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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照片
 
1919年1月,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美、法等27个战胜国(包括中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不顾中国代表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上给日本。图为“巴黎和会”开会情形。
 
 
为反对“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北京爱国学生三千余人,在1919年5月4日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在天安门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图为北京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
 
 
 
  团史研究
 
 
邓小平共青团工作思想研究
 
郑洸 李晨
 
中国共青团网  www.gqt.org.cn   2007年04月14日
 

  邓小平同志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一贯十分关心和重视青年的成长进步和共青团工作。在50年代至60年代,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直接领导共青团工作期间,曾对社会主义时期如何做好共青团工作发表过许多讲话,作了精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思想。他的这些思想和论述,不仅是对研究我国青年运动的历史、总结我国青年运动的规律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生动、深入地开展青年工作,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实现共青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重要指针。
  本文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邓小平同志有关共青团工作的几个重要思想,进行一些探讨和研究,并联系我国青年工作实际谈些粗浅认识和体会。
  共青团要坚持党的领导
  共青团要坚持党的领导。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共青团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他的一贯思想。他的这个思想讲得最多、最集中的时候是1957年前后。当时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一连串事件,首先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批判和否定了斯大林,接着便是波匈事件,在国际共运史上出现了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人民中间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有些人借此机会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对党的领导进行诋毁和否定。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欧洲现在有一股风,不敢讲党的领导,好象讲了就输了理似的。”①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不久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怀疑和挑战,并提出一系列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和方针。与此同时,在国内普遍进行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教育。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同志反复讲党的领导问题,体现了他对共青团干部的热情关怀和严格要求,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思想观点:
  1.集中地强调了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即坚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根本和关键的问题。1958年7月12日在党中央书记处研究团的工作的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根本问题就是党,党是无产阶级最高的组织形式”,“永远不变的是党,共产党是领袖”,“党领导一切,是一切问题根本的根本。”并联系青年团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诫大家:“在青年团的历史上也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青年团要犯原则性的错误,就是这一条……”“关键问题只有一个,党。……这个道理要永远讲,直到党、团消亡了的时候为止。”在这里,邓小平同志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阐明了团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从理论上讲,党是无产阶级最高的组织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一个根本原理。党不是无产阶级的唯一组织,无产阶级为了顺利地进行斗争还要建立各种组织,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等。无产阶级的组织这样多,怎样去实现统一领导,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才具备一切条件作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还告诉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的集合点,这些先进分子与无产阶级的其它组织有密切联系而且经常领导他们。