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史展览馆-中国共青团网
中国共青团网
团中央工作动态   |   独家特稿   |   专 题   |   各地团讯   |   图片频道   |   视频频道   |   青春人物 
 
  中国共青团网 >> 团史展览馆 >> 团史研究
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青救会是共青团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 赵有奇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目前在团史研究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共青团改造为青救会以后,是共青团历史的中断,还是共青团历史的发展?青救会算不算共青团历史的组成部分?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一个问题,即共青团在什么时间实行改造的?对此想谈点个人粗浅的认识。
  一、对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时间的初考
  共青团改造为青救会,首先要弄清它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时间里实行改造的。目前通行的说法都认为中共中央改造共青团的《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作出的,(如中央党校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央团校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简史》);而且在一些汇编的历史文件中也写的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委会汇编的《中国青运文献》(一),中央团校汇编的《中国青年运动历史文件选编》,中共中央书记处一四一年十二月编印的《六大以来》〔下〕等)。笔者认为这个时间值得重新考证
  (一)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形成来看,《决定》的内容和这一时间就明显地存在着矛盾。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抗日救国告全国各界同胞宣言》,开始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而这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在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上,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因而不可能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作出分析。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十月十九日,抵达陕北吴起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也于十一月返回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精神。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拥护并参加党领导的抗日反蒋斗争。十二月廿五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正式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显然,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国之前,在党对整个形势任务作出决议之前,在青年抗日救亡运动未高涨之时,中共中央是不可能先作出“由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动,最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到救亡运动与民主自由斗争中来,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提出了根本改造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形式,去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决定》的,而且《决定》中“把为发扬文化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广大的青年运动,当作自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的最中心任务”的“民主共和国”的提法,是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书》中首次提出的(即把瓦窑堡会议提出的“人民共和国”改变为“民主共和国”)。至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共青团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的内容,根本和《决定》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响应党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具体行动。只有到了党的方针由抗日反蒋转为逼蒋抗日以后,到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以后,才有可能作出改造共青团的决定。
  (二)从当时共青团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也和《决定》的内容、时间不相吻合。
  如果按照党中央《决定》中关于大批吸收团员入党、不再建立团的组织、没有入党的团员作为党的积极分子的要求执行,那么,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后就不可能再大力发展团员和团的组织了。可事实是怎样的情况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史料中得出与此不同的结论。
  1.一九三六年一月团中央在《目前形势与团的任务》中指出:“目前形势的改变,无疑地也需要改变团的组织政策,要适应目前的开展,需要大批地发展团的组织”。这个“大批地发展团的组织”,显然和《决定》“不再建立团的组织”发生了矛盾。2.据当年担任陕北团的领导工作的慕纯农、白治民、白向银、王月民、郝玉堂等同志回忆,党团中央到陕北后,团中央工作人员得到了加强,团陕北特委、陕甘特委分别扩大为团陕北省委、陕甘省委、神府特委、关中特委,红军东征、西征之时又分别成立了团山西省工委、陕甘宁省委。党团中央到陕北时,陕北地区团员只有两三千名,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团具体实行改造之时,团员猛增到二万人。3.从整个陕北地区团的改造来看也都是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开始的。党中央长征到陕北后,陕北就成为全国革命大本营,陕北地区的青年运动也成为团中央开展工作的重点。因而陕北地区团的改造反映着全国团的改造的主要方面。十一月初,团中央成立了西北青救会筹委会,制定了青救会组织法(草案);十一月五日冯文彬同志代表团中央发表《使青年运动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一文,阐述共青团改造成为青救会的必要性及新的青年组织的性质、形式和工作方法;团中央为适应团改造以后青年工作的需要,训练新的干部,在志丹县创办的鲁迅青年学校(有人认为是八月创办的中央团校,十一月改为此名),于十一月七日正式开学,十一月各级团组织制定改造的计划,着手建立青救会的基层组织,到十二月底,陕北各级团组织彻底实行了改造。事实说明,党中央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后,整个陕北苏区团组织和团员队伍,都在日益发展壮大,团的工作日益活跃。不仅如此,而且国统区的团组织也有一定的恢复(如北京、河北等地)。
