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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浅析广州起义中共青团的作用
 
陈家文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爆发的广州起义是我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的重要武装暴动之一。广州的工人赤卫队、革命士兵在装备不整、缺乏必要训练的情况下,浴血奋战,不惜牺牲,曾一度攻占了国民党市公安局等政府首要机构及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并召集群众大会,宣告了我国革命斗争史上第一个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的诞生,使广大工农群众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引起了中外反动派的震惊。
  起义中,广州共青团也担负了一定的任务。它所起的作用及留下的经验教训,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广东的革命形势随着工农运动的再次兴起又重新高涨起来。十一月四日,在中共广州市委的领导下,铁路工人举行了示威运动。接着,广州海员工人。香港金属业总工会等相继举行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强烈反对反动政府。十一月二十七日,反动的广州政府竟宣布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封闭饭堂宿舍,逼迫罢工工人限期离境,并向香港政府建议禁止罢工工人回港,这一消息传来①,引起广大罢工工人更激烈的反抗情绪。
  十一月中下旬,为扩争地盘,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粤系军阀张发奎、黄琪翔的第二方面军大部分急调往西江。广州市内仅留少数军队,即第三师一个团、薛岳一团(皆新兵)、炮兵团、教导团等。教导团为叶剑英同志所领导,大部分为我党所掌握。市区河南所驻季福林部,人数甚少,且战斗力弱。
  省内各县、地农民,在我党的积极发动下,革命情绪十分高涨,渴望迅速恢复农会,没收土豪地主的土地,开展农民运动。
  广州市内外工农运动的发展以及军阀反动统治的空虚,表明发动广州武装暴动的时机成熟了。中共广东省委正确估计了革命的形势,决定成立起义总指挥部,并对发动武装起义作了具体的部署。
  省委布置给团的主要任务是:多做宣传工作,夺取武装与搜杀反革命派,参加苏维埃政府,没收反革命财产及其他②。
  为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参加暴动,中共广州市委和团省委分别秘密散发传单和宣言,号召“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反动政府,把政权夺在我们手里,建立工农兵的政府”。中共广东省委特地从汕头召回在团内工作时间较长,经验较丰富的赖玉润同志主持广州市委宣传部工作,张太雷同志特别指示要共青团搞好宣传工作,让全市人民都知道苏维埃政府的诞生和存在。
  起义前夕,赖玉润同志在他的寓所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有团市委、妇委、劳动童子团和各区工代会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专门研究了组织宣传队,写标语,准备起义标志及印刷场所等问题。③会后,团广州市委即在黄花岗后面的二望岗召集了二百多团员骨干会议,要求以各校原有的团员和新学生社社员为骨干,组织三四百人的宣传队伍,准备暴动时以小队为单位开展活动。同时又派人协同妇委组织发动车衣工会、土布工会的女工及执信女师的学生,以办喜事为名,三三俩俩到西关惠爱路各布店购买红布,赶制红领带。又从中山大学、省一中等校挑选了二三十位学生聚集在明星戏院内通宵达旦地赶写标语。十二月十日,共青团准备派出宣传队到市区长堤等地散发传单及演讲,因起义在即,为预防泄密,中共广东省委闻知即令停止进行。
  十二月十一日清晨三时,起义提早举行了。沉睡中的广州城顿时被激烈的枪炮声惊醒。颈上系着红领带的工人士兵向各政府主要机构及反动军队的驻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在很短的时间内,除西关、长堤的战斗还在继续外,市区大部分地区已为起义的队伍所占领。由于起义提前的消息末能及时通知到各基层组织,所以暴动爆发时只有部分团员、青年组成青年赤卫队,参加了攻打伪公安局、释放政治犯的战斗。
