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史展览馆-中国共青团网
中国共青团网
团中央工作动态   |   独家特稿   |   专 题   |   各地团讯   |   图片频道   |   视频频道   |   青春人物 
 
  中国共青团网 >> 团史展览馆 >> 团史研究
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试论广东团内的取消主义、先锋主义和盲动主义
 
邱俊锋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共青团组织内部,曾先后发生了取消主义、先锋主义和盲动主义的倾向(以下简称“三种错误倾向”)。广东团组织受这三种错误倾向的影响较为突出。本文试就这三种错误倾向在广东团内产生的原因、表现及其危害作一些浅析。
  一、三种错误倾向产生的原因
  客观上,一九二七年,广东也和全国一样,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出动了大批军警,解除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查封各种革命团体和组织,大批捕杀我党员、团员及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仅“四·一五”这一天,在广州被捕的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就有二千一百多人,被秘密枪杀的有一百多人,其中刘尔嵩、李森、何耀全、肖楚女、熊雄等著名党、团领导人就在这天遇难。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又在全省各市、县城继续疯狂捕杀我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特别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党和团的组织受到了空前的打击”,广州、香港及中路各县的团员剩下“还仅是四十多个同志”,“石龙、东莞、宝安、中山、顺德等县的特支均遭敌人镇压而已解体”。①这一片白色恐怖,给广东各级团组织带来了巨大困难,而且,当时一方面由于党的工作需要,一方面又因为敌人的破坏和摧残,广大团的负责人不得不一再改换。一九二七年初由黄居仁任书记;五月份便改为伍治之、沈宝同、莫伦白、区夏民等人负责;八月团中央全会以后,又派李求实来广东任团省委书记。这样频繁地更换团省委的负责人,也给广东团的工作带来许多不利,各人的政治思想水平、工作作风、方法和风格不同,往往给基层组织造成无所适从的局面。
  因此,广东团在这一年里,“各级的指导机关不健全”,组织上遭到巨大损失,活动“基本陷于停顿”,“工作打不开局面”。②有的团干部便产生消极情绪,认为团组织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应该实行党团合并,“甚至竖起取消主义的大旗开倒车。”③
  由此可见,白色恐怖以及领导人的频繁更换给团工作带来的空前困难,是广东团内产生取消主义的客观原因。
  大革命失败以后,广东各地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武装暴动风起云涌。“四·一五”事件不久,海丰、陆丰、紫金、遂溪、廉江、琼崖、广州、信宜等地先后发生武装起义。在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中,虽然团广东省委因“政治上和组织上软弱”④而领导不力。但广东各地基层团组织和革命青年有大革命时期培养起来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因此,他们在党所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中,仍然能够主动地参加战斗,并在斗争中作出积极贡献。例如,在广州起义前,广州团组织和革命青年即印发传单四十万份,起义枪声一响,他们便与工人赤卫队并肩战斗。⑤还组织了一支全部由共青团员组成的敢死队和敌人展开英勇搏斗。女班长游曦领导的一班青年女战士,浴血奋战,除一人外,全部壮烈牺牲。其它各地武装暴动,有许多还是党、团组织一起发动和领导的。这些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一方面鼓舞了广大团员青年的革命斗志,一方面也使部份团员青年和团干部背上骄傲自满的包袱。此后,党内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尚未完全结束,又发生了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这些错误倾向对广东党也有很大影响,造成很多失败和挫折。因此,“广东团内部产生了先锋主义,他们认为广东大革命受挫折,是由于党内知识分子当权,党性不纯,立场不稳,领导不力。因而开始闹独立,不接受党的领导”,⑥海陆丰还出现“团的政治认识比党还高”等标语。⑦
  可见,团员青年在武装起义中作出积极贡献及党内出现机会主义倾向,是广东团产生先锋主义的客观原因。
  关于盲动主义在广东团组织产生的客观原因则比较简单,那就是直接来源于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主观上,总的是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广东团组织的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是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学生,他们缺乏实际斗争经验,政治上不成熟,思想水平较低,而在革命斗争中又往往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片面性,易走两种极端。当革命取得一定胜利或工作取得一定成绩时,容易产生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便是产生先锋主义、盲动主义的根本原因。如海陆丰、琼崖等地团组织,由于在武装起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中作出过积极贡献,便认为“团比党强”,造成党团关系一度紧张;另一方面在严酷的斗争面前,当革命斗争遇到一定的失败和挫折,又容易产生消极动摇的情绪——即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便是广东团内产生取消主义倾向的根本原因。这致使“广东团的工作,始终在一个动摇的状态中”; ⑧特别是在“广东暴动中青年工人曾很积极的参加,但是广东的团并没有起积极作用,……只能象一般无党青年战斗员等同的参加巷战与斗争,不能表现自己是他们的先锋队”。⑨广东“团的组织充满了取消主义的精神,所以在这次广州暴动中便表现其破产的状况”。⑩正如一九二八年一月底团广东省委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广东团部含有很重的肺病,这肺病的根底便是组织上尤其是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渊源,是组织基础大部份建筑于学生群众之上,指导机关内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气,由此便造成过去的诸多坏现象,如团的政治任务(非革命)的谬论,全省组织除极少数地方外,将日渐瓦解,党团关系日趋于恶劣,各级关系甚形隔膜,全无民主化精神等等。这样一来,除了一部份同志个人参加斗争外,当然看不出团领导斗争的组织力量”。(11)
