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史展览馆-中国共青团网
中国共青团网
团中央工作动态   |   独家特稿   |   专 题   |   各地团讯   |   图片频道   |   视频频道   |   青春人物 
 
  中国共青团网 >> 团史展览馆 >> 团史研究
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福建反“罗明路线”事件与苏区团的工作
 
陈晓光 吴国安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福建苏区的共青团工作,曾有过大好局面。各级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为打击敌人、保卫苏区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一九三三年二月八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福建苏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中央红军北上长征止,历时一年零八个月。这场斗争使福建苏区的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共青团组织也受到严重损失,战斗力大大削弱,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本文拟就这一历史事件对苏区团工作的危害做一阐述。
  反“罗明路线”斗争的缘起及在团内的开展
  所谓“罗明路线”,是指当时任中共闽粤赣省委代理书记兼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罗明同志,他根据我苏区尚未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闽西仅有的两个师主力红军又调到外地作战,仅剩近三千人新组建的队伍要抵御敌人重兵向闽西三面夹击的状况,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多次向省委提出,在杭、永、岩这边缘地区要采取不同于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工作方法:在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等方面,把握好时机,抓住要点,因地制宜地稳步发展,以迎接敌人挑战。这一建议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批判为“完全脱离党的总的进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①。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八日,苏区中央局作出的《关于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就已开始提出要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二月十五日,苏区中央局又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认为省委内一小部分人已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立刻撤消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和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的职务,并在党内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这样,便在福建苏区掀起了一场过火的思想斗争和组织处理的浪潮,随后又波及到整个中央苏区以及其它革命根据地。
  这场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在福建苏区刚一开始,就遭到了抵制和反对。那时省委、省苏、团省委的大部分干部,坚持从实际出发,“在许多问题上,他们不但不反对而且同意了罗明的意见。”②使这场斗争一开始就颇费周折。在福建苏区共青团工作这条战线上,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发动斗争到撤换少共闽粤赣省委书记陈荣,改组少共省委。
  对反所谓“罗明路线”这场斗争,少共闽粤赣省委一开始就采取了消极抵制的办法。那些担心如不响应就要被批判的干部,只是空洞地谈一谈,不接触任何具体问题,“使得反罗明路线的具体的、实际的斗争,变为无内容的、白纸黑字的抽象名词”。③少共省委书记陈荣虽然在党省委会议上对“罗明路线”作了部分口头上的反对和批评,但回去后,在少共省委会议上却不加讨论,更谈不上什么布置开展斗争。可以说,当斗争发动的初期,少共省委还是坚持了正确的立场。
