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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略论少共国际对我国苏区青年运动的影响
 
张平安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曾经是“世界共产党”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赞成它解散的支部中除中国共产党等三十个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之外,还有一个青年共产国际,这个青年共产国际就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我国苏区青年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少共国际。少共国际既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又是当时指导各国青年运动的一个中心。它必须在政治上、组织上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少共国际的路线,就是共产国际路线的青年化。
  众所周知,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和理论,曾给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各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通过少共国际对中国青年运动产生的影响,尤其在苏区,是不可低估的。当然,从组织关系上说,中国共青团要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时中国党内“左”倾是团内“左”倾的源头,然而,中国共青团(当时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少共国际比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还要早,少共国际代表曾多次来华指导工作,中国共青团也有自己的派驻少共国际代表,因此,它除了受当时党内理论、路线指导之外,还受少共国际的指示和影响。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苏区青年运动来看,这种影响就非常明显。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首先,从对“二战”时期形势的分析上看。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了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了低潮。党的“八·七”会议决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秋收起义等党领导的农民暴动在白色恐怖下点燃了星星之火。然而,此时革命形势仍处谷底,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还认为,“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高潮的低落。”①也就在这一年,新的“国际”路线提了出来,这条“新路线”主要内容是依据共产国际一九二八年七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这个理论宣布,世界革命已进入了“第三时期”,世界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中共“六大”时,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到会讲话,说“我们面临着的是一个全国革命的高潮。”一九三○年二月,少共国际主席团给各国团的信中提出:“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中一般矛盾加深,工人阶级从防御斗争转变到进攻斗争的时期,也是反改良主义,反社会法西斯主义,以及反右倾和调和思想斗争必须加紧的时期,也是一切殖民地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生长的时期”。②一九二九年开始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人觉得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似乎全面崩溃在即,革命步伐要加快,反右倾要坚决。这个理论,为当时的中国共青团中央毫无保留地接受,并完全照搬过来。《共青团中央接受少共国际最近训令的决议》中强调,“第三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新的战争,将要达到巨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新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于是,“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盲动主义,在党内团内成为最革命的口号。他们否认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和不平衡发展,为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而产生的拚命主义情绪所左右,加上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第三时期”理论迎合了这种小资产阶级急躁情绪,结果,在制定中国革命和青年运动策略上犯了严重错误。他们把当时团内的主要倾向说成是右倾调和主义,强调要进行“最高度的团内斗争”以反右倾调和主义,号召向新的路线转变。谁“不坚决执行转变,障碍转变,而转变将请他滚到地狱中去。”③少共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青团中央书中要求:“你们必须认为反右倾斗争是反对在转变为群众战斗组织路上之‘主要障碍’的斗争”。
  由于对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了错误的估计,因此,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形成尖锐对立。在立三路线统治时期,团中央提出:“党与团的总的政治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④认为工农武装割据是“偏安”,“想‘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严重错误的思想”。⑤王明路线统治中央之后,打出绝对忠于共产国际的旗号,提出了更加完备的“左倾”路线。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共青团中央在给团鄂豫皖省委的信中指示,由于国民党廿六路军的起义,“争取湘鄂赣几省首先的胜利已经不是前途,而是目前具体的实际任务”。历史已经证明,在党内“左”倾路线统治下和少共国际影响下,当时的团中央也犯有“左”倾错误,给中国青年运动罩上了一层“左”的阴影。
  也是由于对当时革命内部主要倾向作了错误的估计,“二战”时期,几乎在所有团的会议上,团的刊物中,团组织领导人的讲话里,都把团内所谓“右倾”作为主要倾向来批判。二十年代末,斯大林开始在苏联毫不留情地消灭富农。这种反富农的政策,为共产国际所接受,并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不管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硬把苏联的政策强加给中国。少共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国共青团中央的信中指示,共青团在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是“反对富农”,对于富农出身的青年,“必须坚决拒绝他们加入”青年运动。在苏区的一些地方,青年团和少先队组织把富农及家属驱逐出苏区。对富农和地主不加区别,对一般富农和反动富农不加区别一概排斥,甚至累及子女,这就是共产国际“对富农阶级的总路线”的实质。这样做,不是争取富农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而是把他们推向敌人一边。这样来反“错误倾向”,只能使革命队伍越来越小。

 


