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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民先在西安的建立发展及其活动
 
朱平 孙建明 刘凯军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民先西安组织是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中,受民先全国总队部的影响和促进,在西安事变前建立的。当时西安有着较为特殊的环境。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国革命指挥中心转移到西北,有党中央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处于抗战与内战矛盾的焦点的西安,群众运动有正确的方向的指引;西安靠近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前沿阵地。所以西安事变前后,这里的抗日救亡运动,斗争既激烈又活跃。党领导的民先队这个先进青年群众组织,有着迅速发展和成长的有利条件,工作也很活跃,是西安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也是全国民先队中一个组织较强大、作用较显著的地方组织。
  一、民先西安组织的建立及其发展
  民先西安组织是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西安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人民面临亡国亡种的危急形势下,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与推动下,从1935年冬开始不断走向新的高潮。翌年3月,上海工人梅世钧被日本监工打死,西安各校学生冲破白色恐怖在革命公园集会隆重追悼。鲁迅逝世后,各校学生于11月7日,又一次冲破国民党军警宪兵的包围与阻挠,在革命公园举行了追悼大会。是年秋冬,为了支援绥远抗战,各校同学成群结队到街头、工厂、农村广泛开展募捐活动,并组织了西安援绥慰问团慰问抗战将士。西安师范二中在反对阻碍学生救亡活动的反动分子和清算贪污的斗争中,建立了本校学生救国会,西安各校在声援两校斗争中也相继建立了同样的组织。在这个基础上又建立了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万余人举行爱国游行,赴临潼请愿,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民先西安组织就是在这样一个接一个的群众救亡斗争中,吸收其中的先进分子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民先西安组织于1936年10月开始建立,到1938年冬至翌年春民先队的转变,其组织和工作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由秘密状态到公开活动时期,即西安事变前后。1936年5、6月,北平一些民先队员和“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来到西安,参加了张学良建立的学兵队,学员中不少是民先队员。同年9月,民先全国总队部和北平学联派敖白枫等四人由北平来陕,秘密开展民先工作,驻西安案板街基督教青年会,在东北大学、西安师范、西安高中、二中等学校秘密发展了一些队员。于10月1日下午在东北大学的路北野外秘密召开了民先西安临时队部成立会议,参加人有胡景和、刘金声、刘健鹏(刘鹏)、蔺克义等七、八人。会议讨论决定了三项任务:“一、呼吁全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同抗日;二、请求政府给以救国自由;三、唤起民众”。会上组成民先西安临时队部,通过、发表了民先队成立宣言”。①西安事变前,西安民先队员较少,活动完全处于秘密状态,曾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西安事变前夕“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的示威游行和请愿运动。
  西安事变后,民先西安临时队部改为民先西安地方队部,取得合法地位,活动遂公开,公开时队员已有150人。民先队在宣传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以及抗日救国的主张,团结教育青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1月,在刘金声、刘汗人的带领下,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组织一批学生赴武功、风翔一带去进行宣传,沿途风餐露宿,历经艰险,冒着种种危险。民先队还组织慰问团到红军总部驻地云阳镇进行慰问。2月间,民先西安队部派苏一平(蒲望文)、刘健鹏等赴北平参加全国民先队代表大会,向大会介绍了西安青年运动简况,带回了《大会政治与工作决议案》。4月,民先、学联等西安各青年团体,在叶剑英的直接关怀下,选派了由罗文治(郭蔚林)、苏一平、何承华(何贵生)、樊一鸣(樊中黎)、宋继唐、康行(赵延平)等21人组成的代表团,赴延安参加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西安事变中“西安青年拥护和平的奋斗”②及所作出的贡献。毛泽东特别关怀重视西安青年救亡工作,单独接见并宴请了西安代表团全体成员,对西安青年的教育和鼓舞极大。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在此形势下,民先工作的方针任务,经全体队员大会讨论决定为:“一、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迅速完成抗日准备;三、争取民主权利”。③民先队在这方面进行了不少工作。但由于蒋军入关,西安形势巨变,民先活动又转入半秘密状态。到“七七”事变前,民先队的组织有所发展,队员500人左右,但活动范围不够广泛。
