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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湘鄂赣苏区团组织的恢复发展、主要活动及其经验教训
 
雷正先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一、湘鄂赣苏区团组织的恢复发展
  湘鄂赣苏区的团组织以少共湘鄂赣省委成立为标志前后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三一年九月为湘鄂赣苏区团组织恢复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湘鄂赣苏区团组织属于共青团湖北省委和共青团湖南省委领导。
  一九二七年八月,共青团湖北省委曾派漆昌元回蒲圻参加领导鄂南秋收暴动。鄂南暴动失败后,中共鄂南特委成员纷纷调走。十月,中共湖北省委又派熊映楚、王大成到鄂南重组中共鄂南特委。十二月,共青团湖北省委任命周然为共青团湖北省委巡视员到鄂南工作,并参加中共鄂南特委。
  根据共青团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团今年秋收斗争应该普遍恢复,并发展团的组织”的指示,①周然恢复了鄂南团的组织,领导鄂南团的工作。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九日,中共鄂南特委书记熊映楚在武汉被捕牺牲;三月初三,鄂南第二次秋收暴动失败,中共鄂南特委和鄂南团组织遭到破坏,团的活动被迫停止。
  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中共决定将湘鄂赣边特委划归中共湖南省委领导。湖南省委派滕代远负责恢复特委机关。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在江西铜鼓的幽居正式恢复,同时建立共青团湘鄂赣边特委,负责人邓湘君。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二日,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在乎江东乡召开扩大会议,有平、浏、修、铜四乡的共青团代表参加,会议决定改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为中共湘鄂赣边境特委;并讨论通过了共青团决议案。在这个决议中,明确规定今后团的工作方针是:积极建立和健全组织,加强对团员的教育,扩大青年群众的组织(如少先队、童子团等)和加强青年武装组织的训练,领导团组织积极参加党发动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帮助发动青年,为青年的利益而斗争。
  一九二九年五月下旬,在中央巡视员杨克敏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共鄂南中心县委。同时,组建了少共鄂南中心县委,负责人仍为周然。下辖蒲圻、咸宁、嘉鱼三县。
  在鄂东地区,最早恢复共青团组织的是黄梅县。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后,程树汉从九江回到黄梅县,并同各地的团支部接上头,开始进行秘密活动。同年九月,共青团县委恢复,在团县委领导下,土桥、向山、小溪、考田、元角、张林、卓壁、停前、古角、垄坪、项桥、多云等地建立了团支部。但一九二八年五月黄梅团组织遭到破坏,到下半年,只保存了三个支部。
  在鄂东南区,共青团组织恢复最早的是大冶、阳新两县。一九二七年,大冶县的南峰乡、殷祖龙区均有团的秘密活动。一九二八年,少共大冶县委成立。随后各区团委相继成立。次年二月,在中共大冶中心县委成立的同时,少共大冶中心县委在刘仁八村正式成立。下辖大冶、阳新、鄂城三县。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在刘仁八村召开会议,对团的工作作出具体的决议。指出今后党对团的工作方针是:积极帮助团建立和健全组织,加强对团员的教育,扩大青年群众的组织和加强青年武装组织的训练。领导团积极参加党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帮助团组织尽量发动青年,为青年的利益斗争。
  阳新县的龙港、太子庙一带在一九二七年就建立了团的基层组织。一九二八年九月,少共阳新县委在洋港的小港正式成立。全县各区乡团组织在斗争中迅速发展。
  一九三○年五月,少共鄂东特委在阳新太子庙正式成立。书记先后有姜元德、姜彪等。下辖大冶、阳新、鄂城、通山、蕲春、薪水、黄梅、广济、武宁、瑞昌等县。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央指示改中共鄂东特委为中共鄂东南特委(亦称鄂东南分区委),同时,改少共鄂东特委为少共鄂东南特委,书记汪元一。
  同年四月,在湘鄂赣边境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少共湘鄂赣边特委改为少共湘鄂赣边特区委。这时,平江、浏阳、湘阳、万载、宜春、铜鼓、修水、萍乡、阳新、大冶、鄂城等十二个县已成立团县委,岳阳建立了团市委,通城、宜丰、武宁、瑞昌、岳阳等五县成立了团的特区委。边区团员总数达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人,其中阳新县有团员九千四百多人。②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初,为湘鄂赣苏区组织恢复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苏区各级团组织统属少共湘鄂赣省委领导。