  少共闽粤赣省委对待这场斗争的态度,很快就反映到少共中央局。中央局对陈荣进行了批评,指责陈荣“缺乏布尔什维克党内思想斗争的彻底性和顽强性,没有能坚决为拥护党的路线而斗争到底”,还扣上了“腐朽的自由主义”和“调和态度”两顶大帽子。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少共中央局发布了关于在全苏区团内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定,宣布了改组少共闽粤赣省委的事宜。撤销少共省委书记陈荣的职务,并给改组后的少共闽粤赣省委规定了任务:领导全团为着“进攻路线”,集中火力向“罗明路线及对罗明路线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开火。④从这时开始,少共闽粤赣省委从抵制转到了反“罗明路线”斗争的立场上。
  第二阶段:从召开少共闽粤赣省委扩大会到调整下层领导机构,为顺利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清除障碍。
  一九三三年三月,根据少共中央局的指示和改组后的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向全省印发的《告党团员书》号召精神,少共闽粤赣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批判了过去少共省委在陈荣的领导下,对“罗明路线”采取的“自由主义调和态度,及过去少共省委对党和中央路线表示不坚定”的严重错误,表示要迅速地将工作转变到反“罗明路线”斗争上来,为党和中央局的“进攻路线”斗争到底。⑤会议结束后,少共省委便着手在各级团组织中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然而,这场斗争在基层仍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不少基层团组织仍然没有接受扩大会议的决议,有的团组织还进行抵制,致使“这些工作的迅速与成绩”还是“很迟缓,很不够和微弱的”。有的地方在“工作上还继续着,重复着罗明路线”。⑥仅以永定为例,当少共阁粤赣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布置反“罗明路线”斗争的任务时,少共永定县委不仅没有派代表出席,也没在全县传达会议精神。到了三月底,中共闽粤赣省委检查永定党团县委的工作时,才发现这里还没有“任何转变的趋向”,便不得不专门派出工作团去扭转永定党和团的工作轨道。⑦还有不少的县份也是如此。为了清除这些顺利开展斗争的障碍,少共省委对那些坚持抵制这场斗争的中下层团组织领导人进行了坚决的打击。永定、武平、宁化、新泉的少共县委书记相继遭到了批判、打击和撤销职务,那些能为“进攻路线”坚决斗争表现突出的人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建立了所谓健全而能坚决执行党的路线的新县委。通过人员的调整,清除了挡在斗争运动前面的障碍,这时,才使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真正地开展起来。
  第三阶段:从一九三三年四月斗争全面铺开到一九三四年十月苏区青年工作结束,反“罗明路线”斗争在福建苏区团的工作上不断扩大化。
  在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为了不让一个团员站在这一斗争的阵线之外,“左”倾教条主义者明令在斗争过程中要检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每一件具体工作,揭发和肃清表现在个别同志和具体工作上的“罗明路线”或“罗明路线”的倾向。⑧这样一来,斗争涉及的范围就越反越扩大,最后甚至扩大到团外青年身上,严重损伤了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的积极性。
  随着反“罗明路线”斗争的扩大化,内容变得越来越“丰富”,这场斗争好象成了“使全团健全化,布尔什维克化,和目前团的紧急任务的实现”的万应灵丹。⑨每当要布置什么任务下去时,就首先强调一下“必须立即开展反保守主义,机会主义斗争,特别是对群众斗争与目前政治形势估计不足,而怕发动斗争的机会主义,尤应给以严重的打击”,以此作为完成任务的保证:一旦取得了某些成绩,则都是由于开展了反“罗明路线”斗争,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进攻路线”的结果。⑩更可笑的是,“罗明路线”的帽子满天飞,对不坚决执行“进攻路线”的名之曰:“罗明路线”;因执行“进攻路线”行不通者,则又称为“罗明路线”;工作达不到要求的,就是“尾巴主义”,是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落后于群众的积极性。例如少共中央局提出汀州市团组织在发展团员上要达到“赶上党超过党”的速度,但汀州市团组织没法完成,少共中央局便认为这是由于汀州市团组织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没有在支部的同志中具体的开展起来”,这是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11)等等。
  这场反“罗明路线”斗争发展最后,甚至庸俗化地把“罗明路线”当作机会主义任何表现形式的公式,任何事情都可以冠以“罗明路线”这顶帽子:消极怠工是“罗明路线”的反映;青年男女恋爱,或者腐化,也属于“罗明路线”的表现;发牢骚、讲怪话,说是看不起群众力量的、失败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也称为是“罗明路线”,这样一搞,福建苏区团组织的工作一片混乱,团员青年的革命积极性遭到严重挫伤。