  是日上午,攻打反动军队的战斗仍未结束。为扩大和巩固起义的胜利,按中共广东省委及起义总指挥部既定的任务,许多团员、青年自行编成少年先锋队,分队执行任务。一部分出发没收汽车、搜捕潜逃的反革命分子,抓住了国民党市党部的清党委员、法院院长沈藻修,逮捕了中山大学的反革命分子梁展昌、张资江及《民国日报》姓袁的总编辑,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分子”,④并以共青团的名义出告示宣布其罪状。一部分参加清查武器、协助工人赤卫队进行编训工作。他们在大沙头警察俱乐部后院查出步枪五百多支,即用车送往起义总指挥,解决了起义队伍急需的部分武器。又为参加起义的工人进行登记、编队,选出中小队长,发红领带、枪支炸弹。部分人即赶往明星戏院,领取标语、文告等宣传品,组成宣传队分乘汽车和缴来的铁甲车,高举红旗,在市内各街道进行宣传,高呼口号,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又找到几个印刷机构,赶印了十多万张传单,使城内“每条街上按照电灯杆的顺序挂上又长又宽的红布横幅,街旁墙壁上贴着一整张红纸只写一个字的标语口号”⑤,“市面各马路均悬有红布标语,居半以中国共产青年团名义标贴标语”⑥,“拥护中国共产党”,“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打倒祸国殃民的国民党”,铲除苛捐杂税”,“打倒豪绅地主”,“打倒贪官污吏”等标语。口号⑦,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增添了浓厚的革命气氛。共青团省委此时也发表了《告青年士兵、警察及保安队书》,号召他们反戈一击,打倒反动政府,与工农群众携手合作建立工农兵的政府。
  十二日下午,兼程前来的反动军队开始向起义队伍发动反攻。起义的工人士兵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奋勇血战,充分表现了勇往直前、不惜牺牲的革命精神。在武器精良、装备齐整、且数倍于我的敌人的血腥镇压下,广州起义最后失败了。
  在起义中,广州的共青团员以对党的忠城,对革命事业的信仰,自觉投身激烈的武装暴动,担负了主要的宣传任务,“使广大市民知道苏维埃政府的成立知晓苏维埃政府的政纲和共产党的政策”⑧。由于事前缺乏严密的计划,必要的部署,起义过程中广大的团员、青年、学生未能得到统一的指挥和组织领导,以致不能充分发挥青年先锋队的应有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后,团内主要领导干部被陆续抽调,充实我党的各级领导机构,新任的领导又缺乏斗争经验,故造成起义前后“省委的零乱,负责同志工作之无秩序、无目标无计划、组织松懈脆弱”的现象。同时由于“组织未去收拾,工作毫无。一般比较好的同志,无路可走,连十三岁的也跑到党里去了。由此发生了取消主义,而取消主义是使病态再深一层。”⑨“在这次暴动,团全没有计划的准备,到了暴动之后,完全不是有组织的参加”。除了团员之外,“几乎看不见几多青年工农群众起来参加”⑩。
  二、党对团的工作不够重视,造成党团关系不够密切。“各地团部与党是不发生关系的,一切由党包办着,团简直不参加党的会议(因为党不要),……党与团的分工也无规定,我做我的,你做你的。”(11)因而,团得不到起义提前的消息,“至十日夜间,始知暴动时间已提早至十一日早晨。即刻出外通知,工人区一个人也找不到,学生区找到很少。那时他们尚不敢行动,直到听到枪声,方才开始动作”(12)。
  三、起义在即,“省委常委对团参加暴动的原则的决定不坚决而犹疑。即指出团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武装与搜杀反革命派、多做宣传工作、青工大会、参加苏维埃政府、没收反革命财产及其他,如非必要不必参加攻打机关及与敌军开火,为的是当时广州团部力量薄弱,党已有各种武装势力的准备”(13)。
  由于广州共青团对起义暴动中的任务不够明确,团内领导机关本身也缺乏对执行党的决议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致使广大的团员、青年在是役中不能起到较大的作用。历史的经验证明,共青团工作不坚持党的领导,不发挥其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不注意团结广大青年群众,则不能完成历史所赋予它的任务。

  (载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共青团专题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①《中国工人》第3期(1928年12月),见《广州起义资料》(下)。
  ②(13)《中共广东省委对参加广州暴动的决议案》(1928年1月23日)。
  ③⑧赖先声:《广州起义的宣传工作》,见《广州起义资料》(下)。
  ④⑤薛尚实:《广州起义亲历记》。
  ⑥《国闻周报》第5卷第1期,见《广州起义资料》(下)。
  ⑦张罕因:《广州起义的片断回忆》,见《广州起义资料》(下)。
  ⑨(11)(12)陆定一:《向团中央报告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共产青年团在暴动中的工作》,见《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
  ⑩《中共广东省委对〈中央关于广州暴动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的决议》(1928年1月16日),见《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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