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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安吴青训班历史综述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  共青团陕西省委青运史研究室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安吴青训班,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先是中央青年部)为适应抗战需要和广大爱国青年抗日救国要求,由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①出面,在国民党统治区陕西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一所战时青年干部学校。它积极地、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我党的全民抗战路线和毛泽东同志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实施抗战教育,以多种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吸引、团结、教育、训练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组织输送了万余名知识青年参加革命,为抗日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立下了新的丰碑。


  青训班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党对老共青团实行改造以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展青年运动的一种重要形式。
  “九·一八”事变,把中国拖进了民族危机更加严重的灾难深渊。一九三五年北平学生在我党《八一宣言》的鼓舞和秘密组织的领导下爆发了惊雷般的“一二·九”运动,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一九三五年十月,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十二月党的瓦窑堡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也赢得了各界人士包括许多国民党人士的赞同与拥护。
  西安事变前后,西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在我党的影响和直接领导下空前高涨,西安学生运动处在斗争的前列。从追悼鲁迅、援绥募捐慰问前线抗日将士到纪念“一二·九”一周年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请愿斗争,都是同当时红军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以实现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斗争密切配合着的。中共中央青年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对于西安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十分重视并给予了直接指导。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中央青年部长、西北青救会主任冯文彬,受党中央派遣来泾阳县云阳镇(八路军——五师留守处和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所在地)参加安置从国民党监狱获释的同志的工作。事后,中共陕西省委贾拓夫等负责同志与冯文彬同志商定,拟对西安事变前后西安青年运动涌现出来的大批积极分子进行战时军事、政治知识的训练,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斗争之需要。十月十一日,“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便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斗口镇农场正式创办。冯文彬担任班主任并兼任教员,讲授部分课程。学员一百五十余人,训练时间半个月,主要是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知识、抗日军事常识和抗日青年群众工作。第二期于十一月中旬开学,地址迁至云阳镇,西青救宣传部长乔木(胡乔木)担任了青训班副主任,负责讲授中国革命史和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学员增加到二百多人,学习期限为三星期。结业前后,局势发生变化,青训班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而发展。
  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的政治路线,在日寇疯狂进攻面前只能使我国在抗日的正面战场连遭溃败。继上海、太原等许多中心城市失陷后,南京又丢失,中国的半壁河山沦于日寇铁蹄之下,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到了紧要关头。有着“五·四”光荣传统的中国青年,不甘心做亡国奴,大批流亡学生涌向西安,他们在茫茫黑夜中寻找光明,向往延安,以求抗战救国真理。“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之继续开办和扩大、发展,已是势在必行了。