党有必要的经验,充分的权威,能够把无产阶级的其他组织的领导集中起来,并使这些组织在自己工作中自愿接受党的政治领导。根据这个原理,共青团作为无产阶级的一个组织形式,当然不能例外要坚持和维护无产阶级最高的组织形式——共产党的领导。可见邓小平同志在这里要求共青团要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问题。关于共青团的历史经验教训,正如任弼时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在大革命末期,青年团反陈独秀机会主义中产生出的对党不够尊重,形成了青年团的先锋主义的第二党的偏向。后来在土地革命时期中,这种偏向在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之下曾有过某种程度的发展。”任弼时同志指出的先锋主义的第二党就是脱离党的领导,甚至要代替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不能允许的,也是一种极其错误而危险的倾向,当然受到了批判和纠正。邓小平同志在共青团三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又重申这个历史教训,是告诫全团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因为当时共青团虽然在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积极带领广大青年投身社会主义各项建设的主导方面是好的,也是有成绩的,但是,在个别人中、在团的局部问题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党的领导的思想和表现。正象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青年团与党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是在党的领导下做工作的,只是有些观点,有些想法不妥当,但那只是部分的问题。”“当然不是说你们现在已经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而是说有了一些苗头,赶快打了招呼,赶快提起注意,我看是好的,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不加以注意,让它发展起来,问题的性质就不同了。”②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坚持党的领导是共青团工作根本的根本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今天,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为了实现党的第二步战略目标,防止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的根本的思想,对共青团乃至我们的整个工作来说尤其重要。
  2.共青团应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即要坚持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系统领导为辅的原则。他指出:“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同级党委的领导。离开了同级党委,还有什么党的领导。”③关于系统领导及其如何与同级党委领导相结合,邓小平同志说:“总的方向,党中央搞了,你们青年团不要管了。但是,全国青年总有动向,总有一个共同性的问题吧,那你们要管。”④“团的工作无非两部分,一是参加全党全国范围内的各种工作,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努力奋斗;一是属于青年团本身的特殊性质的工作,青年团应该有自己的系统领导。”“所谓系统领导,比如团中央发一个指示,各级团委在具体执行中还要跟同级党委商量,同级党委根据当地条件,什么时候做,如何做,统一加以安排。这样,就把团的系统领导和党的统一领导结合起来了。”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同级领导为主,系统领导为辅”的原则,既是对我们党多年来领导共青团工作的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党团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实际应用和发展。同级党委为主,主要是讲在实施党的领导中团组织系统与同级党委的主次位置,党对共青团领导权的归属问题,是与系统领导相对而言的。它不是不需要系统领导,实际上也不可能没有系统领导,因为失去了系统领导,就失去了全团的统一性,失去了团的整体战斗力和存在的价值。系统领导为辅,对共青团本身来说,这是领导方法问题,又是组织领导原则问题,它要求团的上级领导机关,在实施全团总体工作布署时,要允许基层团委根据本地党委的意见,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实践证明,这种领导管理办法,是坚持和保证党对共青团领导的一种极其有效的形式,也完全符合共青团工作的实际。在多年的共青团工作中,我们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这种领导体制日益完善,使党的领导在共青团工作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3.用团和党是“穿连裆裤子”的这样一个极其通俗而又精辟的比喻,说明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在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中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从党团这种特殊关系上来论述保证党的领导的客观必要性。邓小平同志说:“党现在是执政党,团也是执政党的助手,它和党是‘穿连档裤子’的。”⑥团是党的忠实助手,这是团的性质决定的。作为助手的共青团,在党执政中毫无疑问地应发挥助手作用,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和积极宣传者,带领青年为实现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而努力奋斗,并坚决维护党在国家的领导地位。党团的这种生死与共的亲密关系是客观的历史条件形成的。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已经把党的命运同团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正象邓小平同志讲的那样:“青年团总不能离开共产党,并且应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青年团许多东西是同党有关系的,有许多东西主要是来自党的。”⑦党与团这种在长期考验中形成的“同荣辱,共存亡”的关系是共青团区别于其它群众组织的最显著的特点,这不仅是团的先进性决定的,更主要的是团与党的纲领、宗旨及最终目标上也完全一致。我们共青团的每个干部和广大团员在重温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时,应自觉地认识到党团这种特殊关系,时刻维护党的领导,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共青团要当好党的助手