  (三)从当年出版的一些文件看,也足以说明《决定》是一九三六年十月间的事。
  1.从我们目前看到的材料看,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最早登在民国廿五年(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工作》第十九期上。一般说,作出决定的时间应早于发表决定的时间。
  2.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委会汇编的《中国青运文献》(一)中的冯文彬同志两篇文章的内容看,《使青年运动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一文指出,“鲁迅青年学校应继续地扩大与不断地开办”,而鲁迅青年学校是在党团中央机关一九三六年半年从瓦窑堡搬到志丹县后在志丹县创办的,这也证明这篇文章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发表的,不可能是在这个学校创办前发表的,但《中国青运文献》(一)却把这篇文章的时间误写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月;《为什么要改造共产主义青年团》一文指出:“我们党去年八月以后才大规模地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这无疑指的是一九三五年党发表的《八一宣言》,绝不是指的一九三四年,但《中国青运文献》(一)也把这篇文章的时间误写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冯文彬同志是一九三六年春到团中央工作的,他的文章是根据党中央改造团的决定来具体阐述改造团的意义、方法和步骤的,无疑是一九三六年十一、二月发表的。从而可以断定党中央的《决定》是一九三六年十月的了。3.从中央青委领导人抗战时期发表的重要文章来看,也都分别指出党中央的《决定》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发表的,如:李昌同志一九四○年六月的《边区青年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见中央团校《中国青年运动历史文件选编》),冯文彬同志一九四一年八月的《当前各抗日根据地青年运动的基本方向》(见《解放》134期),刘光同志一九四三年的《我们这一代的道路》等。
  以上事实说明,中共中央改造共青团的《决定》是在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之后的一九三六年十月间作出的,不是在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之前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作出的。
  二、青救会是共青团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青团的改造,是中共中央根据少共国际“六大”“根本改造共产主义青年团”、建立“真正群众的新式的青年团”的决定(《国际青运文献》〈一〉),为了“吸收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而作出的决定。关于团的改造,笔者认为:
  (一)共青团的改造,不是共青团历史的中断,而是共青团组织形式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少共国际“六大”决议指出,“青年团的组织形式,不能对各国、各省和各城市都千篇一律,而应适合青年运动的具体条件和特殊任务。各种满足青年文化、经济、职业和政治利益的俱乐部和研究组,以及各种地方联合会、讲习所、公共宿舍、个别的小组,如失业青年组、农民青年组、妇女青年组和在青年组等,都应成为青年团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国际青运文献》〈一〉)。中国共青团正是遵循这一原则,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进行改造的。我党从中国共青团和青年运动的实际出发,在《决定》中对国统区和苏区团组织的改造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国民党区域内原有第二党式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应该取消,所有青年团团员都应该依照各地的具体环境与需要去参加一切现在青年群众的合法的与公开的组织,利用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去建立……民族解放性质的青年组织,……应该依照各地的具体情况,使各种青年组织,在抗日救国、民主自由的共同目标之下,实行合作联合与统一。”“苏区与红军中青年团,必须把教育训练青年成(“成”疑为“作”——本文作者注)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使全苏区的青年成为全中国广大青年群众的模范。青年团的组织必须全部改造以适应这一任务,使之成为全苏区青年的各种文化、教育、体育、军事等团体的联合组织,在组织内实行广泛的民主,并以一切方法同国民党区域内的青年团体取得联系。”这里也明确告诉我们,把国统区单一的先进的共青团变为适应具体环境与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民族解放性质的青年群众组织;根据地的共青团要改造成为根据地各种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并联系(实际是领导)国统区各青年团体。按照少共国际和我党的决定,共青团改造以后建立的青救会、民先队、青年救国团、青抗先、学联等各种青年组织,也当然是共青团的具体组织形式,是共青团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青团改造以后,青救会担负起了共青团的历史使命。青救会仍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担负着“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而奋斗”的总任务,担负着团结教育整个青年一代的基本任务和争取青年切身利益的特殊任务。共青团改造为青救会,它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作用又不折不扣地移交给了青救会。因此我们不能只看青救会没带“团”字,而要看它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它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青年的关系。