  一九三七年底,毛泽东同志从延安来电要冯文彬同志回中央汇报青训班创办情况。毛主席肯定了青训班的形式与内容,阐述了组织动员千百万知识青年参加抗战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指示要扩大办,来者不拒。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关怀下,第三期起,青训班即从训练陕西青年积极分子转向全国广大爱国青年。中共中央有关方面从干部力量和物资供给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央组织部陆续从抗大、陕公、中央党校选派了一批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和具有一定文化、理论水平的党政干部作为骨干到青训班工作。黄春霆、李东潮、刘瑞龙、张琴秋、朱致平、史洛文、陈宇、屈志统、董昕、史固、李云新、杨诚、田夫、孙敬文等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一、二月先后到职。第三期开学时学员三百左右,临结业人数超过五百。云阳容纳不了,一九三八年一月便迁至安吴堡,直到一九四○年四月奉命撤离。在这两年零四个月中,青训班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活动和新的发展,留下了许多值得纪念的事迹,因此尽管它的最初名称叫“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后来改称“战时青年训练班”,一九三九年又曾想改为“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但是“安吴青训班”则为当时上下内外一致的通称并扬名国内外。
  青训班遵照毛泽东同志“来者不拒”的指示,充分利用国共刚刚合作后的西安,能够广泛接触各地各类要求抗战的青年这一地理优势,克服财力、物力、人力等诸种困难,尽量扩大招生。西青救还派组织部长黄华驻西安办事处,负责青训班的招生和学员分配(也兼任讲课)。一九三八年的四、五、六期,学员均在千人以上,组织机构也逐渐健全。学员结业前后,多数送往抗大、陕公、中组部训练班继续学习,少数被派往国民党友军和抗日民众团体,从事抗日救亡的组织宣传工作,也有的被留下充实学员连队领导力量。以后的数期学员去向也大体类同。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讨论了青年工作,根据抗战形势发展需要更多的青年干部这一实际,决定进一步扩大青训班规模。五月,成立了中央青委(陈云同志任书记,冯文彬同志任副书记),加强对青年运动的领导。之后,中央青委、西北青救会的机关也由延安搬到安吴堡,以青训班为基地,来推动抗日青年运动的发展。这个时期的青训班,班名去掉了“短期”二字,总结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学计划(包括教学大纲和教材),在机构设置、学员组织、教学形式、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健全与发展。一九三八年,是青训班进入鼎盛发展的时期,一年之中办了十期,招收训练了上万名青年。
  一九三九年,青训班试图迈进专门训练青年工作干部的正规化教育新阶段。西北青救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党的六中全会期间举行的全国党的青年工作人员会议,一致主张将安吴青训班改为“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担负起训练中,高级青年工作干部的任务,以适应形势发展之需要。但是,由于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背叛了抗战以来形成的统一战线,提出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陕西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它早已下手挤垮安吴青训班的步骤,给前来安吴堡的青年设置了重重障碍;加之潼关以东铁路被敌控制,交通阻隔,因此一九三九年一月以后,青训班学员的来源大大减少。班务委员会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不再按期招生,只是以现有人员组编了几个大队,分预科和本科,将原干部一连编为本科一队,学期一年,实现训练青年工作干部的计划,在教学计划的具体实施上,更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配合课程组织学员做下乡调查;根据形势需要,组织六个战地工作团(对外统称“西北青救会战地工作团”),赴晋东南和晋察冀战区发动民众抗日,开展青年运动。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形势愈来愈险恶,青训班不得不中断它正规化训练青年工作干部的计划,做好迎接战争对付国民党突然袭击的准备。七月,在原警卫排的基础上成立了军事队(即一百二十一队),修筑了自卫工事,开展了军事地理调查,准备一旦发生情况,便能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依托桥山山脉开展游击战争。八月,青训班即根据毛泽东同志《反对投降提纲》的战略思想,将主力迁往华北,并入华北联大,留下少部分学员和工作人员坚持训练。一九四○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来电,通知青训班撤离安吴回延安,最后的三百余名学员和工作人员,由代理班主任朱致平、生活指导处长张午带领,于五月初安全转移,回到了延安,全体学员进入“泽东青干校”(校长陈云、副校长冯文彬、教育长黄华)继续学习。中央青委举办全国性的青年工作干部训练班的计划此时才全部实现。
  安吴青训班从创办到奉命撤离共两年半时间,办了十四期,组编到一百二十七个连(队)②,培训了一万二千多名学员,分别输送到延安、前线、敌后根据地、国民党友军、爱国青年团体以及自己的家乡,参加和开展抗日救亡斗争,组织推动抗日青年统一战线,为中国青年运动谱写了光辉篇章。

 


  中国青年在中国革命中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不把千百万青年组织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青训班出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出现在我党实施全民抗战总路线而需要数以万计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坚强战士的时刻,它的贡献与作用是很显然的了。
  (一)安吴青训班,是党中央给予充分肯定的,在青年运动中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积极力量