  2、工作最活跃、组织大发展的时期,即“七七”事变后至1938年六、七月,“西安五青年”被捕前后。这一时期,由于全面抗争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群众救亡运动不断高涨,民先队工作也处于最活跃时期。同时,北平一些大专院校迁来西安,组织西安临大,大批民先队员和进步学生随校来西安,增强了西安青年运动的战斗力。当时民先确定的中心任务是:“立即发动全面抗战;要求政府开放民众运动”④。1938年2月,在民先全国总队部陆平的主持下,召开了全省民先扩大干部会议,又明确规定了民先的五项工作任务:“一、协助政府动员民众,巩固西北国防;二、在统一战线原则下,促成西北青年大团结;三、广泛的发展民先,并协助其它救亡团体发展;四、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力谋青年生活的改进及战时教育的彻底实施;五、请求政府领导,取得公开合法”。⑤这个时期,民先队出面,与学联等救亡团体一道,先后组织和领导了青年抗日救亡活动在团结教育广大青年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民先队的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西安地区的民先队员,1938年春节前后,约为1100多人(当时归民先西安队部管辖的外县的民先队员近两千人未计算在内),到最高峰的七、八月间,队员已发展到约两千人左右。
  3.由公开转向分散秘密活动时期,约从“西安五青年”被捕到我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传达后。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在西安地区采取了取缔抗日救亡十三团体,逮捕五青年,学生集训,迫使学校南迁等措施。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了保存抗日力量,民先队活动逐步走向分散隐蔽状态,在国民党校的暑期学生集训队中,民先队停止了上下级组织间的联系,其活动完全置于所在单位党组织领导下,学校南迁后,留在西安的民先队和队员也都转入了秘密状态。已经暴露了的各级民先队主要骨干先后经党组织调到外地工作或送西安学习,并动员了大批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去延安。
  4.民先队的转变时期,即从1938年12月省委青委扩大会议后到翌年上半年。鉴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当局对进步青年运动采取了打击压制的方针,公开宣布取缔民先队,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省委青委扩大会议根据党的全国青年工作会议精神,确定民先队要采取转变的方针,以求隐蔽,保存力量,更好地团结广大青年。具体工作主要是:(1)转变民先队的工作方式,将民先队转变成读书会,歌咏队等,采用各种形式团结更广大的青年。(2)凡有党组织的地方或单位,民先队交所在单位党组织领导,停止民先队上下组织间的联系。(3)在没有党组织而有民先队组织的单位,将民先队中的优秀分子逐步吸收入党。(4)对已经暴露的青年送往延安学习。这项转变工作一直进行到1939年上半年,约半年时间才基本完成。
  二、民先西安组织的主要活动及其作用
  民先西安组织是当时西安青年救亡运动中的一支主力军,从建立到转变,在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学委及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主要开展了以下活动:
  1.同学联等青年团体一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组织工作。抗战爆发后,全国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而国民党却采取了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政策,我党针锋相对地提出发动群众全面抗战的方针,民先西安队部与学联、妇女慰劳会、西青救等进步团体一起,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动员队员在宣传党的政策和开展各项活动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民先西安队部组织学生与各界民众欢送军队出征,募捐慰劳前线将士,为伤兵服务。还动员青年到前线去,到接近前线的农村去,到部队去。至1938年春,动员了三百多名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到前线参加抗战,并动员了上百名进步青年去参加国民党办的空军等军事训练学校和机械化部队。当时花力气最大后来影响也最大的一件工作,是从1937年9月开始,与西安学生联合会一起,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组织各校学生,先到西安郊区宣传近一个月;接着,又连续组织了150多个农村工作团和寒假回乡工作团,分赴关中各县以至陕南各地去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救亡,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工作团都是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的。各个工作团内部多半还成立了临时的民先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帮助建立和发展了各县的民先组织。到年底前后,帮助各县建立起25个民先队部、30多个县有了基层民先组织,连西安在内队员共约有3千人左右。但学生的爱国行动,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陕西当局千方百计的阻挠。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党委在省委的领导下,针锋相对地提出要求实施战时教育,通过“十一九”的请愿斗争,才冲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成千上万学生下乡搞救亡的群众运动。
  2.为争取公开合法和青年的民主权利,卓有成效地开展了许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8年2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勒令民先等进步抗日救亡团体解散或“自动结束”。民先西安队部同各兄弟团体一道,在党的领导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一面通过谈判,揭露其控制、取缔救亡运动的阴谋;一面公开出面,开展和组织群众性的救亡活动。5月间,以柯乐满为团长的世界学联代表团来西安,民先西安队部和各兄弟团体一道,公开参与和组织了欢迎活动。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3千多人,在于志远和朱平的带领下,打着民先队的旗帜,列队去机场欢迎。在机场上欢迎队伍还与国民党省党部的特务展开了一场激烈争夺民先队队旗的斗争。接着,民先与学联又在西安师范召开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座谈会,并邀请西安各界各团体代表参加。