共青团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发挥党的助手作用,这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各级团组织多年来一直在探讨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卓识,从党团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提出团的助手作用要重点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去发挥:
  1.要教育青年永远跟党走。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共青团工作的重要要求,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从思想上说,它要求团的组织不断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对青年进行国情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使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和维护党的领导。从行动上说,它要求团的组织带领青年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党的任务和最终目标而奋斗,在当前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尤其要带领青年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八五”计划和10年规划的宏伟任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功立业。从培养接班人的高度来看,青年永远跟党走,这是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百年大计,也是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百年大计。从共青团的职能和目的角度来看,它是团的一切工作的归宿和落脚点,也是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永远”二字表明了教育青年跟党走是共青团的千秋大业,也是团的思想工作的核心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教育青年自觉响应党的号召,接受党的领导,永远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努力把青年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2.要经常把青年温度的高低告诉给党。邓小平同志围绕这个问题,讲过这样一段话:“在党的领导下,有些事情要由党做,有的要由青年团做,有的由政府做。过去毛病在什么地方呢?平时大家只是等消息,好多事情不是不知道,但是就是没有一些人从各自的角度来考虑一些问题,提出一些问题,比如学生问题,工人问题,农民问题都是如此。本来有些在酝酿当中能够解决,也容易解决,结果就反映不上来,或者马马虎虎当作一般性问题,所以,团要经常把青年温度的高低告诉给党,……所谓助手作用也主要是这个问题。”⑧邓小平同志从及时反映青年情况的重要性的角度,比较具体地指出了团在当好党的助手方面的一个重要作用。所谓“青年温度”的高低,指的是青年对党和政府的意见要求;对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问题的看法;青年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动态,思想情绪,思想苗头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共青团应经常对这些问题进行真实细致的调查,作出准确切实的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及时地反映和报告给党。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就是:一要坚持经常。我们往往容易出现反映情况不够经常的毛病,一般在青年出了问题的时候才去调查研究,平时对青年中的思想动态的东西掌握得不够,了解得不深。二是反映问题要全面。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尤其要敢于反映青年中比较尖锐的有不同见解的问题,不能避重就轻。三是要如实反映情况。这一点非常重要。邓小平同志在强调这个问题时说:“青年团要代表和反映青年的要求。反映,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反映出来;代表,就要分析一下。你们搞这一行的同志要研究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⑨我们应当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要求,正确地掌握代表和反映青年意见的原则,采取正确的措施和政策,发挥好代表反映青年意见的桥梁纽带作用。