  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中共湘鄂赣特区委召开的第一次执委扩大会上,少共湘鄂赣边特区委改为少共湘鄂赣省委,并选举汤昭、李华英、邓湘君等为团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书记汤昭。为了加强领导和便于开展工作,少共省委又建立了少共鄂东道委、少共蒲圻中心县委、少共万载中心县委等,分别领导鄂东、鄂南、赣西北各县的工作,在红十六军中,建立了少共工作委员会。此外,还建立了萍通兵岳委员会、修铜宜奉边工作委员会、平湘岳工作委员会,负责在游击区和白区建立和发展团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一九三二年四月,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一届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以后,少共省委被撤销,成立了少共湘鄂赣临时省委,书记郭潜。同年九月,少共湘鄂赣临时省委召开了少共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少共湘鄂赣省委,书记郭潜。会议要求在年底扩大团员到十二万名,但实际上全省只发展团员四万名。
  一九三三年郭潜调回团中央,此后担任少共湘鄂赣省委书记的,先后有邱策新、刘玉堂、谭启龙、秦化龙、肖辉锡等。
  随着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苏区面积愈来愈小,在鄂东南地区,只剩下修武案通和湘鄂边两块根据地。为了加强湘鄂边苏区的领导,省委决定派省委秘书长钟期先到湘鄂边苏区工作,并担任中共湘鄂边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四年二月,在中共湘鄂边中心县委领导下,成立了少共湘鄂边中心县委,书记李平。
  到一九三四年底,湘鄂赣苏区的浏宜万、万宜上、家萍、平浏长、浏醴、临湘岳、平修铜、修铜宜奉、万铜丰、龙湖瑞、修武崇通、咸蒲崇通等根据地,都相继变成了游击区或白区,有的只剩下一些山头。苏区与苏区之间难以联络,党组织和地方游击队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给养越来越困难,经常处于一日数移的状态,很难抵御敌人的进攻。但广大团员、青年对革命忠心耿耿,仍在继续战斗。原红十六师四十八团十六岁的小号兵丁朋华,在战斗中被打散后,同战友林子金一起,餐风宿露,寻找队伍。在靖(安)武(宁)永(修)安(义)深山的一个纸槽里,他俩一边做工,一边向纸工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纸工觉悟。随后在纸工中建立工会组织,带领纸工们用一把号、一支枪,机智勇敢地袭击了地主民团。后来组织纸工成立了地方游击队。一九三五年,他俩带领这支游击队回到了红十六师。湘鄂赣苏区团员、青年就是这样忠诚于革命事业,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三年游击战争。
  二、湘鄂赣苏区团组织的主要活动
  在党的领导下,湘鄂赣苏区团组织率领全苏区的团员青年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一) 发动团员、青年参加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制订了湖北省秋收暴动计划,决定以鄂南为中心举行全省秋收暴动。省委规定:“省委决定湖北农民运动策略后,乃派同志分赴各乡工作,工作人员,均由省委组织部、武昌市委、中央军人部、C.Y.省委、C.Y.武昌市委等处,介绍到农民部,再由农民部分配各区工作”。全省共派出“四百余人”。③
  在省委书记罗亦农领导下,符向一、吴德峰、黄寺山、刘镇一、吴光浩、漆昌元等人到鄂南组织特委领导秋收暴动。其中漆昌元就是少共湖北省委介绍到农民部再派回蒲圻组织暴动的。他们到鄂南后,在蒲圻、咸宁、通山等县组织了以共产党、共青团为骨干的农民自卫军十余万,九月中旬举行了鄂南秋收暴动。
  在此之前,罗荣桓等同志受湖北省农民部的派遣,在通城、崇阳组织了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农民自卫军,并于八月中旬智取通城县,活捉了团防局长刘秀波。九月初,因敌情紧张,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在罗荣桓、叶重开的率领下向修水转移,不久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
  (二) 配合党组织投入“三杀四抗”斗争。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湖北省最近政治党务工作方针决议案》指出:“全省总的暴动时期已经过去”,“在这一前提之下,主要的斗争方法为游击战争,普遍杀戳土豪劣坤、政府官吏、大地主;抗租、抗债、抗捐、抗税,发展土地革命”。根据湖北省委的指示,湘鄂赣苏区不少县成立了“三杀四抗”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十月,黄梅县东南乡“三杀四抗”斗争领导人张亚良召集共青团员一百多人,包围了无恶不作的劣坤、清乡委员朱绍安的家,处决了这个血债累累的劣坤。
  阳新县“群众在这个时候,因为受保卫团苛捐的剥削,所以革命斗争的情绪非常高涨,又值粮食缺乏,所以消灭保卫团及开仓运动,是当时群众迫切的要求。……吴文明是龙山区的一个大地主,群众数千人自动的把吴文明的谷分了。足以证确群众斗争有向前发展的形势”。④
