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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抗战初期广州青年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初探
 
陈家文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抗战初期,在中共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州青年团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适当利用广东国民党当局内部的矛盾,突破以前那种秘密活动的沉闷局面,广泛地团结发动了各阶层的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宣传、发动和组织民众的各项工作中,成为促使抗日救亡的怒火燃遍南粤大地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中共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适当利用广东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争取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七七”抗战爆发以前,广州青年抗日救亡运动长期处于被压制的局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推动独霸全中国的计划。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广州的青年与全国各地青年一样,积极发动抗日示威、抵制日货、请求政府出兵收复失地、下乡到各县宣传等抗日活动。10月10日,广州青年在繁华的永汉路宣传抵制日货时,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死伤数十人,这使广州青年刚高涨的抗日热情很快就被扼杀下去。这是广州青年的第一次抗日热潮。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北平的学生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伟大的“一二九”运动,被压抑多年的抗日怒火在广州青年中再次爆发出来。以中山大学为首的各校爱国青年学生毅然冲破当局的禁锢,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接连发动了四次抗日示威大游行。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广州青年学生果敢地到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请愿,要求出兵抗日,开放民众运动。又勇敢地冲进国民党省教育厅,谴责其多次阻挠破坏青年学生抗日游行的卑劣行径。寒假一到,广州的青年学生又组织100多支宣传队下乡到各县宣传抗日,把抗日救亡的种子撒向全省各地。广州青年学生抗日爱国的行动再次遭受国民党广东当局的镇压。1936年1月13日,国民党广东反动当局指使特务、侦缉、流氓乔装打扮,在西华路、荔湾桥头对参加第四次游行手无寸铁的学生游行队伍施以毒打,酿成轰动一时的“荔湾惨案”。广州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再次被迫转入地下,此为第二次抗日的热潮。
  抗战爆发后,广州青年抗日救亡运动重新走向高潮。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向华北、华东进攻,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全国要求抗战,要求御侮救亡的呼声此起彼伏,抗日救亡的怒潮一浪高于一浪,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仪和推动下,国民党蒋介石被迫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使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广州的青年与全国人民一道,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中去。
  1936年夏秋间,在北方局的领导下,广东重建党组织,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中共广州临时市委相继成立。为把广州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迅速从秘密状态的小圈子范围转变为公开合法的群众运动,团结广大的青年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党组织在“中国青年同盟”、“突进社”等秘密青年革命团体中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中共广州临时市委专门设立学生工作委员会,以加强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广东自1936年陈济棠倒台后,国民党中央势力进入广东,与地方实力派明争暗斗,使广东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形成了以余汉谋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以曾养甫为首的C·C派和以钟天心为首的太子派等政治派别。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广东的各派政治势力更是各树一帜,争取青年组织团体,努力扩展自己的政治势力,以与其他政治派系争雄。中共广东党组织认真分析了广州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状况和广东国民党当局内部的矛盾,决定要不失时机地突破以前那种秘密的小团体活动的状态,争取建立各种形式的公开合法的青年抗日救亡团体,团结组织广大的抗日爱国青年投身抗战,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随以曾养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势力入政广东的省党部书记长兼民运科长谌小岑,在抗战爆发不久,即酝酿筹组“广东青年救亡同志会”,作为争取和掌握青年开展抗战工作的一个公开合法组织。中共党员吴华、虞焕章、邹优瑞等得悉此消息后,根据我党当时要建立公开的青年抗日团体的精神,很快就发动了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广东青年救亡同志会筹备会”。但是,“广东青年救亡同志会筹备会”的成立却引起国民党各派势力的反对,国民党市党部、市社会局的顽固势力也以“团体分子复杂”为由,不准在市党部立案。于是,谌小岑就由“广东青年救亡同志会筹备会”的执委和骨干组成“救亡呼声社”,办一刊物名为《救亡呼声》,在省党部立案,取得合法地位。救亡呼声社建立后,经过我党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活动,很快就聚集了大批爱国的青年,社员从最初的五十余人发展到三、四百人,并先后在南海县官山镇、佛山镇、东莞县等地设立了分社。