  一九二九年,曾作为第三国际领导人的布哈林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不久,苏联继续“清党”、“肃反”,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苏共不仅在国内搞“肃反”运动,而且通过共产国际,把手伸向国外。王明一伙对苏共党内斗争的极左做法推崇备至。他们从苏联回国后被派往苏区,便把苏共的肃反“经验”直接输入苏区。同时,少共国际也多次指示中国共青团:“右倾的危险,在共产青年团中也是主要的危险,因此必要向右倾危险作猛烈的斗争。”并说“中国团之社会成分之不良。”⑦一九三一年四月,团中央在分析赣西南团的状况时说:“赣西南团的阶级基础,是异常的薄弱,团内包含了很多阶级异已分子,尤其是团的各级指导机关。”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中认为,AB团、社会民主党已打入团内并发展其组织活动。一九三○年十二月,赣西南根据地发生“富田事变”后,肃反运动更加扩大化。共青团闽西特委确认,闽西社党(社会民主党)分子堆塞着。“龙岩全县可以说没有团员了,其他各地可说每个支部都有社党分子,有的甚至全支部都是”。⑧随着肃反运动的升级、扩大化,不少团干、团员和革命青年被怀疑是敌人,被捕被杀。苏区肃反扩大化的结果,不仅使党的工作蒙受了严重的损失,给团的工作也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不少地方的青年不愿入团,更不愿当团干部,害怕有朝一日被打成“AB团”、“改组派”、“社党分子”。少共闽粤赣省委在一九三二年一月的报告中说,由于肃反造成的恐怖心理,不少新团员在肃反最厉害的时候,不敢承认自己是共青团员,甚至有些青年群众认为C.Y.就是“社会民主党”。因为不断抓“社党”分子,“红五月以后省委提拔的新干部已抓完了”。这种情况,在苏区各革命根据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仅团的组织在“肃反”运动中受到严重摧残,就是儿童团亦难幸免。团赣东北省委关于儿童运动工作决议案要求彻底改造儿童团,“将一些富农子弟及其父兄参加反革命的分子,统统洗刷出去。”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在阶级斗争异常复杂的情况下,为保卫革命根据地,肃清奸细和反革命分子是必要的。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不顾各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把已经扩大化了的苏联“肃反”模式硬套在中国革命上,加之中共当时“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理论修养和文化素质极差的苏区团组织必然忠实地执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方针,这极大地削弱了共青团组织,造成了严重后果。

 


  在阶级斗争与民族矛盾问题上,少共国际也对中国共青团发出过一些错误的指示。
  早在二十年代后半期,斯大林就逐步形成了苏联一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把苏联看成是世界工人阶级的祖国,十分警觉世界上发生的每一次战争,并把它们列为“反苏战争”,或企图反苏。苏联党和共产国际将“保卫苏联”的口号提到各国工人阶级面前,并逐渐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项首要的、中心的任务。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六大”把“保卫苏联”作为今后“主要的和中心的口号”,甚至不顾牺牲别国的民族利益要求一切服从共产国际,这严重伤害了有关国家的民族感情,损害了有关国家的民族利益。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发生,共产国际竟要求中共立即出兵与张学良作战,以保卫苏联的利益。直至“九·一八”事变发生,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时,共产国际仍然认为,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就是进攻苏联的序幕,要求中国工农红军“武装保卫苏联”。少共国际在这期间,多次给中国共青团中央训令,竭力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推行所谓“下层统一战线”,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受到当时“左”倾路线特别是王明一伙“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当时的团中央刊物发表署名文章,不加分析地否定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管理权的行动,斥之为“无理、可笑的行动”。(9)一九三○年一月,团中央接受了少共国际的训令,提出“现在第一,要特别加紧反对爱国主义改良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我们目前动员广大青年群众起来武装保护苏联的最严重的敌人。”⑩“要变更进攻苏联的战争为保护苏联的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团组织“主要宣传工作之一”是“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武装拥护苏联”。(11)认为“世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大战,已经是箭在弦上!”(12)对当时阶级关系及民族矛盾的这些错误认识,致使对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估计不足,对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视而不见,把自己抗日活动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认为当时援助马占山将军抗日,“那更是错到无以复加的笑话”。(13)党中央在“一·二八”事变之后,要求团把打击自己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当作主要任务,不要提“拥护十九路军”抗日的口号,号召士兵不服从“反革命长官”的命令。团福建省委曾提出“打倒义勇军”的极“左”口号,甚至说,“全福建找不到一个我们领导的公开的反帝团体”。(14)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共产国际仍要求少共国际各支部“保护苏联”,“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争取在反劳动阶级的青年组织内部的工人与农民群众的有力武器。”(15)因此,团中央继续提出,武装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这些口号很难起到动员最广大的阶级、阶层投入抗日救国斗争的作用。把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整个中华民族的野心,仅仅理解为“进攻苏联进攻中国苏维埃”,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
  “九·一八”事变前后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对中国共青团的错误指导,使得团和党一样,教条主义地照搬国际的指示和口号,在“左”的路线上越走越远,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综观二战时期中国共青团的历史,尽管团的队伍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巩固红色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来自党内和少共国际的“左”倾思潮与教条主义,仍严重地影响团的健康发展。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取得了领导地位。幸存下来的团干部经受了对敌斗争及党团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考验,变得更加成熟和干练了。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革命的青年运动在党的领导下,生机勃勃地发展,直至今天。总结历史经验,将给我们今天的工作以深刻的启发。

  (载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共青团专题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①毛泽东:《井岗山的斗争》。
  ②《新的路线——少共国际主席团给各国团的信》(1930年2月27日)。
  ③《团中央给全团的一封信——接受少共国际的“致各国团的信”及党中央五月五日来函的决议》。
  ④《坚决的切实的执行转变——接受少共国际全体会议决议案》(1930年9月5日)。
  ⑤⑥《青年群众运动概要》(1930年9月1日)。
  ⑦《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书》(1930年8月)。
  ⑧《闽西特委给苏区团中央报告》(1931年7月21日)。
  ⑨《列宁青年》周刊,第4期。
  (10)《共青团中央接受少共国际最近训令的决议》(1930年1月7日)。
  (11)《C·Y·赣东北省委一大政治决议案》(1931年10月15日)。
  (12)《“少年先锋”的宣告》(1932年1月8日)。
  (13)《北京大学示威运动的意义及其前途》(1932年1月1日)。
  (14)《中国青年运动史资料》第10册,第204页。
  (15)《中国青年运动史资料》第10册,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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