  一九二八年是个大旱之年,庄稼颗粒无收。贫苦农民被饿得啃树皮,嚼草根,吃观音土,卖儿卖女,上吊逃荒。而土豪劣坤却坐在屋里花天酒地,四出催租逼债,讨捐要税,逼得穷人无路可走。在此情况下,中共阳新县委提出了“没有饭吃的团结起来!”“要根本解决吃饭问题,只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要饭吃就要推翻剥削民众的国民党!”“要饭吃就要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要饭吃就要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⑤八月间,几个大土豪齐集大五店永章里公所开会筹建地主反动武装,金海区委派党员团员黄照庭、朱必起率武装青年群众十多人,包围了里公所,一举处决了大劣坤、清乡团总李督哉、陈衡直、刘大干等七个土豪。在“三杀四抗”斗争中,共青团员是起了模范带头作用的。
  (三) 成立少年先锋队、儿童团。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少共湖北省委指示:“农村少年先锋队的组织,立即在各县开始有计划的发展,并争得公开”。⑥在少共湖北省委领导下,湘鄂赣苏区各县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的群众组织纷纷建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三一年全苏区少年先锋队有十万人以上。在团的领导下,少年先锋队站岗放哨,监视坏人,打土豪,搞宣传;送信带路,侦察敌情,协助红军和赤卫队作战;而且他们不脱离生产,既是武装队,又是生产队。
  苏区儿童团在一九三○年成立,到一九三一年七月,整个湘鄂赣苏区发展儿童团员达十三万人以上。儿童团在团组织的帮助下,组织儿童到红色学校读书,开展清洁卫生及防疫运动,动员自己的父、兄去当红军,慰劳红军,协助赤卫队放哨、送信等。
  (四) 组织团员青年参加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
  一九二八年,中共湖北省委提出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推翻豪坤地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⑦的口号。在夺取政权以前,湘鄂赣苏区团的主要任务是把革命青年群众团结在团的周围,普遍地宣传苏维埃政权的实际意义及暴动中党的政纲及口号,准备青年工农群众的武装,参加作战和各种破坏工作,进行各企业各区域秘密组织的适当的发动。在湘鄂赣苏区党团员、青年的艰苦斗争下,到一九三一年,湘鄂赣边区先后有二十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共青团湖北省委还明文规定:“现在暴动胜利,须极力作‘青年农民分配土地’,青年农民参加苏维埃的实际活动,至少乡苏维埃应有一人、区苏维埃应有二人参加”。⑧
  在各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基础上,湘鄂赣边区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湘鄂赣区团组织,又领导团员、青年,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地运动。在土地委员会指挥下,团员、青年积极地进行调查户口、登记土地、评定土地等级、划分阶级、召开控诉大会、斗争和镇压恶霸地主、分配土地和胜利果实等。鄂东南苏区约有一百万人口分得了土地。阳新县六十五万人口中,有五十万人口分得了土地。
  (五) 组织团员青年参加红军,支援红军。
  为了开辟和保卫湘鄂赣苏区,迎接更艰苦的斗争,苏区各级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拥红、扩红运动。以鄂东南苏区为例,在一九二九年进行的一次扩红运动中,阳新县福丰区赤卫军一次就送了三百多团员、青年参加红五纵队。湖市区的张陈湾当时一百一十户人家,六百多口人,参加赤卫队、赤卫军、游击队就有三百多人。一九三○年九月,红十五军打蕲州漕河后回到考田进行了一次扩军,一个星期内,全县参军的就有一千多人。
  一九三二年九月三日,少共阳新县委三个月冲锋工作计划中提出:三个月内,要扩大红军二千五百九十四名。但实际上参军人数大大超过。大凤区龙山院全村八十二户,四百人口,一次参军的超过百人。在三溪王英畈,几天之内就有二、三千团员青年参军。龙燕区的一个赤卫军大队听说要扩红,一次就有四百多人报名,后挑选了一百多名。其余的团员、青年纷纷找到红军的纵队部、团部,说什么也要参加。一九三二年七月,中共鄂东南区委提出了“实行苏区全民军事化”的口号,要求“人人参战,人人都要有一件武器,帮助红军作战”。⑨团员、青年一马当先。他们深入白区侦探敌情,破坏敌人的铁路、电话及敌人桥梁道路和工事;给红军带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红军运送物资及伤员,建立赤区交通网,以灵活传递消息;在白区散发标语传单等。为保卫苏维埃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
  (六) 深入白区,瓦解白军,发动兵变。
  军阀混战时期,成千上万的群众被卷入斗争的旋涡,白区很多青年被抓起来充军。针对这种情况,少共鄂东特委发出十四号通告,指出:“加强士兵运动与发动广大兵变,是目前青年团员主要工作”,要求各县团组织高度重视这项工作。
  鄂东南苏区团组织,为了瓦解白军,争取白军中的青年士兵起来暴动,利用少共鄂东南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发出了告白军中的青年士兵书。根据鄂东南团组织的要求,各县、各区、各乡少共组织加紧了争取白军士兵的工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各县先派人到少共特委或(党委)学习。各区又送人到少共县委短期训练,然后将这些人派到白区秘密进行工作;在白军士兵中发展团的组织,开展“兵运宣传周”活动,将宣言、传单、标语散发到敌人营垒中去;利用小商小贩卖纸烟、卖日用必需品以及青年妇女替白军洗衣服等机会,接近士兵,了解士兵的思想,鼓舞白军士兵投入到红军队伍中来。