  3.要提倡按一定的组织原则给党提意见和建议,帮助党揭露和消除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思想充分体现在他主持修改的党的“八大”章程“党同共青团的关系”那一章中。这一章是这样规定的:在发展生产,改进工作,揭露和消除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斗争中,青年团组织应当给党以有力的帮助,并且有责任向有关的党组织提出建议。邓小平同志在鼓励团的干部要给党提意见时说,“团对党是可以提意见的,这是合法的,不是搞非法活动,是按照党章办事。”又说,“至于批评党的工作的那些方面,可不可以提?可以。为什么不可以?这次(指1962年7月召开的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还没有,大家还不敢讲。可以讲嘛,讲了不要怕。有意见就应该提,我们应该提倡。”⑩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党,它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私利可图,它光明正大,无私无畏,历来都是敢于面对现实,自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欢迎批评和意见,这是党的无产阶级品格的表现,也是光荣传统。当然,向党提意见,这里也有个组织原则的问题,要求我们团干部要正确处理提意见与服从领导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不能因为意见有了分歧,就可以不服从党委的领导,你有意见可以反映到省委书记处,常委会,也可以反映到团中央,可以反映到党中央,但如果党不允许你干,你自己硬干了是不好的。”(11)“在一般情况下,还是要按照组织原则办事。作为一个助手,如果和党委有意见分歧,必须向上级组织反映,毫不马虎,这才是好的助手,我们要提倡这样做。”(12)可见邓小平同志已经把能否正确地给党提意见,帮助党克服缺点和错误,提到衡量共青团是不是一个好的助手的高度,我们应当认清共青团组织在这方面的使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共青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工作都要抓得紧一点,严一点
  关于党团组织和思想都要搞得紧一点,严一点,这是毛泽东同志针对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波匈事件和西欧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这个历史背景,首先向全党提出来的。后来,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2月14日接见全国学联执委会时,又向全团强调了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对毛主席的这个思想十分赞同,曾向团中央和团省市委负责同志多次传达,并加以精辟论述。1957年1月16日,他在对起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大报告的意见中指出:“青年团要接受世界上的经验教训,我们不是没有问题,包括政治、思想、组织问题。毛主席说,方针要搞紧一点。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工作都要抓得紧一点。”同年2月18日,他在接见团省、市委书记谈话时又讲:“毛主席说过,团要搞紧一些。组织和思想都要搞紧一点。”“宽一点的想法是危险的。”后来在同年5月13日,同参加青年团三大的省、市委书记谈话中,再次说:“毛主席在学联执委会议上曾经说到,你们在组织上要搞紧一点,在思想上要搞严一点。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很重要,确实要注意这个问题。”接着又说:“团的组织,可以有两个方针:一是搞紧一点,另一个是把现在2300万团员,再扩充到6000万,可以不可以呢?当然可以,这也是一个方针。有些国家的党都采取这种方针。但这个方针是不好的,对我们的国家来说,不适当。”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指出:“现在有一些不合党、团员条件的人进来了,在政治上确实有种假象,所以我们就不能不慎重一些。因此,我们的组织要紧一点,工作要紧一点,特别是政治思想工作要搞紧一点。……团不同于党,党要更严一点。团不能象党那么严。”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精神,在30年后的今天,联系当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团组织的演变,使我们更加理解和看到了它的重大意义。
  怎样坚持“紧一点,严一点”这个方针呢?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我们认为必须把握住以下几点:
  1.要明确“团不同于党”,“团不能象党那么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团与党的区别,为我们坚持“紧一点,严一点”有了一个原则的尺度。我们必须从团和青年的实际出发去紧去严,不要做得不够,也不要做得过份。
  2.在组织发展上要正确处理好团员与青年的比例,进与出的比例,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等,以便更好地体现团的先进性与群众性的统一。邓小平同志很重视这个问题,他指出:“今后党、团组织都不可避免的还要加多一点,问题是要吸收怎样的人,比例多大,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13)实践经验证明,在宏观上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团员与青年的比例。这个比例不是主观想象出来的,而是从分析青年队伍先进部分的多少得出来的。青年中的先进、中间、落后是变化的,我们要探索这种变化的规律,找出先进部分占全体青年的一般比例数,确定一个幅度,这样就比较科学和符合实际。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过两种不合理的情况:一种是团员占青年的比例过高,70%到80%,主要是学校、机关和工厂;一种是团员占青年比例偏低,不到15%,主要是农村。虽然,城市与农村的政治环境,青年群体结构的政治素质有一定差别,但是,团员过于集中和偏低都是不可取的。过于集中了团员的先进性就体现不出来,偏低了团组织的战斗力和模范作用又难以发挥出来。1965年8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团中央工作汇报时曾经提出25%的比例比较适当,还是30%的比例适当?邓小平同志认为,“恐怕最少得25%。就全国来说,团员占青年的总数30%比较适当。经过教育,分批发展,逐步做到把25~30%的青年吸收入团,形成团结教育青年的核心,这样好,不要使青年始终都入不了团,搞得灰溜溜的。”关于进与出比例,邓小平同志要求进与出平衡。他说,“每年有1/10的团员超龄,如果把团员保持在2000万(1957年初统计)这个数目上,每年则要吸收1/10,200万要进团。”(14)对于数量和质量问题,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总之要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追求数量,要提高质量。”(15)所谓质量,实质上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吸收怎样的人”的问题,这也就是坚持团员的标准和入团的条件问题。我们应当按照正确的组织发展方针,既要慎重发展,又要积极做工作;好组织发展工作。
