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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五十年代广州市企业团组织在生产建设中开展青年独立活动的回顾
 
谢日平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五十年代,广州市企业团组织,发动广大团员和青年职工,积极投人增产节约运动,开展适应青年特点的青年班、组、青年监督岗、青年突击队、青年突击能手活动(以下简称班、组、岗、队、手)为社会主义建设建功立业,涌现出许多青年先进集体和个人,“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超先进”的热潮蓬勃发展,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主要是回顾这一时期我市企业青年班、组、岗、队、手在发展生产中的作用,“以史育人”,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企业团组织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生产独立活动提供经验教训。①
  一、企业的青年生产独立活动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生产独立活动的历史背景,是我国在1952年基本完成社会民主改革之后,1953年开始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阶段,客观要求广大青年在经济建设事业中发挥先锋突击作用,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奋斗。而在当时我市共青团在工交企业的基层组织,经过建团后在思想觉悟和组织建设方面已有一定的基础。几年来,在恢复和发展生产过程中,广大团员和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协助行政,配合工会,积极投入增产节约运动,制定个人生产保证条件,学习和推广郝建秀、王崇伦、马恒昌小组等先进经验,参加技术革新,突破各项生产指标,创造新的劳动定额,都做了大量工作,涌现了不少先进模范事迹和先进生产工作者,青年生产独立活动就是既适合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又适合青年特点的必然产物。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全国二大主席团成员时发表了《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的重要谈话。指出“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团市委学习和传达了这一指示,受到极大的鼓舞,对解除被批判所谓“曾犯有先锋主义闹独立性的错误”的种种顾虑,有极重要的作用。
  (一)由点开展,发挥示范作用。
  全国是在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青年团北京市委关于青年突击队工作给中共北京市委的报告开始的。中央批示要求各地党委认真研究,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重点地稳步建立推广青年突击队的经验。1954年1月北京建设苏联展览馆,由18名团员建立了青年木工队,突击3小时完成7小时任务。北京市的经验和中共中央的批示,使广州团市委和各级团委领导的思想,有进一步的提高。1954年底,广州造纸厂成品车间,团组织帮助12位包装女青工,为突击完成当年新闻纸中的平板纸选纸和包装任务而成立青年突击队,她们将原来很难完成的全年任务的生产量提前20天完成了。因而受到来厂参观的市委第一书记何伟同志表扬。基建战线是在1954年底建设苏联展览馆时,组织了黄标才木工突击队和瓦工刘福如突击队开始的。团市委及时总结了这些经验,向广大工交基建企业团组织介绍,说明青年突击队既可组织广大团员和青年积极参加劳动竞赛,发挥青年朝气蓬勃的开拓精神和突击作用,也是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效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之一,它是具有生命力和凝聚力的,青年以能参加突击队为荣,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心都大为增强,因此,只要生产建设需要和青年职工要求自愿参加,都可以在全市工交基建企业推广。
  (二)由点到面,在各行各业全面开展,形成促进增产节约运动、发展生产的生力军。