  被中央领导称赞的“模范的大冶起义”是一次最成功的兵变。起义由三次兵暴组成,红五纵队和程子华等领导的白军进步士兵里应外合,分别击败了独立十五旅二团一、二、三营,瓦解了白军,近四百名起义士兵编入红五纵队,扩大了红军队伍。大冶黄石地区的团员、青年在第一次兵暴中表现得十分出色,他们收集了三百多条小渔船,把红五纵队四千名指战员迅速地送过<IMG=K230070AA>源湖参加战争。
  (七) 组织团员青年慰劳红军和红军家属。
  为了鼓舞红军士兵,解除红军的后顾之忧,湘鄂赣苏区团组织发动团员、青年、儿童广泛开展了慰劳红军,帮助红军家属的活动。青年妇女、少年儿童组织有唱歌队、洗衣队、补衣队、扇子队、口号队等。给红军洗衣、补衣,替红军扇凉,开军民联欢大会欢迎红军。同时,各级团组织还给红军送米、送菜、送柴、送茶,给红军做硬底布鞋与套鞋。对后方医院的红军伤病员更是照顾周到,青年妇女、少年儿童积极搞好医院的卫生工作,把前方的消息讲给伤病员听,为伤病员演唱,送豆腐、米粥、干菜、果子等食品慰劳伤兵。这些活动,都给红军战士以很大鼓舞。
  湘鄂赣苏区团组织还组织团员青年慰劳、帮助红军家属,他们实行“礼拜六”制度,每个星期六组织团员青年帮助红军家属进行耕作,照顾经济困难的红军家属,处处优待红军家属。这些活动,鼓舞了红军家属,解除了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
  三、湘鄂赣苏区团组织的经验和教训
  湘鄂赣苏区团组织在其自身的恢复、发展过程中,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其经验主要有:
  (一) 以中央根据地团组织为榜样,创建湘鄂赣苏区。红五军五纵队从井冈山到鄂东南地区后,就通过黄沙会议、刘仁八会议,向鄂东南地区党的干部介绍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立根据地的经验,制定了学习井冈山根据地经验的有关措施,尤其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大冶刘仁八召开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并通过了《对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为学习中央根据地团组织的经验、开展鄂东南地区乃至整个湘鄂赣苏区团组织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此后,湘鄂赣苏区团组织以井冈山为旗帜和榜样来开展自己的工作。因为“这个旗帜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实际的,不是空洞的”。学习井冈山的经验,“以井冈山为旗帜,主要的就是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结合的关键在打土豪分田地,政治上打掉地主阶级的威风,经济上没收其财产分配给农民。”⑩按照《对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的要求,苏区团组织率领团员、青年投入了三杀四抗、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及三次反“围剿”的斗争,并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创建了拥有二十余县的湘鄂赣苏区。
  (二) 湘鄂赣苏区团组织,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上有出色的成绩。中国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所以对“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11)湘鄂赣苏区党团组织,既成了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成了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特别是鄂东南苏区中心阳新县更为突出。他们在扩红、拥红、优军优属,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方面都做得很好。毛泽东曾说:“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12)彭德怀也说:“该地群众对红军的热爱,比平江群众有过之而无不及,外地红军到达该区,均不愿离开。群众对伤病员之照顾,真是无微不至。沿途欢送红军之口号声、歌声、锣鼓声、响彻云霄。当年大旱,苦久不雨,可是红军路过,茶水满布,宿营用水煮饭,亦不感困难。”(13)党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对阳新工作的称赞,是对阳新人民和青年的巨大鼓舞,也是对湘鄂赣苏区团组织工作的充分肯定。
  (三) 湘鄂赣苏区的团员青年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秋收暴动、三杀四抗、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争取白军、建立苏维埃政权中起模范和带头作用,所以,中共鄂东特委指出:“鄂东五县方面一切反豪绅地主的斗争和解除一切反动武装以及最近解决大冶县城,都有广大贫苦青年参加,并站在最前线冲锋。”(14)充分肯定了鄂东南苏区团员青年在斗争中的作用。同时,从鄂东南苏区团组织这个侧面,也反映了整个湘鄂赣苏区团员青年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作用。