  3.在政治思想工作上严紧,就是要求共青团要发挥引导青年学习共产主义大学校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指出:“讲教育,就是要讲共产主义教育,这些提法(指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品德,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风格等)没有错,在青年中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永远要说这一条。”(16)他又说:“你们思想工作中的错误不在这里,而在于执行政策问题,政策应当是社会主义。”(17)这里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把思想上的共产主义教育与执行社会主义政策很好地加以区别,既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要相互对立。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各级团组织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现实问题。
  总之,“紧一点,严一点”的思想,既体现了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又体现了我们党的总体建团思想,我们应当结合我国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进一步深入予以研究和贯彻。
  共青团要正确运用组织形式和灵活掌握活动方式
  如何使团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更好地为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如何正确地掌握和运用团的组织形式,这是团的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曾在1956年5月6日对农村青年生产队问题、1957年2月18日接见团省市委书记、1958年7月12日党中央书记处会议上、1959年3月7日接见团的三届四中全会的全体委员,以及1961年10月23日接见共青团工作会议全体同志的讲话中,以如何看待农村青年生产队为例论述了这个问题。事情的起因是:毛泽东主席在1953年6月接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二大主席团时提出,青年团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开展团的独立活动。毛主席讲话后,各级团组织都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探索。在农村,1954年后陆续出现了一些青年生产队,随着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兴起,到1956年青年生产队在全国已有16万个,队员约500多万,建立青年生产队的农业合作社已经占全国的15%。这些青年生产队在合作化的初期起到了示范作用和突击带头作用。但是,这种组织形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特别是青年(强劳动力)单独集中在一起,不能与其他弱劳力、半劳力合理搭配,造成了劳动力的浪费,影响了收入。同时把青年与原有家庭分开,不但给农业社管理上造成了麻烦,也给青年的家庭生活带来了不便。鉴于这种情况,毛主席1956年1月28日,对青年生产队作了批示:“不要普遍建立单独的青年生产队。”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精神,邓小平同志从如何看待青年生产队这个问题出发,对团如何正确掌握和运用青年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问题,作了多次深刻的论述。
  1.为了发挥青年的作用,要有一套适合青年特点的组织形式。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建立这种组织形式是必要的。他指出:“青年是社会中一支积极的力量,集中青年的力量,去起突击作用,去克服困难,去起示范作用和先锋作用,肯定是必要的,是好的。农村青年生产队这种形式,它集中一部分青年,在合作社的生产中去起特殊作用和突击作用的这种办法并没有错。”(18)又说:“我们在工矿、企业、农村等一切工作中,都要注意使用青年这个力量,注意如何使用这个力量,用什么形式和方法使用这个力量,发挥他的突击作用、先锋作用。”(19)在1959年3月接见团的三届四中全会全体委员的谈话时又说:“形式肯定是要的,永远都是要的,青年要发挥先锋和突击作用,总要有一种形式。”邓小平同志这里肯定了一定的组织形式,完全是为了发挥青年的作用,使用好青年这支可贵的社会力量,所以,共青团组织要运用好形式,发挥好青年的作用。
  2.组织形式是完成任务的一种手段,当任务变化了,完成任务的形式和方法也要随之变化,不应该把一种组织形式固定化、绝对化。邓小平同志在关于青年生产队问题的讲话中指出:“青年生产队是完成任务的一种手段,本身不是任务,不能把手段当任务。这,一种形式行,就用这种形式,那一种形式行,就用那一种形式,不行就不用。任何形式是不会长期地、永远地、无条件地存在的。……对任何一种形式都不要把它当成一成不变的东西,我们要经常宣传这个道理。形式的变化是决定于任务的需要。”又说:“某一种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常常在这个阶段是好的,在另一个阶段就有问题了,所以,在对待形式这个问题上,要从整个任务来考虑,从整个合作社的需要来考虑……我们军队里有这个经验,到打仗的时候也采取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比如组织突击队、突击组等……等到把‘关’打开了,仗打完了,突击组、突击队也就不再保留了,这个形式就变换了。历来的毛病常常是由于抓住一个形式死也不放。不问情况的变化,不问需要,一直干下去,就可能出错,因为有些形式今天是完全对的,明天就可能不对了。”1959年3月7日他在接见团的三届四中全会全体委员时还强调:如果把青年生产队这种形式永远保持下去,青年就不起劲了。如果按照任务和要求,千变万化,青年就很喜欢。完成任务后,原来的组织就算了,抓住新的任务,再组织一个。青年就是爱热闹,爱新鲜。经常变换一些组织形式,又是新人,新事,达到新的结果,青年人干起来就会更有味道。