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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苏区团中央局和苏区团中央组织系统概述
 
宋毅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成立于一九三一年初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又称“少共苏区中央局”),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领导苏区青年运动的最高机关。她自诞生之日起,从龙岗到瑞金,几经迁徙,又与党中央一道随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从江西到陕北,驰骋二万五千里,历尽千辛万苦,经受住血与火的考验,前后历时六年之久,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建立
  一九二七年八月,党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的错误路线,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方针,开始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英雄的中国青年们在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他们在我党所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以及其它大大小小的武装斗争中,都充分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尤其是在创建和保卫根据地的过程中,青年们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象卢德铭、王尔琢那样的优秀青年红军指挥员。正是这样,在短短几年中,生存于白色政权夹缝中的革命根据地发展迅速,到一九三○年止,在全国范围内,除中央革命根据地外,还相继建立了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川陕、陕甘等红色区域。得到翻身解放并组织起来的青少年人数不断增加,据统计,一九三○年各根据地内共青团员共十万人左右;少先队员达到八十万人,仅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少先队员就有三十万人之多。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对青年运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共青团中央领导机构更有效地加强对苏区青年运动的领导,而当时设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却不能很好地担负这个重任。这是因为:
  第一,在土地革命新形势下,革命斗争的中心地区是在广大边远的农村,而不在人口集中的城市;革命的主力军——工农红军,包括千百万组织起来的劳苦大众也活跃在广袤的农村而不在中心城市。因而设在上海的团中央机关远离农村、远离苏区、远离当时革命和反革命搏斗最激烈的地方,加之千山万水的阻隔,敌人的围剿封锁,上海与苏区之间交通极为不便,难以做到上情迅速下达,团中央很难实施对根据地青年运动的直接领导。
  第二,上海是近百年来各种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和顽固堡垒,也是国民党黑暗统治最为严酷的地方,白色恐怖日甚一日,特务活动十分猖獗。共青团中央机关时常遭到敌人破坏,不得不长期处于地下状态,极不稳定,根本不能适应苏区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需要的。
  上述原因,给苏区青年运动和共青团工作带来诸多的不便。团中央机关痛感到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担负起领导苏区青年运动任务的领导机构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国共产青年团四中全会决议》指出:“中央直到最近没有领导苏区的工作,没有同它建立经常的关系,并且没有创立能充分负责的苏区中央局。”①与此同时,苏区内共青团地方组织也强烈要求团中央机关加强对他们工作的指导,共青团湘鄂赣区特委在给少共中央的报告中“请求中央迅速成立少共苏区中央局,以便切实指示我们的行动。”②鉴于此情况,共青团中央做出决定,选派干部在中央苏区内建立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做为团中央派驻苏区的最高机关,负责领导各苏区的共青团和青年工作。
  为保证团苏区中央局顺利开展工作,团中央在有关决议中将团苏区中央局与其他有关领导机构的关系加以明确规定:(一)团苏区中央局与上海团中央的关系是下级与上级、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团苏区中央局接受团中央领导,“中央局应经常的向团的中央报告工作,每两星期作工作报告及派交通到中央”。③(二)团的苏区中央局与党的苏区中央局关系是团与党的关系,“应该立即与党的中央发生关系,在它的领导之下工作,进而完成这个决议。”④(三)团苏区中央局与共青团各特委关系是上级领导下级关系,应“设法与特委发生关系,指导他们的工作。”⑤总之,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建立,为以后苏区青年工作的广泛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组织系统
  一九三一年初团中央通过的《团在苏区中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的组织机构,指出:“中央局分工如下: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鼓动部长、经济法权部部长、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他就是少年先锋队的领导者)”,同时,团苏区中央局还应“创立中央局机关报,日刊或三日刊”,并且“开办团校”⑥培养共青团干部。
