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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青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青团的改造
 
印红标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1936年11月,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关于建立青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改造共青团的指示精神,根据中国青年运动的实际经验,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改造为多种形式的群众性的抗日青年团体,这些青年团体不仅活跃在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而且参加了由青年共产国际倡导的国际青年反法西斯运动。本文着重考察有关青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青团改造的历史事实。
  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提出改造共青团
  1935年,共产国际总结了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教训,摈弃了长期推行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7月至8月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实现了政策转变,明确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为实现这一任务,共产国际要求其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如共青团、赤色工会等,最大限度地联系群众,在工作方法、组织形式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能够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适应不同阶层、不同政治倾向的群众,联合、团结和教育一切反法西斯的人民群众。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这一精神具体化,提出根本改造共青团的任务,即改变共青团的性质和工作方法、活动方式,使之成为新型群众性青年组织。
  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以前,共产国际已经开始改变宗派主义、脱离群众的政策,号召建立广泛的青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且采取了最初的实际步骤。1935年4月至7月,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建立青年反法西斯主义军事化的统一战线问题,三次致函社会主义青年团国际执委会。①
  在确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批评了共青团工作中存在的宗派主义的、脱离群众的弱点,要求“在争取青年方面,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必须在实际行动上有一个根本转变。”“共青团应该尽一切可能力求联合非法西斯青年群众组织的力量,直至建立各种共同的组织。”②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契莫丹诺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发言,进一步发挥季米特洛夫报告的精神,提出共产主义青年团要“进行改造”,建立新型的青年团,他说:“这些青年团既跟随共产党,同时在性质和成员方面比党更广泛,其工作又适合本国的条件并以满足劳动青年本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要求为基础。”③
  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团领导人王明在发言中也要求中国共青团转变工作,“由所谓青年工人先锋队的狭隘组织,变为真正地包括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反帝青年的广大群众组织。”④
  共产国际七大结束以后不久,青年共产国际六大于1935年9月25日至10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开幕词中提出了大会的任务,他说,共产国际期待大会在现有经验的基础上,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依据,找到正确方法,完成青年运动的最重要的任务——把所有非法西斯青年的力量联合起来。青年共产国际“应当找出适当的工作形式和方法,保证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建立新型的群众性青年组织。”⑤
  青年共产国际六大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经过讨论,通过了《关于青年统一战线任务的决议》。《决议》要求根本改造共青团,改变青年团的性质,完全抛弃宗派主义以及照搬共产党的做法,建立新型的真正群众性的青年组织。这种组织不仅吸收共产主义的,而且吸收社会主义的以及无党派的、民族革命的、和平主义的、信奉宗教的青年加入。当然,这些组织除了经常关心劳动青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外,还要用阶级斗争的精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教育本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的全部活动必须建立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它们要与共产党建立经常的联系。
  《决议》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吸收青年参加反帝人民阵线的任务,要求开始建立新型的民族解放性质的群众青年组织的工作,而不是去建立狭窄的、脱离基本群众的政治小团体。”《决议》说:在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争取劳动青年权利的斗争中和促使青年“更加积极地参加全民反对帝国主义征服者拯救祖国的斗争中建立全体青年及其组织的群众运动。”⑥
  “抗日救国青年团”的提出
  共产国际七大和青年共产国际六大期间,中国共青团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一样,正处于十分艰难的环境之中。由于先后担任团中央书记的博古、何凯丰追随王明,在共青团工作中贯彻“左”倾路线,白区的共青团工作中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照搬共产党工作方法的“第二党作风”盛行。团中央虽然多次强调“青年化、群众化”,却未能找到在白色恐怖条件下广泛开展群众工作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团的组织不断受挫,活动范围极为狭小,失去了基本群众。苏区共青团工作依靠根据地政权,一度轰轰烈烈,但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以后,随着大片根据地丧失,共青团组织也损失严重。红军长征以后,团中央干部随主力红军行动,工作实际上已停顿。