  湘鄂赣苏区团组织有其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
  (一) 在鄂南暴动中,没有及时清除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放松了警惕性。蒲圻县“人民自卫军”是由土匪改编的,团长是刘步一。中共蒲圻县委以为团湖北省委巡视员漆昌元与刘步一有私人感情,刘可以受其指挥,遂电告漆昌元回蒲圻。漆昌元回蒲圻后,刘步一将敌十三军令其谋杀漆昌元之信交给漆昌元,以示诚意,骗取信任。中共鄂南特委和漆昌元信以为真,放松了对刘步一的警惕。暴动开始时,特委决定先不攻蒲圻城,而将精锐部队集中新店,与“人民自卫军”汇合后再行动。不料刘步一早已被十三军收买,将漆昌元及率队前来接应“人民自卫军”的王钟杀害,将王钟所率队伍全部缴械。次日,特委率部到新店,不见漆昌元、王钟,疑有变故,便派谢一寰、符向一等前往接洽,坚决要求会见漆昌元、王钟。刘步一一面假作欢迎,一面暗令部下动手,结果特委被打散,鄂南暴动失败。
  (二) 湘鄂赣苏区团组织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工作上也出现“左”的现象。
  第一、接受了李立三的冒险计划,取消了湘鄂赣苏区团组织。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李立三在《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中,错误地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为了贯彻执行这个冒险计划,决定将共产党、共青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同年八月二十五日,湘鄂赣苏区的党、团、工会合并,成立了湘鄂赣苏区各级行动委员会。团的组织机构被取消后,团员、青年、少年、儿童无人领导,团的工作陷于停顿,给苏区团组织的发展造成极大危害。
  第二、肃反严重扩大化。从一九三一年四月到一九三二年四月,湘鄂赣苏区曾搞过肃反运动。在肃反运动中,湘鄂赣苏区团组织也把肃反当作唯一的中心工作。如少共修武崇通县委,在少共县委书记兼保卫局长曹树美的指挥下,提出了“肃反代替一切”的错误口号,并在这一错误口号下,错杀了不少干部和党团员。不少地方随便捉人,刑讯、逼供,造成乱供、乱捕、乱杀的严重情况。但一九三二年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的扩大会议却认为湘鄂赣苏区反革命党派的组织与活动仍然很严重,又把肃反运动的重点从社会上转移到内部,同所谓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结合起来,同反对所谓“平浏姓念”纠缠在一起,不加区别地把敌人的破坏同我们的工作错误混淆在一起,逮捕、错杀了不少党政军及共青团的各级领导干部,造成了苏区极大的恐怖。在鄂东南苏区的通城、崇阳等县,曾发生过这样不正常的现象:区委向县委汇报工作时,不敢见面,只敢在山头上喊话,汇报完,最后总要说一句“我是好人”。可见,当时人们心里恐惧到了何等地步。
  第三、在土地改革中,各级团组织同当地党组织一起,执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和“驱逐反动家属”等“左”倾政策,有的地方还贴出“杀尽富农”的错误口号。此外,还规定道士、卜相、看风水、宗教职业者及其家属都不分田地。有的地方把富农标准弄得混乱不清,认为稍有存款的就是富农,以致把中农也随便划为富农,严重地侵犯了中农利益,混淆了敌我界限。
  (三) 湘鄂赣苏区团组织工作方式非青年化,许多工作只是仿照党的策略和方式进行,不能切实地分析贫苦青年的生活状况和革命要求,去开展符合青年利益、适合青少年特点的工作。

  (载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共青团专题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①⑦《一九二八年湖北秋收暴动斗争计划》。
  ②《C.Y.湘鄂赣省委报告》(1931年12月25日)。
  ③《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1927年)。
  ④《大阳区内通山、靳水、鄂城、阳新、大冶五县的报告》(1930年4月)。
  ⑤《湘鄂赣边特委通告第三十四号》。
  ⑥⑧《湖北C.Y.农村工作大纲》(1927年12月19日)。
  ⑨《为拥护红军争取大规模革命战争新胜利宣传要点》(1932年7月12日)。
  ⑩《彭德怀自述》第13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1)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2页。
  (12)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6页。
  (13)《彭德怀自述》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4)《对青年团工作决议案》(192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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