  根据团中央决议精神,一九三一年二月团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从这时起直到一九三二年一月苏区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是苏区团的草创时期,其领导“机关本身很不健强,只有三个人”,⑦他们是书记顾作霖,其他二人“一是李××,前赣西南特委书记,老干部中之硕果仅存者,一是胡××,本由上海派来〔经党中央〕,曾任宁都县委书记”⑧(疑是胡均鹤——作者注)由于这一时期人手少,任务重,团苏区中央局无法开展全面性工作,“不得不以最大力量去做赣东南工作,且不得不分配中央局的委员跑到各地去长期巡视……因此中央局本身的经常工作,是无法建立的。”⑨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全苏区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苏区青年空前的盛会,中共中央局代表毛泽东同志,中央政府代表项英同志到会讲话,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及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同志也发表致词。这次会议是苏区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共青团苏区“一大”选举产生了团苏区中央局新的领导人,充实和完善了团中央局的领导机构,各部门负责人是:
  书记  顾作霖
  秘书长  张爱萍
  组织部长  胡均鹤
  宣传部长  陆定一
  另外,团苏区中央局还有一些陆续完善起来的直属部门:
  少先队中央总队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在瑞金召开了全苏区少先队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少先队中央总队部领导人,执行委员十三人:王盛荣、邱谅、谢邦生、王振先、阙兆成、谭金龙、洪道深、欧阳兴、李平、陈丕显、罗华民、钟灼声、邱时江;(10)总队长王盛荣同时参加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青年实话》编辑部:《青年实话》是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创刊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顾作霖在《创刊号》上发表署名文章《建立团报的领导作用》,指出“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是苏区团的最高的报纸。这个报纸要成为苏区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团在青年群众中扩大政治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青年群众的组织者”(《青年实话》第一期)。该刊发行量曾达二万八千份,在红军和根据地青年中很有影响。主编由团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陆定一兼任。
  儿童局:这是负责领导苏区儿童工作的机关,它与少共苏区中央局的关系是:“共产儿童团是受团直接领导的,是团的工作一部分。各级团部儿童局是各级团对儿童运动的组织者”。(11)儿童局书记是曾镜冰,后又有委员胡耀邦、赖大超、×秀英(女,江西兴国人),(12)儿童局机关刊物《时刻准备着》由胡耀邦主编。
  列宁团校:这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最旱的中央团校,创办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校址在江西瑞金洋溪村,第一期共有学员一百二十四人,其中女学员三十五名,年龄十四至二十五岁。团校校长顾作霖(兼),副校长杨××,任课教员有任弼时、顾作霖、徐特立、陆定一以及总参作战科王科长。(13)
  另外还有担任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工作的冯文彬、张绩之(14)、谭启龙等。
  一九三二年上半年,宣传部长兼《青年实话》主编陆定一在《青年实话》上发表文章,分析国际形势是“世界革命形势在高涨”,被王明集团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罢官免职,是年七月调回上海团中央任组织部干事。(15)团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工作由宣传部副部长阿伪(魏挺群)主持,《青年实话》主编亦由阿伪兼任。这是苏区团“一大”以来少共中央局一次较大的人事变动,陆定一同志称之为“王明集团对我的第二次打击”。(16)
  在一九三二年一月到一九三三年初这短短的一年中,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各项工作都已走上正轨,领导机构也健全起来,真正在行使着共青团中央最高派驻机关的权力和使命。
  三、上海团中央与苏区团中央局的合并
  一九三三年初,上海局势恶化,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白区共青团工作遭到很大损失。团中央总交通蒋平被捕叛变,一九三三年元宵节团中央受到大破坏,团中央书记王云程、组织部长孙际明相继叛变。倍受重创的团中央机关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与党中央一道陆续撤到中央苏区。
  团中央进入苏区以后即与团苏区中央局合并,称团中央,是全国共青团最高领导机关。团中央在上海成立团中央局,由徐宝铎(又叫骆驼)任书记,黄药眠(又叫蕃茄)任宣传部长,陈百伟任组织部长。(17)
  由于团中央在进入苏区以前损失惨重,人员大部被捕,因而进入苏区与团中央局合并时,除个别人外,基本上还是团苏区中央局的原班人马。一九三三年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因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患病不能工作,团中央书记顾作霖奉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从上海进入苏区的原团中央宣传部长凯丰(何克全)接任团中央书记。在他就任前后,团中央又做了一系列人事调整:团中央秘书长由胡耀邦担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由随党中央进入苏区的刘英(女)担任。(18)宣传部副部长阿伪仍任《青年实话》主编。儿童局在曾镜冰调任闽赣团省委书记后由陈丕显任书记,不久陈丕显又调任粤赣团省委书记,赖大超继任儿童局书记。青妇部部长杨兰英、青妇干事王泉媛。少先队中央总队部总队长仍是王盛荣,副总队长是张爱萍。后因王盛荣奉周恩来、任弼时之命前往上海送款离开根据地,在此期间由张爱萍任少先队总队长,王盛荣回到苏区后仍任少先队总队长,(19)不久张爱萍调到红军大学学习,结业后到红三军团任团政委。(20)