  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中国共青团未能从国内派代表参加。正在苏联的,曾作为中国共青团代表参加过1932年12月青年共产国际扩大全会的宋一平以中国共青团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共产国际七大,并在大会上发言。宋一平指出中国共青团在白区工作中经常犯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但对苏区共青团工作的估计仍是乐观的。共产国际七大闭幕的当天,由国内派赴七大的中共领导人陈潭秋、陈云等人到达莫斯科,报告了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真实情况。
  青年共产国际六大召开,以宋一平为首,何小立、刘光悌等人组成的中国共青团代表团出席大会。陈潭秋、李立三、高自立等五人组成共产党领导小组,领导中国共青团代表团。⑦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关于改造共青团的讨论,陈昌浩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陈昌浩、何克全(即何凯丰)、肖华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宋一平为候补委员。⑧
  共产国际七大和青年共产国际六大前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中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不失时机地贯彻青年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改造共青团的指示,采用发表《八一宣言》的方法,于1935年11月29日责成李明、刘光悌在莫斯科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起草期间,得知国内爆发一二九运动。同年12月20日,《宣言》定稿,1936年1月14日,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同年1月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将《宣言》以及共青团东北代表在青年共产国际六大上的发言送给上海的中共党组织。⑨
  中国共青团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高度评价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呼吁一切爱国的青年同胞和青年组织,在抗日救国的义旗下联合起来。同时“恳切地声明”:“愿意把我们的组织开放起来,欢迎一切赞成抗日救国的青年加入我们的抗日救国青年团。”
  这篇宣言最早向外界宣布:中国共青团为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愿改变自己组织的性质、任务和名称。《宣言》设想以原来的共青团为基础,通过改变青年团的性质、任务和名称,广泛吸收新成员的办法实现共青团的改造。但是,后来中国共青团的改造没有完全以共青团扩大为抗日救国团的方式进行。
  多种形式青年抗日团体的出现
  1935年11月,张浩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经蒙古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5年底、1936年初,在一二九运动的高潮中产生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学生救国联合会等多种形式的青年救亡团体。这些团体以抗日救亡实现民族解放为宗旨;在群众运动中产生,享有很高的威望,是学生运动中坚或权威中心;这些团体与各界救国团体相互呼应,在国民党统治区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能够半公开或公开地活动,这些团体与共青团的高度集中的组织体制相比,有更多的民主和自治权利,更有利于青年发挥主动性,更适合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要求。这类团体继承五四以来青年结社、学生自治的传统,更富于中国学生运动的特色,易于被青年广泛接受。这是一批在组织性质、活动万式、组织体系方面与共青团有显著差别的,有深厚社会基础的生机勃勃的青年群众组织。它们在实际斗争中发挥了共青团难以起到的作用。它们的出现并非贯彻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指示的直接结果,却提供了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指示中所要寻求的新型青年团体的范例。中国共产党在实际斗争中倡导、扶助这些团体,通过在这些团体中的党团以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骨干和先锋作用,实现领导或取得领导权,积累了领导青年救亡团体的经验。
  青年共产国际通过多种渠道支持中国青年救亡团体,并积极推动其参加世界青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6年3、4月间,受共产国际影响的世界学生联合会开展了声援中国学生救亡运动的活动。1936年1月,共产国际指示各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积极筹备和参加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促进反法西斯运动。同年8至9月,国内和海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派遣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爱国青年一起参加了大会,其中包括全国救国联合会从国内派出的代表陆璀。陆璀的发言博得了与会代表的极为热烈的掌声。⑩中国青年救亡团体成立不久,即为国际瞩目。
  共青团的全面改造
  一二九运动以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学生救国联合会等青年组织,冲破白色恐怖,活跃在大江南北,蜚声海外。而共青团虽然也努力转变工作方法,但收效不大,青年救亡团体有声有色的活动与共青团狭小的工作圈子形成鲜明对照,促使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领导人首先在白区工作中考虑改变共青团的组织形式。
  1936年2月至5月,中共中央陆续收到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其中包括要求共青团要在组织上实行转变,由青年工人先锋队的狭隘的组织变为一切反帝青年的群众组织的内容。(11)
  1936年7月30日,中共中央讨论白区工作的会议,以及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提出扩大共青团的组织,打入各界各党派的青年组织中去,共青团用民族解放先锋队之类的名义活动,以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存在,实现青年化和群众化。