  从1954年底到1956年,团市委通过各种会议、互相到现场观摩,在各区各工交企业团委培养典型,抓住重点,由点到面,宣传和推广了青年班、组、突击队、节约队、青年监督岗、突击手的经验,明确指出,只要生产需要,明确突击方向和目标,又有一定的骨干,都可以运用这一适合青年特点的形式,调动广大青年职工的积极性,各级团委在统一了思想的基础上,将这一工作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加强了领导。因此,这一两年青年班组和突击队发展得很迅猛,1955年底,工业系统的青年班组已发展到482个,13000青年参加;商业系统有335个6184人参加,团市委在56年1月2日召开了全市的工商业青年班、组、岗、队、手的积极分子会议,号召迅速而健康地开展青年生产独立活动。1956年5月29日,毛主席视察了广州造纸厂,并在磨木车间接见了团支部书记区润甜,毛主席指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要注意点滴节约,充分利用木材;要多培养工人阶级的技术力量。”毛主席的指示,极大地激发了广大青年的劳动热情和增产节约的积极性。广州通用机器厂青年下料工原照辉提出合理使用原材料的建议,从1956年2月至3月,全组节约钢材22吨,成为全市青年班组先进的典型之一。到1956年8月召开市第二次团代会时,青年班组已发展到600多个,青年监督岗200多个,广州日报还在头版头条介绍了青年班组的发展和作用。而到1958年底为第二届全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献礼时,已达2000多个。1958年2月26日曾在中山纪念堂召开过有青年班、组、岗、队、手代表1900人参加的促进我市生产高潮大会,市委工业书记之一的梁湘到会讲话,团市委书记谭卓芬对青年突击队提出了表彰和要求。会议表扬了创造2195天安全运转的最高记录的西村电厂电气青年甲班和创造安全运转304天最高记录的广州水泥厂第三号青年窑。
  经过两年的实践,共青团在工交战线的许多基层组织,在发挥青年班、组、岗、队、手作用的过程中,逐步深刻认识到,青年班、组、岗、队、手确是青年职工积极参加增产节约,在生产建设中发挥其先锋作用,在急、难、险、重、新的任务中发挥了突击作用,从而推动劳动竞赛的进一步高涨,团结教育青年职工的有效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之一。不少党政领导和工会反映:青年班、组和突击队在改进青年职工的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突破劳动定额;加强薄弱环节,保证完成紧急任务,开展义务劳动等方面成绩是显著的。例如在1957年,全市有34支青年节约队,计有广州水泥厂、广州铁路局营业所等单位,在二个月内共收拾废旧钢铁金属零件83吨,价值6万多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团组织是怎样巩固与提高青年生产独立活动的
  (一)开展同工种的青年班、组、突击队之间的竞赛。
  1956年8月第二次市团代会后,由于全市青年突击队涌现,它们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比、学、赶、帮、超”的生产运动中,迫切要求开展同行业、同工种之间的竞赛,团市委及时抓住机遇,适应形势的发展,开展和组织了多个同工种竞赛活动。1956年5月11日,团市委发出了全市开展同工种青年班组竞赛的决定,并设立了15面流动红旗,每年进行一次评比。例如广州通用机器厂张汉明炼钢突击队与同一车间的另两个班、组竞赛,你追我赶,互相学习,青年班、组13次打破了炼钢的记录,他们的三吨钢炉从每炼一炉钢4小时降至1小时39分,成为“不断创新”的旗帜。广州造纸厂化浆车间蒸煮工段谢裕颖青年班,从蒸煮一锅化学木浆需4小时降至2时50分,每年为国家多创造100万元以上的财富,打破了世界造纸权威加拿大专家必须4小时蒸煮一锅(100立方米)的记录,受到国家轻工业部的通报表扬。1958年,同工种的青年班、组、突击队的竞赛更在基建企业蓬勃开展。在建筑行业的32个青年突击队(班)包括瓦工、铁工、木工、棚工、土方工、混凝土工开展了同工种的竞赛。他们在我市完成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中,发挥了先锋作用。纺织行业的同工种竞赛,也蓬蓬勃勃地开展。例如全新针织厂熨衣青年班,以凌惠款为代表,不断创造生产新记录,从1954年到1958年,年年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从日产30打提高到90打,还打破了日产102打的新记录。1956年全市266个青年节约队开展节约的竞赛,举行了11次义务劳动,就为国家捡回9700多元废旧材料。
  (二)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社会主义竞赛热潮。
  第一是在1956年4月25日,广州通用机器厂铆焊车间原照辉青年下料小组、广州造纸厂磨木车间青年庚组等6个小组联名,向全市工厂企业的青年发出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倡议书。5月20日,广州489个青年班、组和突击队共同签订了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协议书。