  反“罗明路线”斗争对苏区团组织建设的影响
  反“罗明路线”斗争在福建苏区团组织中全面铺开之后,严重地冲击了福建苏区团的组织建设,团干部队伍遭到了严重破坏,团委领导干部更动频繁,团员发展工作盲目化,团的工作变成了仅限于为“进攻路线”而斗争的状况。
  在团的各级基层组织中,那些新提拔的团干部和外地派进的团干部,不顾边区斗争的实际情况,只知道执行“进攻路线”的措施,对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便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扣上“罗明路线”的帽子,给予处分、撤职。这给不少地方的团组织造成紧张状态,有的乡团支书干脆以逃跑来对待这种斗争。有个乡团支书,因完不成突击任务,又受不了少共县委的压力,结果自杀了。在那时,只要是完不成突击任务的,就是对中央的路线表现动摇与消极怠工,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就是“罗明路线”分子。这场斗争的层层加码,对团干部的严重摧残,降低了团组织的威信,削弱了团组织的中坚力量,对团组织建设起了一种破坏作用。
  在组织路线上,坚决执行“进攻路线”的、反“罗明路线”的有功之臣被提拔到团的领导岗位上来,一大批斗争实践经验丰富的“对立派”被撤换,各级团组织被改组以保证反“罗明路线”斗争的顺利进行。对所谓“罗明路线”的代表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伤害了许多好同志,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了党的干部政策,使许多团干部在工作中提心吊胆,深怕被扣上“罗明路线”的帽子,挫伤了团干部在工作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团的领导机构一直不能稳定下去,给团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损失。
  在发展团员过程中,“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各地的具体情况,批判罗明同志提出的在边区稳步发展的方针,给各地团组织硬性下达发展团员的指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一日,苏区中央局和少共中央局同时号召作为中央苏区南面屏障的汀州市几百个青年在半个月内加入共青团,以期将汀州不足一百人的团变为几百人的团,来保卫汀州。(12)三月二十二日,少共闽粤赣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增加团员一倍赶上党超过党”,“广泛的发展团的组织”为当前紧急任务之一。本来,发展广大青年入团,为团组织增添新鲜血液和增强团组织的战斗力,这是一项正常的工作,而“左”倾机会主义代表却把它提到“反对罗明路线,反对罗明路线的自由主义、调和主义,坚决为党和中央局的布尔什维克进攻路线而斗争”的高度来开展这项工作,(13)对缺乏这种认识的则进行坚决打击。汀州市由于没法“达到计划的完成并超过”,最后只发展了四十九名团员,也被认为是由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在支部的同志中具体的开展起来。”而对这种不符合实际情况,不讲求团员质量的冒进做法提出异议的同志,就再次被当作“机会主义的观点,受到布尔什维克的抨击”。(14)
  这种发展团员的错误做法,不断地被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重复着,在各级团组织中加以贯彻实施。一九三三年五月,他们发出了红五月征收团员运动的号召,福建苏区的八个县发展了三千八百四十六名团员,只完成原定计划的百分之三十,他们仍然没有认识到这是“进攻路线”的贯彻所造成的恶果,而是归咎于是“机会主义的障碍”,是“机会主义的作怪”,才使这次“红五月征收团员运动流产。”(15)到了八月,少共中央局进一步提出在国际青年节中,号召数十万的青年加入团组织。少共闽粤赣省委组织部则具体规定“在这一个月中应发展团员一倍”。(16)代英县甚至提出“为群众团而奋斗”的口号,(17)把共青团组织混同于一般性群众组织,根本抹杀了共青团本身的性质和任务。所有的这些不切合实际的空想,到中央红军北上长征后,只好都不了了之。
  此外,“左”倾教条机会主义者在组织发展上的错误主张,还可以从发展团领导下的少先队上表现出来。
  福建苏区的少先队组织,初期工作卓有成效,即使在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以后,仍然取得了很大成绩。然而,“左”倾教条机会主义者却认为这些成绩是坚决执行了“党的积极进攻路线”的结果,“完全证明罗明路线破产”。(18)他们不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发动突击发展少先队运动,提出“全国苏区扩大少先队一百五十万”,福建要走在前列,因而助长了某些地方的错误做法。为了完成任务,有些地方采用强迫的方式,不经人家同意就写上名字,作为既成事实又迫人认可;(19)有的用秘密抄来的姓名,冒充活的少先队员,来向上交帐,“说是有许多人,实际上一个都没加入。”(20)在一些新开辟的边缘地区,如宁化、清流、汀东南、连城,少共闽赣省委不去更多的注意研究如何领导那里群众斗争的方式,加强对少先队的工作,而是强调这些新区域的少先队“更应大大发展起来,须做到每一个有选举权的青年工农都加入少先队”(21)。结果欲速不达,反而妨碍了少先队的发展。