  8月9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给北方局刘少奇的信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根据国际的意见及我们的经验,‘共青团’应该取消”(12)短短10天之内,党中央从保留和扩大共青团的方针改为取消共青团,直接利用公开的抗日救亡青年团体的方针。
  北方局在收到张闻天的信之后,于9月20作出《关于青年团的决定》,《决定》说:“根据国际与中央的指示,共产主义青年团,即行取消”。要求“采取公开与半公开的方式来发起青年群众的团体。这些青年团体的名称不必一定”。“我党的青年党员应积极的个别的加入,在里面进放〔行〕民族解放的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团结这些团体中进步的青年,努力取得这些团体的领导地位,引导这些团体来参加抗日反汉奸的民族运动。”
  关于组织问题,《决定》指出:“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取消以后,所有各地各支部的青年团的同志即行设法全部介绍入党,与党的支部合并,各级团的领导机关亦即行取消。”(13)
  北方局关于白区共青团改造的决定是后来全国范围白区实行共青团改造的蓝本。
  北方局的决定发出以后不到10天,9月28-30日,中共中央收到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处发给中国共青团中央的电报。电报重申青年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共青团改造的任务。(14)
  青年共产国际来电和中共中央向“逼蒋抗日”策略的转变,促进了共青团迅速实行全面改造。11月1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共青团改造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凯丰出席会议,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局书记冯文彬以及赖大超、胡耀邦、陆定一、刘英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共青团的改造问题进行了讨论,对改造的必要性、改造的方向、方法和步骤、共产党在新情况下对青年运动的领导等具体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最后,张闻天作了总结。他说,团的性质和任务要改变,过去强调共青团是党的助手,组织以工人为基础,性质是共产主义的,现在应当团结非党的、群众的、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要取消白区的共青团组织,团员大部分可以加入共产党。可根据各地情形与条件组织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在青年群众组织中应组织党团,党设青年部领导青年工作。苏区团组织总的名称改为“青年救国会”,下层先改变,新的组织成立了,再逐级取消区、县的团组织。取消红军中的团组织,在俱乐部下进行工作,已具备党员条件的团员可以入党。(15)
  会议决定用共产党的名义写一个决议,由冯文彬负责起草,这就是1936年11月1日的《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
  此后,全国的共青团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逐步实现了改造。1937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共青团中央结束工作。同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民先队总队部。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继续巩固和发展。1937年4月,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1938年5月,中共中央在得知国民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后,为加强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决定在县以上,各级党委中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党中央成立青年委员会。中共中央青委,西北青救会领导机构,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三位一体,在与青年共产国际的联系中用中央青委的名义。
  中国共青团的改造在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指导下,根据中国青年运动的实际斗争经验,创造了适合中国特点的形式,从白区到苏区、红军逐步展开,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已经走向成熟。白区和苏区的共青团改造表现了不同的特点。白区抗日救亡青年团体以学生运动为主体,发展迅速,自下而上推动共青团改造。苏区抗日救亡青年团体比较薄弱,实际上是自上而下实行共青团的改造。
  共青团宣布改造以后不久,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半年以后,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达到高潮。实践证明共青团改造是及时的、必要的,青年救亡团体团结了千百万爱国青年英勇奋战,中国青年运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载自《中国青年研究》1992年第三期)
  注释:
  ①②⑤⑥《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672、488-490、504、505-509页。
  ③同上书,第491-495页。“改造”一词的俄文为Перестроитъ及Перестроцка,有的中文译成“改建”、“重建”,此处译为“改造”,以便与历史上的中文译法一致。
  ④⑨(11)(14)据黄启钧:《关于共青团改造的几个问题》,《青运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⑦《回忆陈潭秋》,第119页。
  ⑧转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674页。
  ⑩参见《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517-518、538页。
  (12)(15)金松林:《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产生于一九三六年》,《党史通讯》,1984年第4期。
  (13)据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收藏的复制文件。
  印红标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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