  青训班依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统一战线方针,欢迎一切愿意抗日的青年到青训班接受战时训练,还“曾商请西北抗协派遣会员来班参加学习,并欢迎抗协在青训班建立抗分会”③。“当时西安有些青年团体还未完全排除那种有害的门户之见,使得西安的青年运动未能顺利地统一起来”④。西北青救会一方面派遣代表,一方面通过最早在青训班学习的西安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做说服解释工作;冯文彬同志还直接去一些学校进行公开演讲。这些活动,促进了西安学生分会、西北青年抗敌协会、民先队西安地方队部、平津同学会、西北青年文艺工作者协会、妇女慰劳会陕西分会六个团体《共同活动纲领》的编法。一九三八年春,在大批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西安“八办”的形势下,青训班敞开大门,不论出身和信仰,一概欢迎,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爱国要求。除流亡学生(中学生居多)外,有从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等海外回来的侨胞和留学生;还“有产业工人,有贫农,有店东,有小贩,有军官士兵,有党部委员,有工程师,有国术家……”⑤.无论来自哪方面的青年,青训班在政治上都是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为加强学员统一战线意识,常利用课余时间协助地方政府作教育民众、组织民众抗日救亡的工作;在举行野营演习中,组织与沿途的国民党党政机关和驻军联欢。只要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的,青训班都积极去做,因而引起了舆论界对它的注目。著名摄影记者赵定明先生来安吴堡拍摄了青训班许多学习、训练、生活活动的照片;著名教育学家李公朴先生也到青训班考察,写了长篇文章宣传安吴青训班,在汉口读书出版社公开出版。
  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对青训班十分关心,当青训班反映缺乏军事教官时,即亲自写条给抗大教育长罗瑞卿,要他选送红军干部支援青训班;青训班送往延安或途经延安去前线的许多学员,都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和鼓励;青训班举行周年纪念时,毛主席还特意题了词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一九三八年从前线回延安时,亲临青训班视察,检阅了学员队伍,赞扬青训班全体师生朝气蓬勃、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青年们“学好本领上前线”。⑦朱总司令还接受了青训班的请求,担任了青训班名誉主任。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博古、谢觉哉、彭德怀、贺龙等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都给予了安吴青训班很高的评价和亲切的关怀。青训班正是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在发展抗日青年运动中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起了积极的模范的作用。
  (二)青训班是一个青年的民主的教育机关,也是锻炼青年的革命熔炉。
  青训班的教育方针是努力向青年“阐扬革命的三民主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巩固民族大团结,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发扬艰苦奋斗精神”⑧,并以“抗战的军事政治武装青年头脑,增加青年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技能,培养大批青年于部,以适应目前抗战之需要,使他们在神圣的民族战争中发挥伟大作用”⑨。从这一方针出发,它根据当时青年的思想与要求,有的放矢地进行政治教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教育(抗日游击战争)、群众路线与工作方法的教育(抗日民众运动)和马列主义启蒙与理论的教育(唯物史观),把授予抗战本领同人生观教育联系起来,把授课和组织学员参加实践活动联系起来。教学人员和管理干部都十分注重运用启发诱导的方法,依靠学员自己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回答自己的问题。青训班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对学员所进行的一切理论的和实际的训练,都是为学员走出去投入抗战而设计的。
  青训班灵活地运用红军的政治工作的经验,它提出要“用全新的教育方法,启发学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以造就千万个真正英勇又有才能的民族解放干部”。从一开始创办,就按部队的管理办法,实行军事化要求,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各个学习连队仿效红军建立“列宁室”⑩作法,活跃学员课外生活。一九三八年一月以后,逐渐由学生民主推选的学生会来负责组织适合青年特点与要求的活动(演讲会、问答晚会、心得展览、球赛、戏剧歌咏演出等),正是在这些活动中发现、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在青训班,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把学员看做主人,大家都自觉地、热情地努力为学员提供学习、生活以及文化娱乐等各种可能的服务,而同时也使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建立起亲密无间的感情。干部和学员同吃一锅饭,同受统一纪律的约束,在清晨列队出操的队伍中,在开荒种地的劳动中,在帮助当地群众抢收黄粮中……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没有不在学员之中并起着模范带头的作用。学员对干部或班部工作有意见,可以毫无顾忌地当面提;定期的民主生活会上,大家都能以诚恳的态度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怕是刚进班学习不久的学员,也会自觉地运用这种自我教育的武器来扫除身上的灰尘。学员与干部之间,均以“同志”相称呼。一个新的同学踏进校门,立即就会沐浴在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在这里,“一切都是紧张活泼的,带着浓厚的青年色彩;一切都是民主的,有着尽你自由呼吸的民主空气。”⑾充分体现了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那些刚从日本铁蹄下逃亡出来的,从国民党顽固势力统治下挣脱出来寻求光明的青年,走进青训班,犹如到了另一个世界,象是回到了自己的家。经历过这段生活的人,每当回忆起来,都由衷地产生一种眷恋之情,甚至落下激动的泪花。