总之,形式可以搞一点,但要经常变化,要运用自如。邓小平同志谈到的,手段与任务、形式与需要的关系,以及情况任务变化,形式方法也要随之变化,要从青年特点和实际出发等观点,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我们共青团干部应该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努力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去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3.一切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要防止把一种形式不分情况,不看条件地普遍化。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要防止把一种形式不分场合,不问需要都普遍化时说:“要从实际需要出发,当需要用青年的力量来示范,来带头,来起突击作用的时候,我们就采取这种形式,目的是为着解决问题。但是,要注意不要把一种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普遍化。”(20)邓小平同志还认为要有一些青年单独的形式,但是不要什么都是青年另搞一套,到处都搞,都自成章法。这些意见对我们共青团的工作来说,是很有针对性和指导价值的,因为我们在建立和运用青年组织时,往往容易犯这个毛病,所以,我们每个共青团的干部都要引以为鉴。
  4.要以经常性的形式和与中老年人一道干中发挥作用的形式为主,以突击形式、青年单独干的形式为辅。邓小平同志指出:“形式有两类:一类是经常形式,一类是突击形式。许多工作常常在一个时期当中需要突击形式去解决,但是如果经常形式能够解决问题也就不需要突击形式了。”(21)有时经常性的形式可能要比青年单独干的形式更好,能使青年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那样:“如果青年生产队很活跃,很突出,别的队不活跃,而把青年分散到各个生产队起作用,大家都活跃,哪一种好?应该表扬哪一种?我看还是后种好,应该表扬后一种。”(22)青年单独的活动形式是需要的,但不能把它看成是经常的主要的方法。我们共青团为了更好地组织青年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更好地调动起广大青年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应该正确领会邓小平同志有关共青团组织活动的思想观点及论述,以便正确自觉地掌握和运用青年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
  共青团工作既要生动活泼、轰轰烈烈,又要踏踏实实、深入细致
  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共青团一再强调和倡导的。围绕这个问题,他讲了许多话,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1.青年工作应当生动活泼、热闹、轰轰烈烈,但轰轰烈烈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邓小平同志说,青年工作过去比较喜欢轰轰烈烈。当然,这是调动青年积极性的比较好的方法。(23)又说,青年团应当比党的工作更活泼一些,应当有一些青年喜爱的、活泼的热闹的方式,忽视了这一点是错误的。但是在工作中起决定作用的不在这里,而在于一点一滴的工作,思想工作更是如此。(24)邓小平同志1958年7月12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还讲了一句十分富有哲理的话:“轰轰烈烈是无数人用踏踏实实干出来的。”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思想,对于帮助我们理解轰轰烈烈与踏踏实实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没有无数人踏踏实实的实干,就不能形成轰轰烈烈的局面,而无数人踏踏实实的实干,又需要共青团用青年喜爱的生动活泼的热闹的轰轰烈烈的形式去鼓动和组织。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也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说,“群众路线要采取各种形式,其中包括热闹的形式”,“我们不能否定在某一个时候要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热闹的形式,有这样热闹的形式,才能把一个歪风打下去,才能把一件事情办好。”(25)这些话虽然词藻并不华丽,但却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回顾共青团工作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团结教育千百万青年用踏踏实实的实干精神去创造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的历史。轰轰烈烈与踏踏实实在长期的工作中,已经构成了共青团工作的独特风格,也可以说是共青团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所在。我们应当发扬这个传统,使团的事业在广大团员青年的踏踏实实的奋斗中,更加生动活泼地向前发展,为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2.要转变轰轰烈烈就是工作有成绩的观念,树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都是积肥多少担,植树多少株,造林多少亩,向日葵交了多少担,有那么一些数字就能够表现出成绩。现在用数字表现不出来了,也有一些数字,比如增产了多少粮食,但是,这数字不能在青年工作上表现出来,所以就觉得看不到成绩了。这个问题要讲清楚,今后大量的经常的是一点一滴的工作。思想工作更是如此。共青团的工作要提倡更踏实一些,观念上要改变一下。”他还说,“不要使下面的干部觉得,一轰轰烈烈就是成绩很大,不集中起来轰轰烈烈地搞,就不过瘾。”又说,“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是不是轰轰烈烈就一定好,不那么轰轰烈烈就不好?不一定。”为此,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团的工作好坏,表现在整个青年的思想情况和劳动热情上,无论在工厂和农村都要这么看,在学校里无非也是看学生的思想情况和学习情况。”(26)这里邓小平同志不仅要团的干部改变那种只想集中青年搞轰轰烈烈的事,以为这样就容易看出成绩的工作观念,而且要改变开展团工作的方法。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在今天也仍然值得我们引以为鉴。
