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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五大”以前北平党、团领导机构概况
 
彭建华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北京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活动中心之一。党组织和团组织都是从点到面,经几个中心地区逐步向全国发展起来的。一九二一年我在保定,就是先后经北京的团组织和党组织批准入团入党的。当时北京党和团的领导机构的具体情况,因我不在北京,不十分清楚,只晓个得大概。一九二○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前,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即建立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其主要成员有高君宇、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缪伯英、何孟雄、黄日葵、罗章龙、范鸿劼等。一九二○年和一九二一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相继建立后,这批人便成为团和党组织的基本成员。至于当时北京团组织和党组织首届领导机构的负责人是谁,我不甚清楚。只知当时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在北京负有发展和领导北京地区党组织的责任。
  一九二三年我在北京西山中法大学时,党的北京地委书记是范鸿劼,团的北京地委书记是何孟雄。中法大学的党支部书记是颜昌颐,党员有肖明、刘明严、王耀郁(王斐然)和我,后来还有从法国回国的陈毅等。不久颜昌颐调赴广州工作,即改由陈毅任支部书记。这时,我则被调赴市内担任党刊《向导》、《政治生活》的出版发行工作。此后不久,党、团地委均行改组,原党的地委书记范鸿劼调去上海工作,何孟雄改任党的地委书记,我作何孟雄的助手,任地委技术书记,仍兼党刊出版发行工作。朱务善则接替何孟雄,任团的北京地委书记。
  一九二四年夏末,赵世炎从苏联回国,经党中央派任北京党的地委书记,高君宇任地委宣传部长,范鸿劼刚从沪回京,任地委组织部长,我仍任地委技术书记。原地委书记何孟雄则调赴京绥路发展铁路工人运动。继而,团的北京地委亦行改组,团中央派刚从法国回国的刘伯庄任团的北京地委书记,李渤海任宣传部长,何资深任组织部长。
  一九二五年初,高君宇因患阑尾炎去世,党中央派刚从苏联回国的陈乔年任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改任地委宣传部长,范鸿劼任组织部长,我仍任地委技术书记。但未及日余,一九二五年春,党中央即决定成立北方区委员会,统筹领导北方各省市工作。区委委员是: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邓培(当时唐山地委书记)、李希逸(当时天津地委书记);候补委员是:范鸿劼①、于方舟(当时天津地委委员)和我。李大钊任书记,陈乔年任组织部长,赵世炎任宣传部长,范鸿劼协助宣传部工作,我任区委秘书。邓培、李希逸、于方舟仍分别在唐山、天津负责地委工作。当时区委下设有三个工作委员会:一是职工运动委员会,赵世炎兼主任委员,陈为人等为委员;二是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是于树德、韩麟符、于方舟(这三人原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由区委书记李大钊直接领导(当时李大钊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北京执行部的负责人之一);三是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是夏之栩、刘清扬等。
  一九二五年,团的北方区委亦同时成立,肖子璋(肖三)任区委书记,委员是杨姜南、尹才一等,分别担任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等职。原团的北京地委书记刘伯庄则改任党的北京地委书记,陈为人任地委组织部长,李国煊任地委宣传部长。团的地委书记则改由唐从周继任,委员有邓鹤皋等人。
  当时党和团都是从点到面发展起来的,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组织系统。最初各地党和团的组织都称某某地方执行委员会,如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各地组织发展后,始建立省级的领导机构。那时只有两个区委的组织:一是北方区,所辖地区很广,包括天津、唐山、河北全省、三特区(绥远、热河、察哈尔)、内蒙、东三省、山西,最初还有陕西和河南的一部分;一是广东区,所辖广东、广西两省。当时北方区所辖各省市的党组织,都是地委,直属区委领导,未建立省级的领导机构。直到“五大”之后,党组织才形成全国统一的组织系统。
  铁路工作,系另一系统,由铁总书记处负责,直属中央领导。有段时间,铁总书记处设在天津,但不隶属北方区委管辖,仅与区委和地方组织具有工作联系。主要负责人是张国焘、罗章龙、吴汝明、张昆弟、王振一、何孟雄等,他们经常来往于北京、长辛店、石家庄、天津等各铁路线。
  当时党和团的专职工作人员很少,工作繁忙,每次区委会议,在天津、唐山的区委委员都无暇到京参加。区委会每星期一次例会,除在京委员外,团的区委书记肖子璋和党的地委书记刘伯庄亦出席。一九二五年北方区委成立后,环境日益恶化,李大钊即迁居苏联大使馆。我为便于在区委书记李大钊领导下处理区委日常工作,并与外面联系起见,亦住在苏联大使馆。每次区委会议即在李大钊住所举行。