  1937年7月,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余俊贤开始筹划组织广东青年群文化研究社,以争取一批青年。勷勤大学的黄玄(中共地下党员)获悉其意图后,即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了情况。中共广州临时市委先后派出章沛、谭丕桓、王磊,胡明等一批党员通过关系参加该社的筹备工作。青年群社正式成立后,社长由余俊贤担任,但理事会的理事绝大部分是中共党员,社内各项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基本上是按我党的意图进行的。该社后来发展到9个分社,社员发展到阳江、阳春、梅菉等县共二百多名爱国青年参加,成为我党团结青年,组织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公开合法的阵地。
  与此同时,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陈宗周也不甘示弱,以扩大发展其掌握的“广州市学生抗敌后援会”控制全市学生的抗日活动。我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派出陈能兴、陈恩、李鹤超、吴凤珠、陈良堡、朱荣等一批党员学生以学校学生会或自治会代表的资格参加到其中的工作,并努力促使该组织改名为“广州市学生抗敌救亡会”,以发动、组织更广泛的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爆发后,中共广东党组织审时度势,逐步把工作的重点转向领导广州青年改变秘密的关门主义作风,利用广东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及其组织青年团体的时机,动员了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参加到由广东国民党各政治派系组织的抗日团体,从而使这些抗日团体的各项工作大部分为我党领导的进步青年所掌握。救亡呼声社、学抗会、青年群社、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中大附中青年抗日先锋队、抗日青年先锋团等几十个名称不同、人数不等的青年抗日团体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这标志着多年来广州青年抗日救亡运动被压制的沉闷局面的结束和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从分散到集中,统一全省的青年运动,更广泛地团结、组织各阶层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广州青年各抗日团体相继出现后,广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呈现一派新的气象,大批爱国青年公开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张贴抗日标语,演出抗日戏剧,演唱抗日歌曲,召开群众抗日大会,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同时,又出版发行各种刊物,如《广州学生》、《青年群》、《救亡呼声》、《救亡活报》翻印各种马列主义的书籍及党的刊物《群众》、《解放》等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但此时这些青年抗日团体还是各自为政,各行其事,抗日的各项工作自发性多于计划性,这势必使抗日的力量分散,于广泛地发动、组织广大青年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所不利。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广东国民党当局对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开放和广大青年爱国热情的日益高涨,领导和推动广州各界青年进一步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青年抗日组织,促使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我党的青年工作者面临的首要任务。此时,从北平、天津回粤的流亡学生组成“平津同学会”,他们根据北平学生组织民先队,统一当地青年运动的经验,积极与广州各抗日团体积极分子联系,在各青年团体中开展活动,倡导成立统一的青年抗日组织。
  1937年12月,平津同学会、中山大学抗日先锋团等5个青年团体倡导发起“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纪念,得到了学抗会、青年群社,救亡呼声社和各大、中学校等青年抗日团体的响应。纪念大会如期于12月9日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不仅有学生,也有工人、教师,还有文化界人士郭沫若、章乃器等,也有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如国民党省部书记长谌小岑、市党部书记长陈宗周等,以及马行公、曾繁初等国民党方面的青年干部。大会认为“有了坚固的团结,才有坚强的力量,有了统一的步伐,才有健全的行动”,并决定迅速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联合会”,作为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公开的统一组织。但“广州市学生抗日联合会”仅能领导全市的学生运动,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包括全省各界青年在内的抗日组织,真正把全省地青年运动统一起来。