  二、三种错误倾向在广东团组织中的表现及其危害
  (一)三种错误倾向在广东团内的表现范围较广。
  取消主义在团省委机关表现较为突出。
  团省委机关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政治水平太低”,(12)在残酷斗争面前畏缩不前,不敢积极地开展工作,有的甚至逃避现实斗争。例如,当时任团广东省委书记的李求实“工作未能尽职”,且“在汕头叶贺攻下之后,他要到汕头去,但一听到失败消息,又不去了”,还“未得到中央同意并执行”取消派的理论。又当时团省委负责人之一的莫伦白,组织派他到广州任团广州地委书记,他哭道“妈妈不许我去”,“大学(党委——作者注)机关破坏,他便逃回香港。十月派他去琼崖,他又哭着不去。后来要他参加十月二十四日大示威,他二十三日就私自跑了。香港百多人大会请他作报告,他又以‘怕人认识’为辞不肯去。另外,潘孝鉴等一些团的领导干部,均有消极动摇之表现。”(13)这就必然造成在工作上执行“取消派的理论”。一九二八年全省仅有团员约一万三千九百人,而“琼崖、海陆丰占了绝大部份”(14),“下层组织——支部——非常松懈,没有往常工作与活动”,(15)可见当时组织工作是何等的薄弱。也说明当时团广东省委不重视青年工人的组织发展工作,“结果是等于消灭团的作用,其实也是取消主义另一方面的表现”。(16)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团中央在总结广州起义的教训时指出:“近来团内发现两种极不好的现象”,其中之一“就是表现消沉状况,甚至有些干部同志因工作没有出路而消极,动摇自己对于革命与团体的希望与坚信,而流于感情自杀的倾向。这种现象充分证明是没有找到工作方法,不知道如何去艰苦的进行群众工作,是小资产阶级失败主义的表现,同时又是取消主义暴露的另一方式。”(17)
  先锋主义比较集中的表现在琼崖、东江、海陆丰等较早建立苏维埃政权地区的中层团组织中。突出的事例有二:
  其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团广东省委派吴炳泰、潘陶鉴、冯增兴到海南改组琼崖团特委,继又派孙某等两人以特派员身份到琼崖指导工作。“当时适逢定安县团委干部对该县团区委负责同志简清泉、何宝藏工作上有意见。团特委便将简、何加以反革命罪名予以逮捕。中共琼崖特委派人到该区调查,发现他们的报告与事实不符,命令释放简、何两同志。他们不但不执行,反而私自将简、何镇压,公开宣称党不能干预他们的工作”(18)。
  其二,海陆丰团组织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中,确有积极贡献和作用,但他们认为:“过去党完全是知识分子负责,还有许多毛病”,而对党表示不信任,造成“党团关系非常不好,团和党作很公开的斗争,请愿而外,又写很大的团的政治认识比党还高等标语”(19)。
  在其他地区的团组织中,也有先锋主义倾向的表现。
  盲动主义倾向在广东团组织中表现较广泛,从团省委领导机关到各团地、市、县委以及基层团支部,从指导思想到具体行动。表现得都很明显,事例很多。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否认广东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现实,一味强调暴动。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团省委负责人参加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同意会议对形势作出的错误估计:认为当时“广东土地运动仍是高涨,暴动计划应继续实现。现在暴动不应停止,而应努力扩大”(20)。一九二八年一月初,团省委负责人又出席了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的全委会,仍然同意会议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决定,认为:“革命潮流仍是继续高涨,整个广东仍是一个暴动的局面,一直到夺取全省政权”。“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积极领导工农群众在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军阀战争两个口号下暴动起来,杀地主豪绅、工贼、恶吏,没收一切地主之财产,围剿反革命武装,建立工农兵贫民苏维埃的政权”。(21)
  第二,在行动上,不顾群众情绪,不顾斗争条件,一味发动暴动。自广州“四·一五”事件以后,仅在一九二七年一年中,广东各地团组织参加或与党一起发动的武装暴动就达六七次之多,基本每月都有团组织参加和发动武装暴动:
  四月三十日,紫金、海陆丰的团组织参加和发动了三县人民举行的武装暴动,建立了广东最早的红色“十日政权”;
  七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廉江县团组织参加了三百多农民举行的梧村洞起义,遭到失败;
  八月至十月,琼崖县团委参加了琼崖人民的起义。原广东青运杰出人物杨善集在这次起义中牺牲;
  九月,海陆丰团员青年参加了海陆丰人民举行的第二次起义;
  十月底,海陆丰团员青年再次参加了海陆丰第三次暴动;
  十二月十一日,广州市团员青年积极参加了广州起义;
  此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各地的团员青年还参加过无数次武装暴动。当然,这些暴动未必每次都是盲动主义表现(如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等),而且,对广大团员、青年在起义中表现的不怕牺牲、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还应该给予肯定和表扬,但是,就大部份武装暴动来说,则是盲动主义的产物,是当时广东党、团内盲动主义错误倾向指导的结果。因此,对这些盲动主义的错误,团中央曾给予严厉的批评:“不顾群众斗争情形与要求和党团指导的力量,简单的主张暴动。这些盲动主义者往往只懂得暴动准备在军事技术上的意义,而忽视了在组织上与政治上去准备暴动的重要工作,这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拼命走险心理的表现,直等于玩弄暴动”。(22)