  一九二六年春,赵世炎去广州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后调往上海任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并负责职工运动。夏之栩已与赵世炎结婚,亦被调赴上海。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即由范鸿劼继任,并主编《政治生活》。“三·一八”惨案后,北京环境益趋恶化,陈乔年、范鸿劼便都迁居苏联大使馆内,党的北方区委便全部在苏联大使馆内办公。一九二六年秋末,我被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区委秘书便由杨景山接任。一九二七年四月陈乔年代表北方区委去武汉参加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则被留在武汉工作。此后党的北方区委在京委员便只有李大钊、范鸿劼二人。一九二七年四月,奉系军阀搜查苏联大使馆时,他二人以及当时区委工作人员扬景山、陶永立等同志都被捕牺牲。
  北京党的刊物《政治生活》记得是一九二三年创刊。最初是刘仁静主编,一九二四年赵世炎任北京地委书记后,因团中央决定刘仁静去沪任团中央书记(但刘仁静以种种托词不愿往就,仍留在北京从事工人运动,直到一九二五年春始去沪),而地委宣传部长高君宇当时身体不好,又担任北大校长室秘书,工作很忙,故《政治生活》改由赵世炎主编。《向导》和《政治生活》的出版发行工作,最初是刘伯青担任,后来刘被调沪,派赴海参崴工作,即由我接任。一九二四年冬,我因地委工作忙不过来,改由一位姓郑的女同志(山西人,北大法学系学生)接任。发行地址设在沙滩北大一院四楼一间较小的房间内,有位北大工友协助包扎送邮,每月津贴他一、二元钱。
  党和团的地委都无专设的固定办公地址,日常工作的处理和联系都是在负责人的住所。一九二四年赵世炎任地委书记时,他住在西城石驸马大街西头一条小胡同内,而当时党的活动中心则是在东城沙滩北大附近,我和在北大读书的王仲强、杨景山、王中秀住在沙滩中老胡同三号,因我是地委技术书记,于是中老胡同三号便无形中成了地委办公和接头的地点。赵世炎每天清早即到东城来,以中老胡同三号为落脚点,直到深夜始回西城。后来他亦搬来和我同住。党支部书记会议和党员大会都是在星期天或夜晚,北大教室空闲时,借用北大一院的教室或我们掌握的某种学会会址召开。
  一九二五年北方区委的通信和接头地址,一是景山后街陈启修、唐淑仪夫妇的住所;一是北长街教育会附近张申府、刘清扬夫妇的住所。中央和外地寄交区委的函件和来人接洽,都是唐淑仪和刘清扬到苏联大使馆传送。此外,区委组织部还在南河沿北大三院斜对面的河东岸租了一所孤立的小房子,一位交通员(忘记那位同志的姓名了,是安徽人,农业大学的学生)住在那里,备作外地同志来京洽谈工作和临时住宿之所。
  《李大钊传》和某些同志所撰写的回忆录中说,当时党的机关设在北大一院红楼内,有几个固定的教室专供党办公、接头、召开会议等等②,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北大教室白天都在上课,大楼里人来人往,那里怎能充作党办公和接头的地址呢?特别是从一九二五年起,环境日益恶化,北大总务处对教室管理甚严,教室的钥匙交给该管区工友开门。因此每次借用教室开会,总避免老在同一个教室,且总是在三楼或四楼窗子朝西或朝北一带的教室,以防室内灯光引起外面街上暗探的注意。
  李大钊当时住在苏联大使馆,可说是公开的秘密。但除了区委委员、地委书记和团的北方区委书记等主要负责人和铁总负责同志,以及少数做军事工作的人外,一般党员都不清楚他在大使馆内的确切住址。《李大钊传》中说李大钊住在苏联大使馆时,“在这里活动的革命者最多时曾达二三百人,有时候,日夜都有同志化了装,躲过敌人的监视,前来请示汇报工作”云云③,这种说法,也不合乎事实。那时党已有地委和支部等组织,怎么会每个党员都要直接向李大钊或区委去汇报和请示工作呢?团也有团的组织系统,更不会都去向党的区委书记汇报工作。当时我一直和李大钊住在一起,平时除区委开会,或区委委员、地委书记、团的区委书记和铁总负责同志来商谈工作外,有时也有教育界党外熟人偶尔前来拜访,但每星期至多有一、二人次而已。李大钊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北京执行部负责人之一,一九二五年环境恶化,该执行部已只剩他一人在支撑,亦随即迁在苏联大使馆内。李大钊每天除忙于区委工作,并处理国民党的工作外,还要协助加拉罕筹划有关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种种工作,十分繁忙。况且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党的活动须更加严密,不会允许大批党员和团员直接到大使馆向李大钊或区委汇报和请示工作。我认为对此有加以澄清和纠正的必要。
  
  (载自《青运史研究》1983年第五期)
  注释
  ①我以前所写的一份回忆录中说北方区委委员有……高君宇、范鸿劼,系一时记忆错误,实际上只有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邓培、李希逸五人,并无高君宇,他当时已去世,范鸿劼亦不是正式委员,而是三名候补委员之一。
  ②见《李大钊传》第174页;参看《百科知识》第二辑第16页刘弄潮《李大钊和鲁迅的战斗友谊》一文。
  ③见《李大钊传》第208页。
  (原载《北京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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