  第二是1958年,由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青年班、组、突击队的优秀代表张汉明、谢裕颖、凌惠款几个带头,向全市青年班、组发出倡议,并将他们的业绩向市委报喜。市委第一书记王德接见了他们,并勉励他们,创造更好的新成绩,为社会主义立功。随后,在1958年至1959年初,全市青年班、组、岗、队、手为社会主义立功纷纷发起倡议和挑战。全新针织厂织布青年和装载青年向全市针织行业挑战,南方、利工民针织厂的青年马上响应并反挑战。10个公共汽车司乘青年向全市公共汽车司乘员提出在驾驶技术、行车安全、节约用油、服务质量、消灭漏售和不过站行驶等方面的倡议,立即得到全市公共汽车司乘人员的响应。
  第三是团市委及时表扬和命名了一批先进青年班、组、岗、队、手。例如在商业战线,1955年的全市363名先进工作者中,就有154名(占总数42.48%)的先进青年炊事员、营业员、服务员。团市委在1956年5月4日,及时地表彰了这些优秀人物。工交基建系统中,有204名青年先进职工被命名为青年生产突击手,有211个青年占多数的班组命名为先进青年班组队。
  (三)广大青年班、组、突击队的青年在争当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中,提高了思想觉悟,广泛地学习和发扬了“见荣誉就让,见困难就上,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的崇高风格。1955年9月20日至28日,第一次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召开;1958年11月21日至12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全国、全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召开前后,我市广大工交企业青年班、组、岗、队、手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立功活动。例如广州铁路局青年调度员黄铿铭,认真学习了苏联苏德尼学夫的综合调度法,推行了计划调度经验,在1955年7月至1956年1月25日止共组织了超车轴259个列车,超轴53639吨,共防止了机外停车415次,受到广州铁路局的通报表扬。广州造纸厂青年基建技术员黄汉荣5年共提合理化建议57件,被采纳了34件,为国家节约96134元,成为全市先进技术员的代表。在1956年4月6日,被团市委命名为广州市青年生产突击手。在我市召开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前,工交、基建企业团组织,发动广大青年班、组、岗、队、手为社会主义建功立业,取得了较优异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广大青年在技术革新中创造新项目155个,改进操作方法1878项,改进工具1856项,改进设备2467项,提出了合理化建议25216项,试制成功新产品525项,代用品341项,改进配方82项。这些都是同青年突击队活动分不开的。1959年4月,团中央组织了全国青年工人先进经验观摩团(共58人)到各地介绍和推广先进经验。团市委十分重视这一工作,认为乘这一东风可以更好推动我市青年在增产节约运动和推动学习先进的热潮中发挥更大作用。代表团在湖南活动时,即派秘书长前往迎接,做好准备工作。代表团莅穗后,即召开大型的经验介绍会。以后,又在机电、纺织、建筑、直属大厂等各行各业分门别类对口传播经验,使全市工交企业青年提高了觉悟,树立了榜样,交流了经验,开阔了眼界,克服了自满,鼓舞了斗志,发起了倡议,为争取当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建功立业。全市工业总产值到五十年代末达24.50亿元,为解放初期2.92亿元的8倍,这同广大青年与青年班、组、岗、队、手独立活动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成效,是在生产实践中,培养教育了青年职工,许多青年职工在不断的生产实践中提高了觉悟,在学习中成才,1957年1月1日公私合营后,广州市各级领导就任命了100名青年厂长。例如邓湛,以前是东洲电筒厂团支书,被任命为国光广播器材厂厂长,就是典型的例子。
  (四)组织广大青年班、组、岗、队、手学文化、学技术,发挥他们在学习中的先锋作用。
  由于企业团员和青年,在多数行业(除纺织行业外)中所处的生产地位和文化、技术水平,决定了他们必须学文化、学技术、学管理。只有学习,才能提高发展生产的本领。早在1953年10月23日,团市委经过调查研究,向市委报告中就提出:“青年群众迫切要求学习技术,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企业中训练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报告中分析了青工技术的状况,在全市24万工人中,青工达8万3千人,占34.66%。