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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产生于一九三六年
 
金松林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妄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为了适应抗日救国斗争的新形势,把全国各界青年团结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将第二党式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改造成为非党的青年群众的团体。
  关于中共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时间,目前在党史界、青运史界和些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中,一般都认为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简史》说:为了适应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团结各界青年抗日,“党中央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发布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改造共青团,把这个先进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改造成为广大青年群众的抗日救国组织”,“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由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编印、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参考资料的《中国青运史文献》(一)中,第一篇文献就是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标明的日期为“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六大以来》(下)也编入了这个决定,时间标明为“一九三五年十月”。
  根据我们所接触到的资料看,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不是产生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而是产生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主要依据有三点:
  一、从不同的文件集对《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所标明的不同日期看
  这个决定既被编入了《中央文件汇集》的一九三五年卷,也被收进该《汇集》的一九三六年卷。同一件文献被收录在不同年份的同一种集子里,其中必然有一个是误编的。
  《中央文件汇集》一九三五年卷没有《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的全文,仅有这个决定的目录,同时注明见《六大以来》(下)。《六大以来》(下)编入了这个决定的全文,标明的日期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但没有说明这个决定的原出处。《汇集》一九三六年卷也收入了这一决定,日期标明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关于这个日期,编者注中说:“原文无年代,此年代是文件出版的时间”。文件末尾,编者在括号内注明了文件出处:“按中央《党的工作》第十九期刊印”。经查阅有关资料知道,《党的工作》是中共中央办的党内刊物,第十九期出版的时间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登载在这期上的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日期标为“十一月一日”,没有写明年代。我们认为,在当年刊物上刊载的文件、文章只标明月日,不标年份,一般就是表明文件、文章的年份与刊期相同。这个决定产生于十一月一日,十一月十五日在《党的工作》上刊出,这在时间上是顺理成章的。据此我们认为,党中央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的日期,不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而应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
  二、从共青团组织状况看
  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后的一段较长时间里,共青团仍在继续活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共青团中央发布了《关于学生爱国运动宣言》。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共青团中央发布了《给全国学生的信》。在这期间,党中央还曾强调加强对共青团的领导。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强调了“党要帮助团成立单独的组织,使之能独立发展”。指出要使团“尽可能的青年化、群众化”,“要指导他们打进到各界各派的青年的、文化的、体育的组织中去,争取群众在他的周围,发展他的组织”。并且要广泛“吸收各阶层各党派所影响下的广大群众”,使共青团成为“青年群众的组织”。在这封指示信中,中央书记处虽然根据当时抗日救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了改革共青团、使共青团青年化群众化、成为广大青年群众组织的要求,但它是以共青团组织继续存在为前提的,还没有提出要取消共青团组织的问题。这说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应该是在中央书记处这封指示信以后的事情。
  从现在见到的资料看,明确提出应该取消共青团这一主张,最先见于张闻天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中。一九三六年八月九口,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同志在给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同志的信中指出:象现在这样的共青团组织,会“变成秘密的狭隘的第二党的组织”,“根据国际的意见及我们的经验”,共青团“是应该取消的”。应利用各种“公开的名称组织青年群众”,“在抗日的号召下面团结最广大的青年群众”。这种“青年组织的名称不一定到处一样,只要能公开活动,吸收了广大青年群众就好”。当时刘少奇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三六年春中央委派他到北方局工作。如果《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是党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作出的,刘少奇同志当时还在中央,即使他没有直接参与制定这个决定的工作,也会对这个决定的精神知道得十分清楚,张闻天同志也绝不会在九个月之后再去信提出共青团“应该取消”的问题。这个事实说明,刘少奇同志离开中央时中央尚未就取消共青团的问题作出决定。
  据郭明秋同志谈,北方局所属的共青团组织,是在刘少奇同志到北方局以后,经过向中央请示,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份才取消的。这同样说明了刘少奇同志离开中央到北方局时,中央还没有作出取消共青团的决定。从张闻天同志的这封信可以看出,直到一九三六年八月,共青团还没有取消,中央也没有发布取消共青团的正式决定。显然,党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绝不可能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作出的,最早也要在张闻天同志上述的信之后,即一九三六年八月九日以后。
  三、从《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的内容看
  《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由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剧烈的变动,最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到救亡运动与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来,在中国共产党前面提出了根本改造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形式,去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把建立为发扬文化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广大的青年运动,当做自己为民主共和国的斗争的最中心任务。”这里提到的“民主共和国”的概念,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一九三五年尚未出现这个提法。在《八一宣言》中,我党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六日,在《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中,进而提出了建立人民统一战线的意见。到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中,我党首先提出变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决定“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但是在此期间,党中央还没有提出“民主共和国”的主张。
  据有关资料记载,正式提出“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是在一九三六年夏秋。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其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后,党内文件、领导人讲话以及报刊文章,经常使用“民主共和国”这一概念。九月十七日,党中央还作出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强调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这就说明了“民主共和国”是一九三六年提出的口号。既然如此,那么,已经使用了“民主共和国”概念的《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就不可能是一九三五年作出的,而只能是产生于一九三六年。
  综上所述,完全可以说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的时间,不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而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
  
  (原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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