  12月14日,在中共党员的推动下,参加“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纪念活动的社团再次举行关于青年问题的讨论会。针对当日南京己失守,华南形势日趋紧张的局势,到会各团体代表对成立领导全省青年运动的统一组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议决定名为“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随即选出21个筹委组成筹备会,负责从速组织。
  会后各团体从事青年工作的党员和进步青年迅速行动起来,积极争取到救亡呼声社社长、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谌小岑的支持,又宣传发动各团体的青年积极报名,并派人与中山、谷山、开平等地的青年团体取得联系。
  1938年1月1日,广州市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青年群社、平津同学会、留东同学会、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中大附中抗日先锋队、青年抗日先锋团等八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发起宣言》和《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组织大纲草案》,宣告抗先正式成立,号召全广东的青年“集合到抗日先锋队来”,“建立巩固的、富于战斗性的青年统一战线”。
  为使抗先的队伍迅速扩展到各校、各县、市、各阶层,2月3日,由各队部推派出代表19人组成抗先临时委员会,全面负责抗先的各项工作,以便于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4月11日,抗先临工委召开了第二次扩大干部会议总结工作,进一步明确抗先工委会各部门的职责,确定抗先各队的番号,由中大抗先队,中大附中抗先队、青年群社、救亡呼声社、晨曦抗先队、广雅抗先队、前卫团等单位依次编为7个抗先大队,由土华乡、流动工作团、工运人员、江村师范四部分的抗先队员依次编为4个独立的支队。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后,很快就得到全省各县爱国青年的热烈响应。中区的中山、台山、新会、开平、恩平、顺德、鹤山;西江的广宁、郁南、云浮、新兴、高要;南路的遂溪、合浦;东江的紫金、河源、龙川、惠阳;水江的南雄、曲江、清远、翁源、佛冈、新丰、仁化等县相继成立抗先队组织,至1939年10月,参加抗先的人数共约12,000余人。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成立,是广州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由分散到统一的标志,他团结了救亡呼声社、青年群社、学抗会等几个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青年团体以及十多个人数较少的青年团体,之后很快就推动全省各县抗先队组织的建立,其发展之快,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团结、组织包括学生、工人、农民、文化人士等各界爱国青年的面之广、并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全省广泛性的青年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是自“九、一八”抗日救亡运动在广东开展以来所罕见的。

 


  从一般的抗战宣传到深入到城乡,发动和组织工农民众参加抗战,推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广东当局对群众运动逐步“开禁”,广州青年被压抑良久的抗日救亡热情日益高涨,各种青年抗日团体纷纷出现。在这些团体内部的党员、进步青年自觉地组织起来学习政治理论,学习我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各项抗日主张的文件,传阅得以公开发行的党的报刊——《新华日报》、《解放》、《群众》、巴黎《救国时报》等,学习马列主义的书籍,讨论时事政局的变化,交流学习心得,使团体内的青年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提高了一步,更具体的认识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又动员大批的青年学生积极分子参加广州市学生抗敌救亡会的暑期工作,在内部团结群众,推动它进步。又通过这些积极分子回到学校,巩固和活跃各学校的学生自治会、班会,建立各种公开的研究会,如数学、自然科学、历史、英文或社会科学研究会,来团结落后的只顾读书的学生,使之懂得抗日与革命的理论,把这些科学与抗日联系起来,并且用体育、旅行等活泼的方式来团结教育青年,提高广大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另方面又发动青年学生走向社会开展公开的抗日活动,组织抗日宣传队,在繁街要道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演唱抗日歌曲,分赴省属各县、市宣传,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奋起抗日。又以张贴抗日标语、翻印、发行进步报刊,出版璧报、演讲,召开群众抗日大会,举办各种民众训练班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随着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南京失陷,日寇正准备向华南进攻,广东的形势日渐紧张,对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对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和一般地对民众进行动员、发动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当时的形势,广东党组织决定把“武装华南、扩大和巩固青年统一战线”作为开展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任务。此时,全省统一的青年抗日组织一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已经成立,抗先工委会根据党的指示,于1938年2月12日召开第一次扩大干部会议,决定更广泛地把“青年大众团结到青年统一战线上来,在统一的组织中,在统一的行动中,实现青年的武装”,“在团结广大青年学生的基础上,深入发动和组织工农民众,全力支持抗战工作。”