在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较主要的27个企业中,工人18977人,青工达9000人,占46%,在部分企业中,如纺织、烟业、电业则达60%以上,而技术水平较低,在588个青工中,高级工仅有33人,占5.61%,四级工以下达555人,占94.38%,学徒达271人。广州造纸厂青工技术等级只有2.2级,广州发电厂为3.4级。显然,这样的技术水平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是极不相称的。五十年代团组织,早期是以师徒合同、技术互相合作的形式组织学习,以后,在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团组织为了更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青年班、组、岗、队、手的团员和青年学习,许多单位都配合工会制定了培训计划,举办业余文化和技术学习班、技术讲座、现场观摩、组织技术表演赛等形式,从理论和实际操作上提高广大团员青年,特别是青年班、组、岗、队、手的文化、技术水平。
  三、若干经验与教训
  党的“十五大”和新党章都明确指出:“党要坚决支持共青团根据广大青年的特点和需要,生动活泼地、富于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充分发挥团的突击队和联系广大青年的桥梁作用”。现今,五十年代共青团开展青年生产中的独立活动的经验和教训,仍然有借鉴价值。
  (一)五十年代广州市工交企业青年班、组、岗、队、手是一项既有利于发展生产,又从青年特点出发的独立活动。青年的特点是积极学习,接受新鲜事物快,最少保守思想,在生产和各项工作中能够发挥突击作用,是一支最积极最活跃的力量。实践说明:只要共青团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正确选择突击方向,善于引导,青年班、组、岗、队、手不仅可以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突击作用,而且,在生产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成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广大青年一代的有效形式和方法。
  (二)共青团组织对青年班、组、岗、队、手必须要坚持正面教育,循循善诱,提高技术,开展技术革新,学习和推广先进科学和先进经验,苦干加巧干,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要重视培训骨干,发扬谦虚谨慎、学习向上、不怕艰苦、不怕困难、助人为乐等优良作风,既要学习别人的先进思想和先进技术,又要将自己的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传授给别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青年班、组、岗、队、手广大成员的整体素质。
  (三)青年班、组、岗、队、手的活动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必须得到党、政、工各级领导和成老年职工的支持帮助。在党和行政需要自己发挥作用的地方,作为突击方向,对生产建设中的难点、重点问题,敢作敢为、努力实践;但又要量力而为,立足本岗位,避免盲目性,从实际出发,防止急躁情绪,注意劳逸结合,遵守法纪,只抓形式不抓实效的做法是不对的。50年代末期“大跃进”中,青年班、组、突击队曾受到追求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的影响,出现盲目性,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创造新记录和高指标,对生产造成不良后果,也挫伤了青年突击队和队员的积极性,应当引以为戒。②
  
  (重改于1998年12月27日,第四次脱稿)
  (载自《广州青运史资料与研究》2000年第三期)
  ①本文材料的来源:一是基本上都是本人的亲身经历。我在1950年2月起任团市工委企业团委委员,1951年5月任团市工委青工部秘书,1952年5月市委青委会任命为青工部副部长;1953年12月中共广州市委任命为国营广州造纸厂团委书记;1956年起任团市委青工部部长;1956年9月团广州二大后任中共广州市委青委委员,团市委常委、秘书长。但青委、常委分工仍负责青工工作至1959年5月。因此对五十年代企业团工作的全过程,有较全面和具体的了解;二是本文曾在两次座谈会上征求过五十年代先后任团市委青工部部长的钟锦全、吕宝琅和刘道崇、陈柱雄、刘尧、赵曼珠等同志的意见,这些同志都是当事人;三是从五十年代团市委的有关档案材料记述和《广州青年报》曾刊登过的,故不再一一引述出处。
  ②本文已基本上不采用大跃进以后的具体数字和材料,以免受当时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错误影响文章材料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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