  5月17日,国民党又重申前令,解散民先、西青救等十三救亡团体,激起了民先队员、广大青年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强烈反抗。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报《西北周刊》于2月22日、6月20日先后两次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并对民先队等团体给予支持和声援。冯文彬代表西北青救会廿余万有组织的青年在报刊上发表谈话,提出了抗议。这个斗争还引起了全国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关注和支持。但国民党不顾舆论的谴责,于5月下旬,出动军警宪兵对民先队部经常活动的地方北大街平民坊五号和全国总队部、西北队部驻地西安师范进行了搜查。接着,又先后逮捕了民先西安队部队长于志远、西青救西安办事处的何志诚、新文字促进会员负责人蔺克义、民先西北队部队长李连壁、西青救办事处负责人陈宇。逮捕爱国五青年的事件,震动了西安的广大青年和各界爱国人士,激起了各个抗日救亡团体和文化界的义愤。在党的领导下,立即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取缔十三救亡团体,营救爱国青年的群众运动。每天有数百名以至上千名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轮流到监狱探望、慰问于志远等爱国青年。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和各界爱国人纷纷来电、来函、签名和发表文章,声援这场斗争,慰问五青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中共代表林伯渠同志亲自出面同国民党省党部进行交涉,实际指导着营救活动。9月初,周恩来路过西安,亲自过问此事,给西北行营主任程潜打了电话,要求他释放“爱国五青年”。9月4日,五青年恢复了自由。这场斗争,显示了党领导的西安地区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威力,也是对民先西安队部等进步团体的一个很好的锻炼和考验。
  3.开展青年统一战线工作,为西安青年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1937年秋,国民党为了打击压制进步青年运动,同我党争夺青年,先后建立了西北青年抗敌协会(简称“抗协”,“复兴”的外围)和西北青年抗敌先锋团(简称“抗先”,“CC”的外围)。因此,它们一出现就同进步青年团体闹磨擦。开始时,由于进步青年在学校占绝对优势,加之有的地方我们的一些同志对他们采取了错误的打击方针,因此,斗争非常尖锐。后来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方针。根据这个方针,1937年冬,由西安学生分会(即原来的学联,后改名为陕西省抗敌后援会西安学生分会)出面,民先、青年文艺协会、妇慰会、平津同学会参加,同“抗协”等联合制定了六团体“共同活动纲领”。
  4.加强民先队本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输送队员和青年到延安。民先西安队部始终重视本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在各级民先队组织机构中,都没有训练部,专管队员的教育与学习工作。除着重实际斗争的教育外,还将《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报》、《西北》和许多进步书籍,列为队员的读物。曾将《论持久战》和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小册子列入学习和教育计划。民先队还有较严格的组织生活与政治生活。民先队组织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环境允许时,各民先分队还经常召开队员大会,讨论工作,并进行选举。正因为民先队有着比较严密的组织生活和政治生活,不仅提高了队员政治思想觉悟,而且为党组织的发展准备了一批后备力量。当时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多数是先入队而后入党的。
  为了对青年进行抗日军事常识教育,1938年1月,由李连壁等带队,民先队组织了一部分民先队员到安吴堡附近举行冬令营。总队部陆平作了《抗战形势的报告》,还请军事教官讲了《游击战术》,并作了军事演习。1938年春,民先西安队部又在西安南郊宋家花园组织了约四、五千人的军事演习。军事演习的教官是从西安八路军事办事处请的,讲了抗日战争的游击战术,实际上给大家上了一次军事课。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学委建议中央青年部负责人冯文彬办个训练班为西安学运训练积极分子,确定在泾阳斗口于右任先生农场举办了“战地青年干部短期训练班”。一、二期学员大多是以民先队名义动员去的西安各校的一些进步的青年学生。这个训练班就是安吴中国青年干部训练部的前身。此后,民先队将动员和介绍进步青年去延安作为自己一个经常性的任务,介绍去的有西安的民先队队员和进步青年,也有由外地外省来西安经过民先西安队部介绍去的。
  民先西安队部在当时西安青年抗日救亡运动中确实起了骨干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难免有许多缺点。主要是团结教育青年面较窄,对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以至落后状态的青年重视不够,关门主义倾向未能得到很好的克服。工作方法也简单生硬,过于政治化,对青年的特点及其多方面的要求注意不够。
  
  (载自《抗日战争时期青年运动专题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
  注释:
  ①③④⑤1938年4月傅锡荣在民先西北队部成立大会上所作的《民先在西北》报告。
  ②韩进《民先在西北》《一年来的西北青救会》。1938年8月《西青救与青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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