  由于福建苏区团组织在组织建设问题上采用了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的经验,因此,“左”倾教条机会主义者既加快不了发展团组织的步伐,又降低了团员的素质,严重影响团组织的战斗力。有的团组织甚至还参加了“左”倾教条机会主义者在各级政府部门清除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行动,“组织轻骑队”,“经常袭击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和不执行上级政府的命令等的分子”,将他们清除出政府机关,“输送好的干部与团员去政府工作,”(22)充当了“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的工具。
  反“罗明路线”斗争对苏区团工作的危害
  福建苏区共青团工作,由于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加之层层贯彻,因此,“左”倾教条主义者的理论给团的各项工作造成了严重危害。扩大红军这项运动中的情况正是说明了这个问题。
  扩红,这是在苏区根据地中经常开展的一项活动,广大青少年为了保卫苏区,打击敌人,踊跃参加红军,积极性是十分高涨。可是,“左”倾教条主义者也给这项活动打上了反“罗明路线”的烙印。扩红工作有成绩,则是反“罗明路线”斗争的成果,反之则是由于“罗明路线”的干扰,其流毒还未肃清。
  中央主力红军在“不丢失苏区一片土地”的“左”倾冒险主义口号下,与敌人开展了阵地战、消耗战,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主力遭到严重损失,兵员越来越感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左”倾教条主义者提出了冒进的扩红计划,硬性规定了要“在最短时期内实现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扩红的对象主要是青年,这项任务自然就摆在了各级团组织面前。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日,少共中央局号召全苏区的团员、青年给扩红一百万的任务“以列宁青年的回答”,动员成批的团员青年到红军中去,“来证明团是忠实的坚决的拥护党的进攻路线。”(23)
  根据少共中央局的号召,少共闽粤赣省委于红五月突击扩红后,仍完不成任务,便提出将这一“突击月的工作速度”定为经常的速度,猛烈开展工作。(24)这场运动一经发动,便持续不缀,速度则要求越来越快。他们不去区别对待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特殊性,却狠批罗明同志的关于在边缘地区扩红应采取逐步扩大、并逐步送给红军的方法,将长汀、上杭、永定等县的独立团、独立连统统抽走,编入中央红军,新的地方红军却没法迅速建立起来,使永定等地遭到敌人进攻,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也不能象过去一样,“敌驻我打”、“敌退我追”去打击敌人。当地群众很有意见,对扩红就产生了抵触情绪,这样自然就影响到了苏区的巩固。例如宁化到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还没法再次“正式组织赤卫军。”(25)
  在中心区域,“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扩红该动员到什么样的程度,也没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一味盲干,就是动员再动员,扩大再扩大。中央苏区所辖范围不大,人口不多,最鼎盛时期包括二十一个县,人口约二百五十万,扣除妇孺老人,全部青壮年都加入红军也无法达到“一百万”的扩红任务。因此,“扩大铁的一百万红军”这个口号本身就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是错误的提法。福建苏区的上杭党团县委竟然设想猛烈进行“复光运动周”,在一个月中,“创造一个突击师”。(26)结果这个县的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又一次的扩红突击运动后,“只剩下壮丁七人”,对此状况,却还要进行突击扩红,这样当然不可能完成巨大的扩军任务。(27)在福建苏区,几乎所有的县都是一次又一次的整团整连加入中央红军,造成了后方根据地的空虚。一九三三年八月,还准备将志愿兵役制转变成义务兵役制。(28)当然苏区的人民对革命战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广大的青少年为了保卫苏区、打击敌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为扩红运动竭尽了全力。即使在中央主力红军即将北上长征前夕,在一九三四年五、六、七三个月中,仍然有六万多人加入红军。就是这样,在整个扩红过程中,各地因完不成上面下达的扩红指标,还不断地受到指责,认为是“受着罗明路线的损害。”(29)福建全省(指苏区)在一九三四年初的突击月中,扩大了五百二十余名新战士到主力红军去,因“离中央局所分配给福建省的任务(扩大四千六百人)还差百分之八十八”,受到了通报批评。(30)