  3.提倡做深入的工作,做细致的工作。在1961年10月23日邓小平同志接见共青团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同志时指出,“我们的事业总是要求精雕细刻,没有一样事情不是一点一滴的成绩积累起来的。……归根到底,事情总是所有的人一点一滴地搞成的,这是最根本的。”他说,“我们的群众路线,不是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的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做人的工作。”又说,“做人的工作也好,做各行各业,各方面的工作也好,种庄稼也好,搞工业生产也好,办学校也好,都要做细致的工作。我们要把大量的工作放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一块生活,一块活动,一块说笑话,一块下棋,然后去做工作。一不要党气,二不要团气。”从这里我们可看到,邓小平同志不仅向我们提出了明确要求,而且也指出了具体办法。特别是“不要团气”这一点尤为重要。他对我们共青团干部的殷切期望溢于言表。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还讲了一段很发人深思的话,他说:“现在摆在党和青年团面前的工作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工作不是比过去更好做了,而是更难做了。至少这个阶段是如此。在气象一新、大家都满意、大家高高兴兴的情况下,工作好做;在现在不是那么兴旺的情况下,工作难做。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多做工作,越要做得深入细致。”邓小平同志这段30年前讲的话,我们今天联系现实情况重温它,仍然是那样亲切。我们现在该怎样去做,不是也十分清楚了吗?
  综上所述,是我们对邓小平关于共青团工作一些重要思想的研究和粗浅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抓住了共青团的关键,创造性地回答了共青团工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对我国50年代至60年代共青团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青年工作理论中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应当在青年工作实践中,进一步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加强共青团的理论研究和思想建设,为推动共青团的建设、改革、发展作出贡献。

  (郑洸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李晨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青年研究》杂志主编)
  (载自《中国青年研究》1995年第六期)
①邓小平同志对起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意见(1957年1月16日)问题。
②在1958年7月12日党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团的工作的指示
③在1958年7月12日党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团的工作的指示
④1959年3月7日接见团的三届四中全会全体委员时的讲话
⑤1961年10月23日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⑥1957年5月31日同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团省(市、区)委书记的谈话
⑦1957年5月31日同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团省(市、区)委书记的谈话
⑧1957年5月31日同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团省(市、区)委书记的谈话
⑨1957年2月18日接见青年团省、市委书记时的谈话
⑩1962年7月7日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委员时的谈话
(11)1957年5月31日同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团省(市、区)委书记的谈话
(12)1957年5月31日同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团省(市、区)委书记的谈话
(13)1957年5月31日同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团省(市、区)委书记的谈话
(14)1957年2月18日接见青年团省、市委书记时的谈话
(15)1957年2月18日接见青年团省、市委书记时的谈话
(16)1961年10月17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团中央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17)1961年10月17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团中央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18)1956年5月6日对农村青年生产队问题的讲话
(19)1956月5月6日对农村青年生产队问题的讲话
(20)1956年5月6日对农村青年生产队问题的讲话
(21)1956年5月6日对农村青年生产队问题的讲话
(22)1957年2月18日接见青年团省、市委书记时的谈话
(23)1957年2月18日接见青年团省、市委书记时的谈话
(24)1957年5月31日同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团省(市、区)委书记的谈话
(25)1961年10月23日接见共青团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26)1957年2月18日接见青年团省、市委书记时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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