,就明确规定宣传现代思潮,努力民众运动“使民众贯彻这种思潮(指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以及引导民众走上革命轨道。”许多青年在团组织的帮助下,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和《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报刊,不断提高了政治觉悟,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共青团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青年的头脑,用马列主义理论引导一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并在马列理论指导之下,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和党的优秀儿女,充分发挥了共青团团结教育青年的作用。
  四、只有大力加强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才能不断提高团的战斗力。
  共青团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能较好地发挥共青团的突击作用,是与大力加强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分不开的。从当时的情况看,斗争环境是复杂的,任务也是艰巨的。但共青团在紧张的斗争中没有放松团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特别强调了国内教育和训练的重要性,并通过了《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把团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提到了十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在各地团的组织中对这个问题也是十分重视的。北京地方团、就根据团中央“三大”精神,作出了“应用旅俄同志的组织及训练计划,而最注重系统化、纪律化、集体化”的决议。同时,为加强对团员的思想教育,北京青年团还派出团员参加北方区委党校的学习。并且自己“又组织有特别训练班。”通过多种形式的理论学习和政治培训,提高了广大团员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使团的战斗力得到提高。
  学习共青团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斗争历史以及对这一时期经验的粗浅分析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坚持党对共青团的正确领导,才能保证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青团之所以能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从根本上说,是坚持了党对青年运动正确领导的结果。每当关健时刻青年运动出现了偏差,都是党中央及时地加以纠正,指出其努力的方向。例如,在党的“三大”、“四大”上党中央都根据时代对青年运动的要求及青年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分别作出了《青年运动决议案》《对于青年运动的决议案》。它保证了青年运动的方向,使青年运动在关健时刻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历史证明,共青团要在革命斗争中保持正确的方向,一刻也不能脱离党对青年的正确领导。

  (载自《青运史研究》1986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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