  这一时期在团中央工作过的同志还有兰升才、廖似光、肖月华、王焕英、碧辰等。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战略大转移。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团中央领导和工作人员凯丰、王盛荣、刘英、胡耀邦、赖大超、兰升才、廖似光、肖月华、王泉媛随主力红军长征,阿伪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同时中央又从各省抽调一批共青团干部共五十余人由中央统一分配在各军团、师、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门做民运工作。红军走后,江西苏区又成立了一个“中共苏区团中央分局”,原江西省儿童局书记李万莲任书记。由于游击战争的艰苦环境,团中央分局成立没多久即解散了(21)。
  在长征中,青年工作主要在红军中开展。这时期在青年工作中发挥作用的,是原来红军内部的青年工作系统。长征以前,红军各级组织中撤销青年部,改在红军各级组织部内设立青年干事。长征中各军团青年干事是:一军团刘西尧(22)、周冠南(已牺牲),所属第一师青年干事吴法宪、赖大超(后);第二师青年干事王宗槐(23)。三军团青年干事刘志坚,九军团青年干事姜启化(24)(五、八军团待查)。原团中央干部绝大部分都在做地方民运工作,长征结束时,除牺牲的烈士外,一部分人留在部队工作,大部分人又陆续回到团中央工作。
  四、团中央在陕北恢复工作后的组织系统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一九三五年底,党中央决定团中央在陕北安定县(现子长县)瓦窑堡恢复工作,原团中央干部又从各部队抽回,他们是:
  书记  凯丰
  秘书长  胡耀邦
  宣传部长  刘英
  少先队总队长  王盛荣
  儿童局书记  赖大超
  组织部长先是由王盛荣兼任,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刘道生从部队调到团中央担任组织部长一职。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团中央书记凯丰调到党中央从事宣传工作,党中央从部队调回冯文彬接任团中央书记,团中央领导成员再次调整:书记冯文彬,秘书长胡耀邦,宣传部长刘英,组织部长刘道生(一九三六年底调回红二军团)。团中央新成立军事体育部,王盛荣任部长,赖大超接替王盛荣任少先队总队长兼中央团校校长,儿童局书记由李瑞山担任。中央团校教育长由兰升才担任。
  除上述领导成员外,党中央任命的团中央委员还有米纯农(又叫小米,陕北团省委书记)、陈时福(后改陈时夫,陕甘团省委书记(25)),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黄庆熙、雷铁鸣、揭俊勋。
  一九三七年一月团中央遵照党中央一力三五年十一月作出的《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精神,宣布结束工作,其领导成员除冯文彬、黄庆熙等留下创立西北青年救国会以外,其他领导成员皆奔赴新的工作岗位:赖大超、胡耀邦进入“抗大”一期学习,王盛荣、雷铁鸣、揭俊勋等更开始了漫长的戎马生涯。至此,一九三一年创立于革命根据地内的共青团领导机关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光荣历史使命。
  
  (载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共青团专题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①《中国共产青年团四中全会决议》(1931年),《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
  ②《C.Y.湘鄂赣区特委由鄂东给少共的报告》(1931年),《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
  ③④⑤⑥《团在苏区的任务决议》(1931年),《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
  ⑦⑧⑨《苏区团中央局报告》(1932年7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
  ⑩《红色中华》(1932年1月27日)。
  (11)《儿童运动工作决议案》(1931年10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9册。
  (12)(14)(25)赖大超:《1931——1936年团中央领导机构和成员情况的回忆》,见《青运史研究》(1985年第3期)。
  (13)肖锋:《在列宁团校学习的日子里》,见《青春的脚步》,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15)(16)陆定一:《王明集团对我的三次打击以及关于夏采喜的一些情况》,见《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3期)。
  (17)《在上海团中央局时的一些情况》,《青运史回忆资料》之七。
  (18)刘英:《中国苏区少共中央局、少共福建省委组织情况》(1933——1934年),见《青运史研究》(1983年第1期)。
  (19)王盛荣:《战斗在青年工作的岗位上》,见《青运史研究》(1983年第4期)。
  (20)(21)(22)(24)黄庆熙:《对团中央和中央青委情况回顾》,见《青运史研究》(1984年第4期)。
  (23)《赖大超同志来信谈“二战”时期苏区团中央情况及青运史工作》,见《青运史研究》(198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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