这如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八路军新四军、八路军新四军又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都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一样,青救会也应作为团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其它国家的共青团来看,苏联共青团由于当时国内形势未发生新的变化,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没有进行改造(见《列宁共青团》);而南斯拉夫的共青团由于当时处在民族危机的时刻,也改造为反法西斯青年联合会,解放后又改名为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都作为共青团发展的一个阶段和团史的组成部分(铁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革命斗争的六十年》)。既然南斯拉夫和中国都按照少共国际精神改造了共青团,南斯拉夫能够把团改造后建立的反法西斯青年联合会作为团史的组成部分,那么中国的共青团改造以后建立的以青救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各种青年组织,也应作为团史的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共青团改造的出发点不是抹杀青年的特点和作用,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青年在抗战中的作用;不是取消了青年组织,缩小了青年工作范围,而是建立了更多的更广泛的适合各地具体条件的青年组织,加重了青年运动的责任;不是削弱了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而是加强和改善了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扩大了党在青年中的影响;不是否定了共青团存在价值,而是更加看重了它的价值,说明了它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因而在新形势下扩大和发展了共青团的组织形式。共青团改造以后,中国青年运动走向更广大的范围。
  (二)多种组织并存,但有统一的领导机关,青救会是青年组织的总形式。
  共青团改造以后,各种各样的青年团体迅速建立,在根据地有青救会、青抗先、青年队、抗日少先队、战工团等青年组织,在国统区有民先队、学联、青年救国团、青抗先、旅行剧团、据点、民青、民协、民主青年社等青年组织。青年组织的广泛建立,有没有统一的领导机关?这个问题也是这段团史的一个重要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抗战时期全国青年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机关,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因而把这段历史定为“党领导的各种抗日青年组织时期”。笔者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实质是有统一的领导机关和总的组织形式的,这就是西北青救会、中华青联办事处、中央青委。它们名义上是三个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工作机构。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抗战初期两次召开的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不是地区性的代表会,而是全国性的代表大会;西北青救会不是地区性的青年团体,而是全国青年运动的领导机关。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延安召开的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冯文彬同志在开幕词中就明确指出:“许多地方因为环境关系而不能到会,但从到会的代表看,从地域上说,有苏区,有国统区,有沦陷区;从省别上说,有陕西、甘肃、宁夏、河南、河北、江西、福建、东北、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山东、山西、贵州、安徽、平津等地”。“这次大会要成为团结全国青年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与世界青年,在为民主自由、民族解放的一个号炮、一支喇叭”。这就足以说明这个大会是一个全国性的大会,它担负着团结全国青年“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准备对日抗战”的任务。大会选举了西北青救会,并决定其“为现有之青年救国联合会最高机关”。大会名称用“西北”不用“全国”,笔者认为主要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这同我党在本年二月提出的把工农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把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是相适应的。
  一九三八年十至十一月召开的西北青年救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也是全国性计有西北、西南、华北、华南、南洋等年团体代表三百一十四名,三青团也派参加了大会。大会提出了全国不同地区(战区边区、敌后方和根据地)青年工作的不同方针和不同工作方法,决定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简称中华青联办事处)。西北青救会、中华青联办事处实际是一个班子,只不过是根据工作需要对外灵活使的两个名称罢了。
  其次是一九三八年五月中央青委的建立。早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改造团的决定党中央就确定在党的各级组织内部设青部或青委及青年干事,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担任青年运动的领导工作。当青年抗日团体广泛建立以后,党又在各进步青年团体中设立了党团(即党组),通过党团直接领导青组织。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三青团,我党为加强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又于五月五日决定在县以上各级党委中成立党的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吸收青年团体中的党团负责人参加青一九四○年又决定青救会中的党团合并委,青委直接参加青救会的领导工作),并立了中央青委。这样,中央青委、西北青救会、中华青联办事处三位一体,一个工作班子。在党内,在与少共国际的联系中,以中央青委的名称出现,在党外,在社会上,根据需要灵活运用西北青救会和中华青联办事处的名称。
  再次,青救会是青年组织的总形式。上面我们介绍团改造以后建立了广泛的各种各面青年组织,它们有统一领导机关,我们样这领导机关和对外的种种青年团体,统称为青救会。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六月四日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中指出:“对青年运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方针并改变共产主义青年团为青年救国会的组织以后”,“党在青年运动中的总任务现在依然是团结整个青年一代。……青年运动的组织形式应与此任务相适应,而青救会就是适合团结各阶级青年的主要组织形式”。“青救会为青年组织的总形式,其个别形式除已有者外,还可以组织其它团体……成为青救会的团体会员”。这就明确告诉我们,青救会是青年组织的总形式,除正式称为青救会的组织外,其它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都是青救会的团体会员,都是青救会领导下的具体组织形式。事实也正是如此。诸如全国性的较大的青年团体民先队、全国学联等,也都是青救会的团体会员。