  安吴青训班,正是依靠它正确的教育方针和方法,依靠它成功的、有效的政治工作和严格的军事训练,把成千上万青年培养成有理想、有纪律、有专长、能战斗的抗日战士。输送到“鲁西、皖北、晋南、晋西、晋东、冀中各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八千以上学员,他们在华中华南的群众工作中,在若干高级的军事政治学校和若干地方政府里,表现出任劳任怨视死如归的奋斗精神,博得上下一致的赞许。”⑿派往国民党友军第十七路军教导队的学员和该教导队送到青训班学习的青年军官,都能忠诚、机智、独立自主的开展抗日宣传与组织工作。大规模内战开始后,这支爱国武装能够奋然起义走向革命,青训班在其中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的。
  (三)青训班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展青年运动的一种形式,又同时推动着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
  青训班是西北青救会在民族战争爆发的形势下,按照党对青年团体的要求,努力改变以往青年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尽可能地使自己的工作符合党中央“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的要求,在更加群众性、更加广泛性地组织青年、开展青年运动上迈出的重大步伐。它既吸收知识青年,也重视接收工人和农民青年,对于投奔来的和尚、尼姑也从不拒之门外。它把课外的一切时间都用于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各种有益活动,有学习的,有社会公益劳动的;也配合政治形势,经常举行政治的、体育的、娱乐的群众集会。第一期开学不久,宁波活动剧团到来,青训班举行了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会,南北两地的青年抗日救亡志士为共同的目标而相互激励;鲁迅逝世一周年,青训班举行的悲壮严肃的纪念活动,不仅学员深受教育,连在田野劳动的数百个农民也停下活,对着鲁迅遗像低头默哀。从创办到结束,青训班紧密地围绕抗战这个总任务,在民族的、国际的重大节日和纪念日,在政治和战争形势发生变化的各个时期,都首先带领自己的学员,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向国内外发表自己的见解,表示自己的态度。学员中除了学生会外,还有各省同学分会、青救会、民先队、抗协以及各种研究会等群众组织,并进行各自的活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以后,基本上是学生总会组织活动)。
  陈云同志担任中央青委书记后,曾明确指示青训班“要向全国撒种子”,以推动整个青年运动的更大发展。青训班一方面通过西青救西安办事处,不断地把学员派向抗日战争最需要的地方,自己也直接分配学员到陕西关中各县去发展建立青救会组织。“一九三九年二月,沿渭河以北、陇海铁路都已有青救会组织,有会员二千五百左右”⒀。赴晋东南和晋察冀战区的六个战地工作团的二百多名青训班学员,被分散在若干个县、区的地方政府中协助开展民众运动,组织青救会、建立儿童团。在沁县的战工团员,仿效自己母校的作法,针对基层的抗日团体干部缺、水平低的情况,举办战时短期训练班。协助晋城县青救会工作的战工团员,根据当时紧急备战的要求,还把办战时短期青训班与备战工作密切结合起来,训练对象既有区,村的青年干部和儿童团长,也有炼铁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三百余名骨干分子训练回去后,发展了大批青救会员,组织青年参加民兵担架队,开创了战区青年工作的新局面。“一九三九年七月,晋察冀边区就有青救会员二十二万人(内有儿童十二万);晋东南有会员三十万(包括儿童)。”⒁西北青救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对青训班在推动抗日青年统一战线运动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安吴青训班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与特点,摸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一)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与三大作风,处处用共产党人的言行以身示范,向青年传播党的思想、路线和主张,扩大党的影响。无论政治、地理环境还是受训人员情况,与当时我边区根据地同类性质的学校相比,青训班都有其特殊的困难与特点,因此它要求自己的一切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优秀的品质和刻苦顽强的精神。它开设的理论性课程,不是讲空泛的道理,而是用现实生活与斗争中最生动最真切的事实进行通俗的讲解。由于战争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限制,经费来源和物资供给相当困难。从于右任先生的农场到云阳镇破庙,以致最后落脚的安吴堡地主庭院,干部和学员都是席草而卧,席地而坐,草帘挡风,露天上课;吃的是大锅菜,有时连最低标准也供应不上。后勤工作的同志,为了节约,开动脑筋进行创造性劳动,把灶心升高,煤火集中于锅中心,菜只烧到一熟即可,这样既省炭又不减少量。购买文具纸张要花很多钱,他们买来染衣服颜料自制红蓝墨水,教给学员制作沙盘代替纸张。为了减轻边区政府负担,青训班组织学员到淳化县亮马台开荒种地办农场,在安吴堡背后的嵯峨山上种菜。在这些生活的和劳动的每一个环节上,班部和连队干部总是身先士卒,做出表率。
  依靠群众,同当地群众建立鱼水般的关系是青训班的一贯作风。一九三八年春在健全组织机构时,就增设了地方工作科,协助当地行政组织发动群众和维护治安,整修道路疏通交通等。政工人员和学生会经常组织学员帮助缺少劳力的群众担水扫除,慰问烈军属(包括国民党军人家属)。干部、学员严格地执行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在最后撤离时也没有忘记向群众归还借物、赔偿损失、清扫古堡卫生。难怪安吴堡的群众象送别自己的亲人一般,流着热泪,捧上鸡蛋和蒸馍。