  由于在扩红上的种种偏差,给福建苏区团的工作开展造成了严重后果。
  在扩红运动中,各地成立了工人师,有的地方是“全区工人加入了工人师”,(31)其中青年工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闽北苏区,在一九三三年红五月突击扩红的四百六十一名中,青年工人占了百分之二十。(32)由于苏区工人数量的急剧减少,使不少手工业陷于瘫痪,这样就难以保证革命战争的经济需要。可是福建省苏还认为:这样才能叫做“进攻路线”。其实,在福建苏区各地的青工工作,已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也给团的工作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团组织在扩红运动中,号召“全体青年实行全线出击敌人,一致到红军中去”,(33)团干部首先得带头。于是,一次又一次的扩红运动,绝大部分的团干部都加入了红军。一九三三年底,党中央组织局在江西、福建、粤赣三省一次就征调了四百多名包括县、区、乡三级的团干部参加红军。少先队干部也是如此。在少共长汀县委一九三三年七月份召开的模范少先队干部会议上,全体少先队干部“一致的加入‘少共国际师’”。(34)年底,福建苏区全省少先队县区队长为了完成“扩大七千名红军”的指标,全体加入了红军。(35)在福建苏区,许多团支部和少先队都是“整个组织的加入红军”,(36)据统计,至一九三三年七月止,福建共动员了少先队“模范队”三百一十五个连上前线。(37)这种举动,被称为福建青年工作上的“伟大的转变”,而事实上,基层团干部和团员骨干都走光了,虽然完成了扩红计划,却使许多基层团的工作陷于瘫痪,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这种竭泽而渔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和扩红运动中的冒进计划,还助长了不少错误的工作方法。
  有的基层组织为了完成扩大工人师的任务,乱拉其它青年人充当工人,并与成立少共国际师的任务争夺人员。他们用较高的待遇到少共国际师中劝说新来的战士转到工人师去,“从少共国际师去扩大工人师”,这样发生了“抢兵”现象  有的地方不进行艰苦的工作,而用强迫命令,“欺骗收买”的方法来进行扩红运动。如“提出集中全县赤少队举行演习,企图从这一集中即当作新战士往前方送”。(39)有的支部会议中说不去当红军就是反党;有的地方不报名则会议不散,锁起门来开会;甚至还有采用抓阄(长汀)和用钱收买(汀东新桥五十毛买一人)的办法来扩大红军,严重败坏了我党、团组织的形象。(40)尽管“左”倾教条主义者对这些在扩红中的错误做法也有所谴责,表示要“消灭妨碍扩大红军中一切命令、强迫、欺骗、收买等办法。”然而,就是在他们谴责之后,各地仍然提出批判张鼎丞同志对这种虚假现象的批评是用“机会主义的眼光来污蔑”,是“对党的力量不信任的右倾思想。”(40)他们仍然继续“用百倍努力,以冲锋精神,来实现和超过”各县扩大红军的数字以保证任务的完成。(42)这样必然造成各地为了完成不符合实际的任务而再次弄虚作假。
  在福建苏区开展的扩红运动,由于反“罗明路线”斗争与扩红中的冒进主义同时并举进行,因此引起了群众的反感,以致许多地方“召集会议不到,甚至找群众谈话都感到困难”。(43)赤少队的工作也难以开展,许多青年人认为“加入赤少队,就是加入红军,马上要开到前方”。(44)就连正常的野营演习,也被“误解野营为当红军,误解野营就是实行义务兵役制。”(45)甚至有的参加红军后,逃跑回乡;有的报名后不去;就是报名后也出现了集中逃跑的现象。如一九三三年六月福建举行入伍授旗典礼,上杭三区的模范营仅能集中一部分;宁化模范团成千人沿途开小差只剩二百余;四都模范营二百多人开小差。九月,宁化又送去前方新战士一千多人,也逃跑了三、四百人。由于开小差不断,以致在整个扩红运动过程中,又得另行开展了一场反对开小差的运动。(46)尤其要指出的是,由于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后果,严重降低了团的干部队伍素质,如汀州市少共书记等竟在参加红军后带头逃跑,这更助长了开小差的歪风,直接影响到我红军队伍的建设。(47)
  从扩红运动来看,在团组织内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不仅没有加强团的工作,相反破坏了苏区团基层组织工作的正常进行,严重降低了团组织在青少年中的威信,工作中出现了许多偏差。当然,福建苏区的广大团员、青年响应党、团组织的号召,积极参加红军,这种革命的献身主义精神是要给予充分的肯定,不能因为工作中的失误而否定他们的成绩。
  综上所述,“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福建苏区开展的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是继“肃社党”事件之后又一场人为的灾难,我们党为此曾作出过历史结论。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明确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末期,“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结果不仅没有实现他们的“进攻路线”,反而帮助了敌人的前进,使福建苏区的革命根据地形势日趋困难,最后不得不退出苏区,北上长征,使革命事业遭受了巨大损失,福建苏区团组织在这场斗争中也深受其害。