  (二)三种错误倾向在广东团内影响时间较长。
  三种错误倾向在全国青运史上表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对广东团的影响,时间就长些。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三种错误倾向在广东团内的影响,就一直延续到一九二九年底一九三○年初。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四日,团中央写信批评团广东省委:“广东团的工作,始终没有脱离取消主义的残余”,“没有从工作中去反取消主义”,“并在各地团部中尚有一些先锋主义的残余(如琼崖、东江……等地)”(23)。
  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中共东江特委召开二次党代会,C.Y.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认为“不少组织和个人过去不明白C.Y.是C.P工作的一部份,有忽略C.Y.工作和取消C.Y.组织的倾向。C.Y.也有人不明党团关系的重要性。常有C.Y.和C.P.对立的现象,犹如两个政党”。(24)
  一九三○年五月,东江党、团特委和工会合并为“行动委员会”,硬要进行“总暴动”,要团员青年配合红十一军攻打潮安、惠州等城市。(25)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到,三种错误倾向在广东团内的影响延续了将近三年乃至更长一些时间。
  (三)三种错误倾向在广东团内造成的危害较严重。
  由于三种错误倾向在广东团内表现的范围广,时间长,因此,它给广东团的工作必然会带来严重的危害。这些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三种错误倾向在思想认识上给广东团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取消主义影响的结果,使一些团干、团员和青年“认识不到自己的力量”,“找不着正当的出路”,“动摇自己对于革命与团体希望与坚信,而流于感情自杀的倾向”。先锋主义影响的结果,使一些团干、团员和青年“不明党团关系的重要性”,产生“团比党强”、“团的政治认识比党还高”的错误认识。盲动主义影响的结果,使一些团干、团员和青年看不到广东乃致全国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现实,认为广东仍处于革命高潮,“暴动不应停止,而应努力扩大”,这些错误认识的产生,又进一步助长了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
  第二,三种错误倾向给广东团的组织力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各级团的组织经常受到破坏,大批团的优秀干部和团员青年被捕牺牲。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不到三年内就有杨善集、杨殷、颜昌颐、邢士勋、沈青、袁佩根、韩盈、官天民等一大批优秀团干部被杀害或在暴动中牺牲。而牺牲的团员青年根本无法统计。总之,由于三种错误倾向的影响,使广东团在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组织力量。又进一步遭到了无谓的损失。
  第三,三种错误倾向造成了广东团工作的长期停滞。由于敌人的白色恐怖政策和三种错误倾向的影响,在土地革命初期的几年中,“广东团的工作,始终在一个动摇的状态中,青年运动始终没有很巩固的建立起来”(26),广东团组织因此受到团中央的多次批评: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团中央批评广东团在广州起义中“并没有起领导的作用”,在政治上组织上表现得软弱。同月十三日,团中央再次批评“广东的团没有一点群众工作的基础,团的组织充满了取消主义的精神。”(27)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四日,团中央又写信批评“广东团的工作,始终没有脱离取消主义的残余,没有找到青年工作的正确路线。……全盘工作仍停滞,不能向前更大的开展”(28)。
  总之,在广东团内,三种错误倾向表现范围广、延续时间长,造成的危害也大,这是应该记取的教训。

  (载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共青团专题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①②③(14)(19)广东省档案馆资料99卷:《广东C.Y.一月份工作报告》。
  ④⑨(15)(24)《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4册,第47页。
  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简史》第94页,中央团校青运史研究室编。
  ⑥(18)郭儒灏:《琼崖土地革命时期共青团活动的一些回忆》。
  ⑦《团广东省委致中央信》(1928年2月16日)。
  ⑧(12)(23)(26)(28)《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5册,第557——558页。
  ⑩(27)《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4册,第59页。
  (11)广东省档案馆资料99卷:《广东C.Y.一月份工作报告》,第18页。
  (13)《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5册,第553页。
  (16)《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4册,第58页。
  (17)(22)《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4册,第48页。
  (20)(21)(25)广东省档案馆资料99卷:《目前党的任务及工作方针》。 

 
 
 
中国共青团网
版权所有:共青团中央        E-mail:gqt@gqt.org.cn
地址:中国北京前门东大街10号    邮编:10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