  青训班的好风气还在于领导干部虚心谦和、平易近人和关心他人的模范行为。主任、副主任常是自己打钟自己讲课,夜间给执勤的“哨兵”披衣御寒;工作人员或是学员有了疑难问题,都可以找上级干部自由谈心,彼此倾心置腹,畅所欲言。整个青训班呈现出一片朝气蓬勃、团结活泼的政治气氛。青年们正是从他们身边的干部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员的形象和了解共产党的。一些因谣言蛊惑对共产党有怀疑或偏见的,一时适应不了艰苦生活而情绪不安的人,被眼前活生生的人和事所触动,从而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成为这个青年大家庭中新的积极成员。因此,尽管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陕西的顽固势力给通往安吴堡的主要交通沿线增设关卡,进行拦截诱骗乃至绑架,但是众多的青年依然冒着危险找到青训班来。
  (二)尊重知识,大胆用人,勇于探索,教学相长。青训班既是在特定环境、特定形势下团结和组织青年的一种实验,它的训练教材、教学计划、机构设置等等,都不是照搬现成的东西,而是依靠全体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带头)坚持在实践中学习、探索、总结、提高。各级干部都非常重视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和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大家自觉地坚持自学。每晚九点到深夜,上上下下的干部无一不在刻苦攻读,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化去做好知识青年的工作。学员中人才济济,人事工作部门和连队干部会很快从各种活动中发现他们,举荐他们在各个岗位上扬其所长,发挥作用。后来的一些教员都是从学员中选拔上来的。两年半中,从学员中选拔上来的干部占整个训练班工作人员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提高青年干部水平,教务处设了研究室,还选择了一批青年工作骨干组建了研究班。
  发展革命事业需要具有各种专长的知识青年,搞好青年工作更需要能歌善舞会写会画的众多人才。青训班正是基于此点,在扩大发展的阶段,即着手将具有专长的知识青年组编成艺术连,还编制了干部连、儿童连、佛教连,成立了“孩子剧团”、“抗战剧团”,既实行统一的训练,又在专业上提供实践机会,使其艺术才能得到提高。青训班在培养人才方面是有其特殊贡献的。今天还健在的青训班干部和学员,许多人都已是党政军领导骨干或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事业上的专家学者。他们在相聚之时回首自己的战斗历程,无不认为安吴青训班给他们奠定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三)正确地看待知识分子,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青训班学员以青年学生为主要成份,而学生中又有出身和来历的不同。如何正确地看待出身官僚地主、资本家、社会上层人士以及国民党要员家庭中的知识青年;怎样认识他们的弱点,发现他们身上最宝贵的光华;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准确地认识一个人,并给予公正评价与应有信任,不仅需要高度的革命热情和政策观念,而且要有胆识。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复杂环境里,青训班始终认真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议程,第三期时就注意在学员中培养积极分子并开始少量地发展党员。一九三八年三月,党中央作出积极稳妥地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决定后,便比较放手地、大胆而稳妥地在青年学生和工人、农民学员中接收党员,也在佛教连中进行发展工作。接收新党员的各项工作虽然是秘密的,但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面却是比较大的。两年多共接收了上千名优秀青年入党,为我们党输送了新鲜血液,因此曾受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的赞扬。
  安吴青训班,以它正确的思想路线与灵活的工作方法,以它的特殊地位与贡献,成为一所抗日青年的革命熔炉,在中国青年运动中的功绩永垂史册。
  
  (柳清群执笔)
  (载自《安吴古堡的钟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月出版)
  ①共青团改造后,为适应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新任务需要而建立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在一九三七年四月西北青救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全国青救会成立之前,以它作为现有青年抗日救国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
  ②系累计数。包括十四期中组编的连(队)数。
  ③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新中华报》冯文彬关于省党部命今解散十三团体事件的谈话。“抗协”是国民党的青年组织。
  ④青救丛书之五《西青救与青训班》第9页。
  ⑤青救丛书之五《西青救与青训班》第19页。
  ⑥《中国青运文选》(一九四○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印。题词时间还待进一步考证。本文以冯文彬、刘瑞龙、陈宇、朱致平,屈志统等多数老同志回忆的时间为依据。
  ⑦青救丛书之二《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第190页。
  ⑧青救丛书之五《西青救与青训班》第23页。
  ⑨青救丛书之五《西青救与青训班》第23页。
  ⑩俱乐部性质的活动室。
  ⑾青救丛书之五《西青救与青训班》第9页。
  ⑿青救丛书之五《西青救与青训班》第24页。
  ⒀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陕西省青委《两年来的陕西青年运动及其发展》总结报告。
  ⒁冯文彬在西北青救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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