  1938年5、6月间,日军飞机对广州连日进行轰炸,抗先队组织大批的爱国青年勇敢地走上街头,担负防空、救护、巡查、捉拿汉奸等工作。“八一三”周年纪念日,广州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献金活动,支持抗战。抗先响应广东党组织的号召,“在这个运动中扩大我党的影响”,四处宣传,动员青年及各界群众献金,并派出宣传队到各献金台广泛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又在西濠口献金台前召开有五千多群众参加的大会,请八路军的代表廖承志演讲,激发起群众抗日的激越情绪。会上,群众自发地叫出了国共合作的口号,大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从而打破了许多年来受白色恐怖所压迫的工农群众及革命知识分子积郁的闷气。
  广州爱国青年的宣传、救护、献金、捐款、捐衣等活动,对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年起了有力的动员作用。在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的爱国青年络驿不绝。从1938年1月至10月,通过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介绍到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计有千余人之多。
  为使广大爱国青年、工农群众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响应保卫华南、保卫广东、支持政府抗战的号召,广州青年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工作逐步转入发动、组织工农抗战的工作。
  1938年寒、暑假期,抗先队先后动员了大批青年学生到市郊和各县开展大规模的发动、组织工作。在寒假,开展以近郊土华乡为中心推动黄埔各乡的抗战动员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工作,除在土华乡组织了100多人的农民自卫团外,组织伦头、小舟一带的农民自卫团300多人,组织全黄埔十三乡救亡工作者协会和组织了十三乡各乡歌咏团及儿童团,组织了三个乡共80多人的救护队,又帮助各乡普遍建立妇女识字班和当地抗先乡队部,使这一带成为广州近郊抗日救亡活动最活跃的地区。
  与此同时,又组织宣传工作队到顺德西海、路尾围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建立西海、路尾围的农民抗敌后援会和抗先支队。宣传队的教忠中学党支部还吸收了当地一批农民入党,建立当地的农村党支部。以后,西海、路尾围成为珠江纵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重要的根据地之一。
  1938年的署假,抗先又动员了500多队员组成工作队,分发到30多个县的区域去工作。在这次下乡工作的推动下,花县、增城、中山、台山、开平等地先后成立了抗先支队或乡支队部。
  在发动农民青年组织起来的同时,抗先也逐步注意到建立抗日武装的工作。1938年5月,李克筠、唐健、周明、杨步尧等抗先队员先后到增城、云浮组织当地的农民武装。在增城发动当地农民群众,成立了雅瑶、仙村两个“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不脱产的大队。10月底,广州沦陷后,这两个自卫团大队联合成立第三区常备队共130多人,配有轻机枪、手枪等武器,成为我党新掌握的武装队伍。这支武装队伍在增城附近多次打击敌伪势力,大大鼓舞了民众抗战的信心。后来,这支武装队伍成为东江纵队的一个组成部分。
  广州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除注意到发动、组织农民外,还注意到城市工人的工作。当时广州的几个大工会如印刷工会、榨油工会、机器工会、以及沽票员工会等,抗先部曾派队员去开展工作。通过办识字班、出小报,同工人谈心,教唱抗日歌曲等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介绍抗战前线的形势,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超额剥削和压迫,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动员工人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抗战工作,从中发展抗先队员。在日寇侵略广东前,中共广州市委为了培养武装干部,办了一个工人武装干部培训班,抗先队员即从榨油工人中抽了一批积极分子参加,以后又陆续在工人中发展了一批党员,抗先队员在工人中的动员、组织工作,为广州沦陷后工人群众在敌后坚持斗争埋下了打击日伪势力的种子。
  “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这一年零三个多月的时间,在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州青年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从秘密走向公开,从分散走向统一;从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抗日救亡宣传、发动到城乡工农的动员、组织;从以大城市广州为中心到全省各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在运动中它不仅团结、教育了广大的青年群众,而且锻炼、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的干部。华南战争爆发后,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批进步爱国青年毅然走上抗日的前线,为广东人民的抗日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载自《抗日战争时期青年运动专题论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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