  这场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危害告诉人们,从事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客观规律制定方针、政策,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

  (载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共青团专题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①《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师以上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斗争》第8期(1933年4月15日)。
  ②《反对罗明路线,为党的进攻路线而斗争》,《青年实话》(1933年2月16日)。
  ③《如何为进攻路线斗争》,《红旗》(1933年4月15日)。
  ④《少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定》(1933年2月20日)。
  ⑤《少共闽粤赣省委扩大会议决议》(1933年3月22日)。
  ⑥《在团内开展与深入反罗明路线斗争,坚决为拥护党的路线而斗争到底!》(1933年4月15日)。
  ⑦《中共闽粤赣省委对永定工作的决定——对永定工作团的指示》,(1933年4月1日)。
  ⑧《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斗争》第12期。
  ⑩《关于发动白区工农青年秋收斗争决定》(1934年8月27日)。
  (11)《告汀州市全体团员书——团中央局为进行在汀州的入团号召》(1933年3月21日);《汀州市入团号召的总结》。
  (12)《回答敌人的进攻几百个汀州青工和劳苦的青年加入共产青年团保卫苏维埃的汀州》(1933年3月21日);《告汀州市全体团员书——团中央局为进行在汀州的入团号召》。
  (13)《少共闽粤赣省委扩大会决议》(1933年3月22日)。
  (14)《汀州市入团号召的总结》。
  (15)《闽赣两省红五月征收运动的总结》,《青年实话》2卷23号。
  (16)《少共省委组织部一个月工作计划》;《红色中华》(1933年8月25日)。
  (17)《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英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33年11月19日。
  (18)《反罗明路线泰宁的少队工作》,《青年实话》(1933年6月25日)。
  (19)《红色中华》(1934年2月14日)。
  (20)《红色中华》(1934年2月22日);《青年实话》。
  (21)《中国共产青年团代英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33年11月19日)。
  (22)《少共闽粤赣省委扩大会决议》(1933年3月22日)。
  (23)《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1933年5月20日)。
  (24)《红五月工作总结与目前团的战斗任务决议——省委扩大会决议之一》(1933年7月5日)。
  (25)《中共福建省委工作报告大纲》(1933年11月26日)。
  (26)(29)《红色中华》(1933年5月29日)。
  (27)《关于反“罗明路线”问题(1933-1934年)》,《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3期。
  (28)(31)《红色中华》(1933年8月1日)。
  (30)《红色中华》(1934年1月10日)。
  (32)《红色中华》(1933年9月3日)。
  (33)《为五卅纪念告劳苦青年书》(1933年5月29日)。
  (34)《福建团在创造少共国际师的动员中》(1933年7月23日)。
  (35)《红色中华》(1933年10月18日)。
  (36)(38)《红色中华》(1933年8月13日)。
  (37)《福建全省少先队红五月工作总结与今后的几个中心任务》(1933年7月14日)。
  (39)(43)《红色中华》(1933年11月20日)。
  (40)《中共福建省委工作报告大纲》(1933年11月26日)。
  (41)《红色中华》(1933年11月14日)。
  (42)《少共闽粤赣省委扩大会决议》(1933年3月22日)。
  (44)《红色中华》(1934年3月24日)。
  (45)《红色中华》(1933年9月30日)。
  (46)《中共福建省委工作报告大纲》(1933年11月26日)。
  (47)《红色中华》(1933年7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工作报告大纲》(1933年11月26日)。 

 
 
 
中国共青团网
版权所有:共青团中央        E-mail:gqt@gqt.org.cn
地址:中国北京前门东大街10号    邮编:10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