  建立各种各样的青年抗日组织,是少共国际“六大”和中国共产党在改造团的决定中提出的要求,是团结一切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的需要。党通过青救会这个总的组织形式和各种具体的青年组织,把广大爱国青年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因此可把这一段团史称为“青救会时期”。
  (三)青救会为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提供了丰富经验。
  青救会是共青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组织形式,它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很大成绩,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一九四五年五月,抗战即将胜利,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为实现和平民主,建立联合政府,适应抗战胜利后形势与任务的需要,在党的“七大”期间成立了解放区青联筹委会,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青救会也随之改为青联。青联是在新形势下建立什么样的青年组织的一种探索,是从青救会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过渡组织。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六月,我党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国民党反革命的两手,完成了从抗日战争到国内战争的过渡。一九四六年六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更有组织有领导地发挥青年在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更好地团结教育青年一代,党总结青年运动的组织经验,建立了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不是老共青团的恢复,而是青救会的发展。关于这个问题,冯文彬同志早在共青团改造之时就预见到将来形势变化了可能建团,他在《为什么要改造共产主义青年团》中指出:“我们的组织是应当根据环境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的。我们这次团的组织的改造亦就是形势与任务的变更而改造的。在将来,中国民主共和国实现以至转变到社会主义之时,则组织形式亦必随之变更”。在一九四一年八月的《当前各抗日根据地青年运动的基本方向》中又指出:“青救会只是当前抗日时期中的主要形式,并非最后的组织形式,在将来新的历史环境中,可能有新的组织形式来代替它,甚至亦可能采取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称,但这决非过去青年团的恢复,而是青救会的发展,与新式青年团的创造”。可见新的青年组织必然要代替青救会,青救会必然要转化、发展成新的青年组织形式。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是在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了的新形势下由青救会发展而来的,青救会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经验。
  首先,青救会为确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性质提供了客观依据。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冯文彬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什么》中强调指出:“抗战时期的青年救国会,对于抗日战争也有不小的贡献,但它的根本弱点是缺乏核心,因此松懈,而缺乏持久性。和两种组织(笔者注:老共青团和青救会)不同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以共产主义的标准来限制团员的成份,但又不是所有青年都可以加入的组织,而限于吸收青年中先进的青年积极分子”。任弼时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抗日战争初期建立的青年救国会——包括几乎全体青年的那种青年组织,虽在抗日运动期,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抗战后期就不能足青年群众的需要了。现在如果没有比较强的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作支柱,那么就易团聚青年的力量,也不能集中表现青年意志和行动,青年运动就势必陷于涣散无人的境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吸取了青救后期由于缺乏核心、致使青年运动松懈自的教训,得出青年运动必须要有先进青年群众组织作为核心、才能推动青年运动深持久发展的结论,确立了青年团先进性和众性相统一的性质。
  其次,青救会为青年团正确处理整个民革命运动和青年运动、党的中心工作和立活动、全体人民利益和青年利益、青年织和其它组织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经验。抗中期一些地方的青救会一度因没有处理好的中心工作和青年独立活动、全体人民利和青年利益的关系,过份强调了青年组织青年利益的特殊性,因而产生了青年主义向的错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吸取这一训,冯文彬同志在青年团“一大”结论中调:“青年团必须服从整个革命运动的总务、党的总方针和总路线,青年团必须根据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和各种基本政策来规定自己的工作,并积极参加到整个斗争中去,成为党和人民政府的有力助手,成为一支突击队,才能避免青年主义的错误,才更能发青年在整个人民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能使青年团同其它组织建立正确的关系”
  综合上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青会是共青团在特定条件下的特殊组织形式,是抗战时期各种抗日青年组织的总形式,为正确规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包括新民主义青年团改名后的共青团)性质、任务和作原则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因而应把它作为共青团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载自《青运史研究》1985年第三期)   

 
 
 
中国共青团网
版权所有:共青团中央        E-mail:gqt@gqt.org.cn
地址:中国北京前门东大街10号    邮编:10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